在古代众多的帝王中，在其生前传位的皇帝为数甚少。其中除极个别的是有意模仿古人、沽名钓誉之外，绝大多数是被迫的。乾隆皇帝是一个特例，他统治清朝60年，使社会达到极盛；85岁高龄之时，又主动举行了传位大典，当上了太上皇。3年以后，方才寿终正寝。
18世纪以前，尼泊尔由关系较为松散的24个部落组成。有一个叫廓尔喀的部落较为强大，它位于尼泊尔的政治、文化中心加德满都的西北。
清王朝建立之后，尼泊尔24个部落中的雅木布、叶楞、库库木三部与清政府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雍正十年（1732年），三部落汗向清政府遣使请安，进贡方物。而此时逐渐强大的廓尔喀部开始向周围部落蚕食扩张。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廓尔喀汗博赤纳喇趁尼泊尔诸部发生内讧之机，发兵向各部征战，武力统一了尼泊尔，建立了新王朝，博赤纳喇自称为国王，定都加德满都。
博赤纳喇死后，他的儿子西噶布尔达尔巴克继承了王位。乾隆四十年（1775年）左右，西噶布尔达尔巴克把王位传给年仅4岁的第五个儿子兰巴哈都尔，因其年幼，由他的叔父巴都尔萨摄政。野心很大的巴都尔萨，在摄政期间极力推行对外扩张政策，邻近尼泊尔的西藏就成了侵略扩张的主要目标。
清朝建立以后，对西藏的控制一直较弱。雍正时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统治虽较以前有所加强，但西藏政务仍处于较为松弛和混乱的状态中，西藏上层内部纷争时有发生。乾隆中叶，廓尔喀不断袭扰西藏边界，而此时西藏内部因争夺遗产发生内乱，这就为廓尔喀的入侵提供了契机。
廓尔喀第一次侵扰西藏，与沙玛尔巴唆使有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五月，为给乾隆帝祝寿，贝当益喜进京，乾隆帝备加礼遇，厚予赏赐，并颁给金册玉印。
贝当益喜东来期间，乾隆帝的赏赐，加上在京王公，蒙古诸部的奉献，达数十万金，宝冠、璎珞、念珠、晶玉钵、镂金袈裟不计其数。这些宝物运回西藏后，均由其胞兄仲巴胡图克图保管。仲巴胡图克图将这些财物据为己有，一点也没有分给他的弟弟沙玛尔巴胡图克图。沙玛尔巴当时居住在廓尔喀，他怀恨在心，便唆使廓尔喀以“商税增额，食盐糅土”为词，派兵侵入后藏。
廓尔喀入侵西藏的主要原因是贸易纠纷。尼泊尔与藏毗邻，“彼此通商，相安已久”，因此尼泊尔货币在西藏流通。廓尔喀征服尼泊尔以后，新币一枚当旧币二枚用，直接损害了西藏的经济利益。格桑嘉措曾提请尼泊尔禁止这种行为，但是廓尔哈不但拒绝，还以西藏官员“妄增税课……盐掺杂质”为由，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六月，派手下头领素喇巴尔达布率军三千，突然进攻西藏，占领了边境上的重地聂拉木、济咙，而后又攻陷了宗喀、萨额等地。驻藏大臣庆麟得知，急忙调集汉藏官兵近五千人予以迎击。乾隆皇帝又先后任命四川总督鄂辉为将军，提督成德为参赞，理藩院侍郎、御前侍卫巴忠为钦差大臣，前往西藏直接指挥前线军务。而此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并不想以武力抗击廓尔喀，以萨迦呼图克图和仲巴呼图克图为首的少数西藏贵族，不顾西藏人民的利益，私下与廓尔喀联系，商量议和之事。当年十二月，巴忠到达西藏之后，对议和一事也采取了支持与纵容的态度，并擅自同意了拟定的议和条件：廓尔喀人人藏贸易，税收减免一半；宗喀、济咙、聂拉木等三处为廓尔喀人往来门户；每年送给廓尔喀岁币一万五千金，以换回被其侵占的聂拉木三处的中国领土。和约议定之后，廓尔喀军退出了中国境内。巴忠奏闻乾隆皇帝：西藏前线之事已了结，而对与廓尔喀私下议和之事却只字未提。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第二次入侵后藏，出兵抢占聂拉木。