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对国际事务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对中国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参与或影响了半个世纪中几乎每一次美国的对华政策。他任美国总统期间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成就，也是他的中国观的集中体现。冷战期间两件最有影响的事情莫过于60年代的中苏分裂和70年代的中美解冻，也是对尼克松的中国观有最大影响的两件事情。
尼克松对中美关系做出了突出贡献。70年代的中美关系解冻，为中国走向开放创造了国际条件。1989年，当中国再一次面临危机时，尼克松又以现实主义的态度为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付出了努力。他在处理中国事务方面表现出来的希望通过交往、沟通、协商来解决问题的做法是值得赞赏的。
尼克松对中国的认识是一个十分复杂和曲折的过程。总的来说，尼克松是一个保守派，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乐观派，一个理性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成长决定了他的意识形态，他的经历影响了他的政策和主张，他的性格制约了他的发展，最终使得尼克松成为一个极其特殊的矛盾的混合体。尼克松的中国观也就是在这个混合体中不断变化的。
尼克松对中国的认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综观其一生，他的中国观既有战略上的延续性，又有策略上的变化性，既有原则上的恒定性，又有行动上的灵活性，既有政治上的功利性，也有思想上的使命性。尼克松的中国观的变化可以说是从简单的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发展到尊重客观实际的现实主义态度的过程。早年，他与当时的许多美国人一样，把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把中国看成是以苏联为首的邪恶的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是对自由世界的极大威胁。加上政治功利主义的动机，他以反共斗士的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并获得了一次次政治上的成功。中苏关系破裂以后，尼克松接受了地缘政治的理论，相信中国可以成为遏制苏联的重要砝码，改善中美关系有利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他也认识到顽固坚持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无助于解决任何现实问题。于是，在总统任期内，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一起，打破了彼此长达20多年的敌对与隔阂，共同写下了两国关系辉煌的新篇章，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尼克松的对华政策以其开创性的业绩，为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达成了许多原则性的共识。因“水门事件”离开白宫以后，对华政策成为尼克松追求政治上的复活的重要武器，同时，他的中国观也得到一次次修正，而呈现出新的变化。他的某些观点超越了政治功利主义，从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但他以现实主义为主的中国观又掺入了一些理想主义的成分，提出所谓的“务实的理想主义”，强调用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去影响中国的未来。引导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提高自己的历史地位，是尼克松晚年的中国观的基石。
正如尼克松复杂的性格一样，他的中国观也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因素，充满矛盾和困惑。他常常徘徊于理性思考与感性知觉之间，不知所措。尼克松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是盲目“亲华”，也不是如另一些人认为的一味“反共”，他的观点总是处于矛盾和混乱之中。其中一些观点不乏真知灼见，但有一些也未必正确。而他所有的立场和观点始终围绕着两个主题：一是他个人的政治利益，二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尼克松的观点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它反映出半个世纪中美国社会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美国人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尼克松的中国观的混乱和矛盾也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的混乱与矛盾。政治家不能仅仅为自己说话，要得到选民的支持，他必须代表着一定的民意。尼克松中国观的变化是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变化的体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尼克松中国观的变化。
从尼克松个人来说，他基本上没有他的前辈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黄祸论”影响而产生的对华人的严重歧视。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说过中国人“嗜血”，杜鲁门也是歧视华人的①。但尼克松至少是没有在公开的或已知的私下谈话中有类似的言辞。尼克松始终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有着众多人口、丰富资源和重要地位的国家。60年代时，他认为中国是亚洲的关键；70年代时，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五极之一；80、90年代时，他已经预见中国会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政治大国、经济大国，甚至军事大国。他也从来没有轻视过华人的创造性和能力。
从知识背景来看，尼克松深受美国外交思想传统的影响。自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后，在美国外交的思想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潮：“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尼克松继承的是“国际主义”的观点，也就是支持通过国际政治的手段，扩张美国的领土、权力和影响。虽然美国在越南战争以后实行的是收缩战略，采取的是退却的策略，但尼克松主义从来不意味着回到“孤立主义”的轨道上去。尼克松政府实行的周旋于大国之间的三角战略正是一次成功的国际政治的范例。当然，在继承“国际主义”的传统时，尼克松也接受了一个观念，就是美国对全球的和平与安全负有责任，并致力于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积极作用，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在这个理念之下，与各国的合作、磋商和对话是主要的途径，外交手段是惟一的选择。
①Nixon，1999：Vict0ry with0ut War，p.242；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67.
与此同时，尼克松也接受了美国的“天定命运论（ManifestDestiny）”，强调输出美国的政治学说、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宗教思想和价值观，体现的是美国自视为高人一等。尼克松对伍德罗·威尔逊在理想主义基础上建立国际秩序的做法非常感兴趣。这些都在潜意识中对尼克松产生影响，使他在晚年时热衷于把美国的价值观和思想、文化向全世界推广。他的这种想法在他最后几年的日子里表现得越来越强烈。
在意识形态上，尼克松接受的是反共产主义的思想，相信共产主义是集权和反民主的，而且共产主义者要把他们的理想扩张到全世界，所以，共产主义是对自由世界现存秩序和安宁的最大威胁。这种思想在冷战中得到强化，并成为尼克松深入骨髓的观念。
在政治上，尼克松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对付苏联的重要砝码，也是保持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美苏关系和冷战对尼克松中国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也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为尼克松提供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尼克松也不会忽视美国公众舆论的走向，而尽量利用公众舆论为自己服务。总之，尼克松的中国观实际上是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化一个侧面的反映。它也反映出美国人在对外关系上的一种思维模式：那就是总是在抽象的意识形态和实际的国家利益之间权衡取舍。虽然国家利益总是排在第一位，但全球意识从未离开过美国人的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