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1994年）
在离开白宫之后的第一个10年里，尼克松初步达到了他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目的，但他并不满足，在下一个阶段，他希望得到更多。他遍访世界各国，频繁会晤外国首脑；他著书撰文，既捍卫已往的成就，也提出新的主张，既缅怀昔日的辉煌，更渴望今朝的奇迹。在很多人看来，福特总统和卡特总统都像是事后诸葛亮，里根总统虽然强悍，却不免僵硬，而尼克松给他们提出的许多建议，则显得“既敏锐清新，又干净利落”，这也正是尼克松能够重返政坛的一个原因。到80年代中期，人们对尼克松有了新的认识，虽然“水门事件”仍然是一道抹不去的痕迹，但尼克松的外交成就日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尼克松的外交才能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扩大交往，增加影响
到80年代中期时，尼克松开始在各种场合出现并受到欢迎，特别是在国外与外国领导人的频繁会面，使他的影响日益增长。例如，1985年9月4日，尼克松到达北京，第五次访华，而且是在他刚刚做了皮肤癌手术3周以后。他再次会晤了已经81岁高龄的邓小平。邓小平向尼克松介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情况，并与他讨论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尼克松在中国已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到大学演讲，颇受欢迎；在城市的街道上，他被人们簇拥。
1985年，尼克松为《外交事务》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这标志着他作为资深外交事务专家的地位得到了确认。他的这篇文章主要是关于美苏关系的，但其中所阐述的一些原则也同样适合中国。如他强烈主张每年都举行两国首脑的高级会谈，通过接触和磋商来防止出现严重分歧、发生武力冲突，而导致共同毁灭。他强调美国的外交政策需要两党协调，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不能有丝毫的松懈①。
尼克松在文章中也谈到了中苏关系，重复了他多年以前就形成的看法，即他最担心10亿中国人既拥有核武器，又对美国怀有敌意。他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尽管这种情况到那时为止还没有出现。他认为另一个危险就是“苏联先发制人地打击和除掉中国的核武库”。这不是眼前的危险，“因为中国还缺乏足以威胁苏联的工业基地的军事能力。但当中国将来发展到具有这种能力时，苏联领导人就会决定最好是在中国成为一个核大国之前打击它”。其实，恐怕这也是美国最担心的。尼克松还强调，任何核大国之间的核战争，都容易“挑起世界大战”，他说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在1969年当苏联有这种意图时，决定与中国和解的原因。他承认，这种可能性在80年代已经减小了。他还说，“欢迎而不是反对苏联和中国在这个方面舒缓紧张关系，符合美国和西方的利益”②。尼克松一直希望利用中国作为对抗苏联扩张的砝码并因此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这一总体思路从未改变。而且，尼克松一方面鼓励中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强大起来，同时，他也害怕中国会“把世界拉入可怕的核战争中”。这种心理上的矛盾和言辞上的混乱正好反映出美国在处理对华政策中始终难以协调的两难。
①Richard Nixon，“Reagan and Gorbachev：Superpower Summitry”，F0rei n Affairs，v. 64 pt.1，1985/86，pp.1 -11.
②Nixon，“Reagan and Gorbachev：Superpower Summitry”，F0rei n Affairs，v. 64 pt. 1，1985/86，p.3.