随后，廓尔喀又出兵占据济咙。此时，沙玛尔巴再次唆使廓尔喀抢掠寺庙，作为藏内违约的补偿。廓尔喀分两路进犯，一路由济咙进口，围攻宗喀；一路由乌咙前进，滋扰定结。八月，乌咙一路廓尔喀兵占领定日，攻宗喀不克，向济咙败退；济咙一路则未遇大的抵抗，很快占据了萨迦庙。廓尔喀兵向日喀则进发，驻防汉兵一百余名坚守十七昼夜。廓尔喀兵占领了扎什伦布寺。九月，扎什伦布寺内供奉器具等被廓尔喀兵抢劫一空，始退往聂拉木、济咙一带。西藏人民遭受了巨大灾难，无数牛羊被劫掠。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月，乾隆帝听到廓尔喀兵再次侵入西藏的消息，下令对廓尔喀贼匪严加惩戒。他命四川总督鄂辉带兵入藏，但鄂辉心存推诿，办事极为不力。十一月，乾隆帝改派福康安为大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大臣，率领索伦兵2000余名从西宁出口进藏，以后又陆续调川兵、藏兵约1.5万名开赴前线；并命四川总督孙士毅、驻藏大臣和琳等负责粮草转运；将鄂辉、成德革职，仍命军前效力。十二月，福康安首先派成德领兵向聂拉木进发，作为偏师。成德带同穆克登额领兵攻克柏甲岭，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收复聂拉木，将廓尔喀大头人呢吗叭噶斯击毙。三月，福康安亲自带兵进剿敌匪，还传谕布鲁克巴、哲孟雄、甲噶尔等王出兵助战。四月，福康安大军自第里浪古起程，五月初七收复擦木，初十克复济咙，十五日攻占热索桥。至此为止，清军将廓尔喀人占领的西藏地方全部收复。
遵照乾隆帝谕示，福康安率领大军继续前进，很快深入廓尔喀境内，先后攻克布鲁克玛、协布钱以及扎木等地，临近噶多地方。清军分作三路，自六月初三发起进攻，经过激战，初九即已抵达雍雅地方。七月，清军发起对噶勒拉山区的进攻。经过噶革拉、堆补木、特帕朗古桥、甲拉古拉、集木集等处七百余里多次战斗，清军虽然最终获胜，但伤亡十分严重，都统台斐英阿、副都统阿满泰、御前侍卫墨尔根、保和、英贵等重要将领均阵亡。经过这一血战，清军逼近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廓尔喀国王遂遣使求和。
廓尔喀国王喇特纳巴都尔最开始听到清军赴藏进讨廓尔喀兵的消息后，曾向清政府请求罢兵，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三月，在福康安统兵进剿前夕喇特纳巴都尔又呈递福康安禀帖一封及金花缎布匹、千里镜等物件，建议停止进兵，福康安“诈妄之言，更不足信”而予以批驳。喇特纳巴都尔还曾遣使前往印度，请求孟加拉东印度公司以武力支援，未有成功。在外援断绝、清军已进抵边界的情况下，廓尔喀始向清政府请罪求和。五月二十八日，喇特纳巴都尔命将上年在聂拉木所掳的汉兵遣送回藏，并呈递福康安及官兵呈帖各一件，请求允准派遣大头人谢罪请降，福康安再次加以拒绝。六月初九，喇特纳巴都尔又将丹津班珠尔及内地兵丁、藏族群众20余人送回清军大营。十八日，还派大头目四人，到清军大营递禀乞降。福康安提出，廓尔喀必须将抢走的扎什伦布寺的所有东西归还，廓尔喀国王及其叔父来清军大营叩头认罪，从前在济咙边界所立大小合同两份一并交出查销等议和条件。七月初八，在清军逼近加德满都的情况下，喇特纳巴都尔派人表示愿意接受福康安所提各项条件。十七日，廓尔喀交出大小合同两份，送出沙玛尔巴骨殖、抢掠扎什伦布的贵重物品以及沙玛尔巴妻女等。
考虑到秋季已临近，若大雪封山，大军难以返回，道路险远、伤耗日增、粮饷不易接济等原因，福康安在乾隆帝授意下决定接受廓尔喀国王乞降。八月初八，喇特纳巴都尔派遣办事大头目噶箕第乌达特塔巴等四人恭赍表文准备前去北京，并备乐工、驯象、番马等物品29种，随表进呈，表示此后永远不敢侵犯边界。十三日，喇特纳巴都尔又派人给清军大营送来水牛、猪羊、食米、果品、酒等慰劳官兵。二十一日，福康安等自帕郎古领兵从廓尔喀境内撤回济咙；九月初三，派遣乾清门侍卫珠尔格阿等人护送廓尔喀贡使自济咙起身前往北京。