1986年，尼克松又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并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到莫斯科与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面。这次会见在当时影响很大，可以说是尼克松回到政治舞台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在1986年的一次采访中，尼克松高度评价了中国自1979年以来在改革开放方面取得的成就。他特别提出中国在农业方面有很成功的经验，因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取得独立后都未能解决农业生产的问题，而中国，尽管有10亿人口，可耕种的土地不足，但中国人民不但生产出了足够自己食用的粮食，而且还能部分出口。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将对第三世界国家产生重要影响。他同时敦促美国和中国在更多领域进行合作①。
1988年1月9日，正值尼克松75岁生日之际，他写成了新书《1999：不战而胜》。他自己描述他的这本书是“一生的学习和在外交政策方面亲身实践的产物”②。事实上，它是《真正的战争》和《真正的和平》的继续，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影响当时美国在总统选举年的外交政策辩论。他既反对卡特时期的“超级鸽派”，也批评里根政府中的“超级鹰派”。他把自己看做是中间派，认为美国应当采取一种新的政策，即将威慑、谈判和竞争结合起来的政策。尼克松仍然把苏联看做是世界上邪恶势力的源头，而同时对中国寄予厚望。他重申，潜在的10亿“世界上最能干的人民”将不可避免地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上乃至军事上的巨人。因此，美国的目的就是要保证，“在21世纪，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最互利的双边关系”③。
尼克松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他认为这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而且是中国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教条的重要转折。他评价邓小平是“一个有着年轻人的思想的老人”。他说，邓小平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并不想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或民主制度，但他也“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总之，邓小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寻求建立一个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大的中国，使它在21世纪成为超级大国。
① 《人民日报》，1986年2月5日。
②Richard Nixon，1999：Vict0ry with0ut Wa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8）p.323.
③Nixon，1999：Vict0ry with0ut War，p.246.
尼克松也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在迅速增长，人民的生活在逐步改善。他知道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要改变中国的本质，而是通过改革在不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前提下增强国力。但他相信，如果经济改革获得成功，政治改革必将随之而来。因此，他建议，“为了让邓的改革进行下去，美国和西方必须起到中心的作用”，包括增加双边贸易，向中国提供其工业化所需的技术和设备，并避免在复杂的台湾问题上出岔子①。
尼克松这个时期的中国观反映出他在复杂的世界形势下的复杂心态。一方面，和从前一样，他强调中国在反对苏联扩张的三角战略中的作用，这是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另一方面，他知道只有实实在在的双边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才能给两国带来持续的稳定关系，并希望在这样稳定的经济关系下，中国将会向西方靠拢，并逐渐实行政治改革。总之，尼克松在他的新书中仍然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对世界的看法，二是炫耀和维护他过去的成就。在他的书中不乏真知灼见，但重复、夸大以及矛盾的地方也明显存在。
①Nixon，1999：Vict0ry with0ut War，p.254，p.255.
到80年代的后半期时，尼克松通过他的旅行，与外国首脑的频繁会见，以及著述，已经恢复了在公众当中的威信。据一篇题为《返回之路》的文章说，约翰·迪安评论道：尼克松是在“竞选前总统的职位，并且，他成功了”。1986年《新闻周刊》的一份调查也发现，有54%的美国人认为福特总统赦免尼克松是对的，而这个比例在1982年是46%，在1976年时是35%。同时，有39%的美国人准备接受让尼克松担任公职，如驻外使节或政府幕僚等。在记者笔下，“最新的尼克松已经复活。......他正在把他的影响扩大到白宫和共和党内。......他已经死而复生了”①。尽管仍然还有不少人不能原谅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当中的所作所为，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愿意听取他在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即使是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尼克松“担当起了作为一个资深政治家和（美国）在重要的外交政策方面的行家的角色”②。
尼克松从来没有摆脱“水门事件”的阴影，但是，他通过不断强调他在总统时期的巨大成就，展示他在国际事务上的丰富经验，阐述他对复杂的国际问题的独特见解，使人们对他有了新的认识。他的观点产生了影响，并被政府官员和其他人所接受。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经验和真知灼见的前总统和资深政治家，尼克松终于回来了。虽然他的政治生涯早已结束，但他为自己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找到了新的位置，那就是作为政府的参谋和时事评论家。他出现在电视节目中，他与政治家们探讨政策，向报纸、杂志提供他对各种问题的见解，他忙得不亦乐乎。正如尼克松的传记作者安布罗斯所说：尼克松创造了“另一个新的尼克松，这是一个资深政治家，一个解决旧有的外交事务问题的原创思想的来源”③。尼克松无疑为这一天的到来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还将继续努力，而且在1989年中美关系遇到极大困难时，他又一次显示出了自己的明智和理性。
①Newsweek，May 19，1986，p. 18，p. 21.
②The New Y0rk Times，July 25，1988，available in LEXIS-NEXIS database.
③Ambrose，Nix0n，Vol. 3，p. 538.