在清朝入关之前，厄鲁特蒙古中有一和硕特部迁到青海，其首领固始汗和西藏的宗教领袖合作，在西藏建立了和硕特蒙古与宗教的联合统治。从此，和硕特部贵族在西藏也有相当大的实权，在西藏政务的管理上，西藏上层与和硕特贵族之间常常发生矛盾。康熙五十五年（1706年），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趁西藏内乱，带兵入侵，进行烧杀抢掠，占领拉萨。清政府遂派兵进藏平乱，击败准噶尔。康熙皇帝看到西藏政局长期以来一直不稳定，决定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康熙六十年（1721年）在西藏建立了由四名噶伦（政务官员）组成的地方行政机构，任命西藏贵族康济鼐为首席噶伦。雍正五年（1727年），为争夺西藏的最高统治权，噶伦之间又发生内讧。清政府感到完全依靠当地人统治西藏，政局很难稳定，内讧平息后，清政府在西藏设立了代表中央政府的驻藏大臣，协助和监督地方政权处理政务。但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驻藏大臣与宗教首领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常常为一心欲夺取西藏最高统治权和脱离清政府控制的一些叛乱分子造成可乘之机。乾隆十六年（1751年），为了把西藏政府纳入一个较为正规的管理轨道上来，乾隆皇帝指示四川总督策楞等拟定了一个改革西藏行政的章程，由中央政府批准实施，这个章程就是《西藏善后章程》，共13条。在这个章程中，清政府一方面突出地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寺院集团执政的权力，抑制了权势显赫的贵族势力，使政教双方权力平衡、互相牵制。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清政府组织武装力量击退入侵西藏的廓尔喀之后，乾隆皇帝即刻着手对藏政再一次进行系统、全面的整治与改革。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命军机大臣阿桂、和坤与福康安等人会同宗教领袖共同商议在《西藏善后章程》的基础上，制定一个更完善有效的章程。同年七月，阿桂等人拟出了一百余款的章程草案交与清政府，乾隆皇帝最后裁定为29条，定名为钦定《西藏章程》，下令正式颁布实行。这个《章程》使西藏的政务有了一个更为系统的章程可遵循，是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全面而有力的控制与管辖的体现。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关于驻藏大臣的权限；第二，关于各级官员的任命；第三，建立金奔巴瓶制度，第四，关于外交事务的办理；第五，关于军事驻防；第六，关于财政制度；第七，关于宗教事务。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章程》就西藏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各个方面都作了较完整、系统的规定。《章程》旨在削弱西藏地方行政权力，扩大驻藏大臣的权力，建立一个由中央委任驻藏大臣，驻藏大臣统辖地方政权的垂直的统治系统。通过这个具有西藏地方最高法规性质的《章程》，清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大大加强了。这两个《章程》的制定，也进一步密切了西藏与内地之间诸方面的联系与合作，对促进西藏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