二、尼克松与布什政府
在尼克松之后的六任总统中，乔治·布什是与尼克松关系最好的一位。他们相识多年，而且，尼克松还对布什的政治生涯产生过重要影响。早在50年代，当布什还在家乡得克萨斯从事石油生意时，以反共出名的尼克松就是布什心目中的政坛英雄。50年代末，当布什开始对政治感兴趣时，其父就把他介绍给了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①。当布什在1966年竞选国会议员时，尼克松还专门去得克萨斯为布什助选。而在1968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时，曾考虑过让布什作为他的竞选搭档。1970年，尼克松又两次与布什会面，鼓励他竞选参议员。在尼克松第一任期，尼克松任命布什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1992年，尼克松曾说，他任命布什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一职，是因为他认为布什“不仅具有作为一个有效率的大使的外交才能，而且这样的外交政策方面的经历对他将来的事业会有帮助”②。这可能又是尼克松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说法，难道说他当时就能预见布什将来会做总统？实际上，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尼克松和基辛格曾经对布什没能在保持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并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坚决斗争”感到不满③。
①Michael Duffy and Dan Goodgame，Marchin in Place：The Status Qu0 Presidency 0f Ge0r e Bush（New York：Simon＆Schuster，1992），p.177，p.215.
②Herbert S. Parmet，Ge0r e Bush：The Life 0f a L0ne Star Yankee（New York：Scribner，1997），p.119，p.135，p. 140，p. 148.
③Kenneth Hughes，Craig Daigle，and Sharon Chamberlain，eds.，Selected Draft Transcripts 0f Nix0n Presidential Tape Rec0rdin s，for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Cold War Group Conference on the Sino-American Opening and the Cold War，8 -9 February 2002，pp.44 -49.
布什在1988年当选为美国总统时，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都面临着新的情况。苏联和东欧地区急剧动荡，美国已经显然在与苏联的长期冷战中占了绝对优势，即将获得胜利，而此时中苏关系也在逐步恢复，这是尼克松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问题上，布什被认为是“亲华”的，他在70年代中期任美国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的经历使他对中国有切身的了解。在他上任后的第一个月，布什就借到东京参加日本天皇葬礼的机会顺道访问了中国。他会见了邓小平，邓小平告诉他，即将到来的中苏首脑会谈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阵营的恢复，也不是一个反美的联盟。中国希望解决让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希望苏联从中苏边境撤走军队，希望结束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邓小平的这些话让布什放了心。布什是比较佩服尼克松的，特别是尼克松的对华政策。他还指示在安装白宫与美国的欧洲盟国首脑和莫斯科之间的热线电话时，也安装与包括尼克松在内的美国前总统的私人热线电话①。
对于靠冷战和反共起家，又开启了美国与苏联的缓和进程的尼克松来说，他当然愿意看到苏联解体，看到美国取得冷战的胜利。他对新的国际形势非常关注。为了引导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尼克松写了一篇文章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以及在已经是多元化的世界形势下，如何实现美国的战略和地缘政治的目标。他建议布什政府“应把欧洲放在外交政策最优先的位置上”，他号召举行“主要的工作性的首脑会谈”，“以找出促进我们的集体安全的战略”。同时，他还强调东欧是由西欧发起政治行动的天然领域。他声称，“武器控制只能作为西方的防卫政策的一个部分，反之亦然”②。
在这篇文章中，尼克松也谈到中国，说中国“已经是一个核大国，很快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并将在下一个世纪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之一”。尼克松预言，为了结束苏联的孤立状态，戈尔巴乔夫将会“寻求使美国与欧洲分裂”，并开始与中国的新关系。因此，他建议，如果戈尔巴乔夫满足中国提出的条件，从阿富汗撤出，减少在中国边境驻军和放弃支持越南称霸，美国就欢迎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因为，“中国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发展”③。其实，他不过是看到了在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的多元化已是大势所趋，中苏关系的改善也是势在必行。这样的国际形势给美国提供了机遇和挑战。
①Duffy and Goodgame，Marchin in Place，p.54.
②Richard Nixon，“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Bush Agenda”，F0rei n Affairs，68： 1，1988/1989，pp.199 -219，引文自p.208，p.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