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 J.约翰逊用统计的方法和数据，研究尼克松与美国媒体的关系，以及媒体与尼克松重返政坛的关系，解释他在晚年重回政治舞台的奇迹。约翰逊的研究，运用个体记忆（personal image）与群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关系的理论，发出了2 636份问卷，了解人们对过去40年里有关尼克松的34件事情的看法及其对尼克松的印象。经过数据处理和图表分析，约翰逊发现，信息来源的不同，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判断。例如，在“水门事件”以后通过媒体等途径获得有关信息的人，比起直接经历过“水门事件”的人，较少认为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有罪，而更可能原谅他，因此，他的结论是：同样的媒体当年将尼克松赶出了政坛，但在他晚年时又帮他回到了公众生活中①。
①Gerald S. and Deborah H. Strober，Nix0n：An Oral Hist0ry 0f His Presidency（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4）.
4.比较史学
比较史学，可分为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前者是对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国家或民族条件下的复杂历史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后者则是对个体差异的比较。
克里斯多夫·马修斯讲述的是关于尼克松与肯尼迪这“一对冤家的故事”，并揭示这两个人是如何在追求共同目标的同时，改变了他们自己，也改变了他们的国家。在这部著作中，马修斯采用的手法是分别叙述尼克松与肯尼迪的经历，在同一章节中，各写一段，交错进行。他强调肯尼迪对尼克松的影响，甚至认为即使在肯尼迪死后，他的阴影仍然缠绕着尼克松，而两人都离开人世后，在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畔，相邻的肯尼迪艺术中心和水门饭店将使两者的比较永远存在下去②。
①Thomas J. Johnson，The Rehabilitati0n 0f Richard Nix0n（New York：Garland，1995）.
②Christopher Matthews，Kennedy＆Nix0n：The Rivalry that Shaped P0stwar America（New York：Simon＆Schuster，1996），引文自p.15。
另一部有关尼克松的比较史学著作，是格雷格·米切尔对尼克松与参议员道格拉斯夫人的比较研究。他不单纯描写冷战开始时的美国政治，而是通过对当时国会中的两个引人注目的人物的分析，来认识冷战初期的美国国内政治。尼克松与道格拉斯夫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是保守的共和党人，一个是进步派民主党人；一个是来自西部小镇的中流法官，一个是来自东部富有的女演员；一个靠把希斯送进监狱而成为反共斗士，一个则认为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并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结果是被称为“狡猾的狄克”的尼克松击败了“粉红色夫人”道格拉斯，开始了他灿烂的政治历程。但米切尔的研究也不仅仅限于对这两个政治人物的褒贬，而是将1950年的议会选举放到历史的大环境中去考察，分析这次选举对后来美国政治的影响①。
5.影视史学
影视史学是指通过视觉影像和影片的话语传达历史以及对历史的理解。自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首次提出影视史学的概念后，历史题材的影片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美国大导演奥利弗·斯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斯通是美国著名作家、制片人和导演，1946年生于纽约，他的父亲曾是个成功的股票经纪人，但后来生意失败并离婚。他自己曾在耶鲁大学接受教育，在越南服役之后，进入纽约大学的电影学院，1978年即以《午夜快车》获得奥斯卡奖。斯通认为他的电影主要是反映个人和个人奋斗的历史，因此热衷于拍摄具有历史感的影片和个人传记式的电影，1991年拍摄完成的《肯尼迪》和1995年的《尼克松》是他用电影手法诠释历史的代表作。
电影《尼克松》以“水门事件”为开端，以黑白与彩色画面交替出现的形式，使新闻纪实的历史镜头和演员的表演相结合，展示尼克松在其政治生涯中几次重要事件中的表现，如1960年尼克松与肯尼迪的电视辩论、1962年尼克松竞选加州州长失败后的“退休演讲”等，揭示尼克松的个性和内心深处的阴暗面，并表达他对“水门事件”的看法。这部电影与当时另一部关于尼克松的电视剧，在当年又引起了公众对尼克松和“水门事件”的兴趣和争论。
①Greg Mitchell，Fricky Dick and the Pink Lady：Richard Nix0n vs. Helen Gaha an D0u las—Sexual p0litics and the Red Scare，1950（New York：Random House，1998）.
三、本书的考察目标
尼克松的人生经历是丰富多彩的，中国观则是他人生经历中最复杂、也最特别的内容，甚至是他一生经历的缩影。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中国问题一直是缠绕美国政治家们的“幽灵”，从“丢失中国”的争论，到麦卡锡主义的狂热，从朝鲜战争的炮火，到越南丛林的硝烟，从美苏冷战的对峙，到苏东剧变的风云，中国始终是美国人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尼克松也不例外，他经历了以上全部过程，也或多或少地介入了有关事务，有时甚至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自进入政坛之日起，尼克松就有着强烈的政治功利和对国际事务的浓厚兴趣，这两方面构成了尼克松政治生涯的特色，也是他成败起伏的潜在动因。这就决定了尼克松的中国观与他个人的性格一样，有着明显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尼克松早年对中国问题的接触和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时期的经验，以及在60年代对国际形势的重新认识，为他在总统时期的对华政策奠定了基础。60年代末，尼克松上台以后，进行了全球战略的大调整，实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使国际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成为“二战”后由两极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分水岭。美国这次外交政策调整的重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是以结束越南战争为核心，制衡苏联为重点，和解中国为突破，希望以最小代价的让步，取得最大限度的收获。其结果，尼克松以外交成就卓著而载入史册，其中，尼克松的对华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与中国领导人一起，打破了彼此长达20多年的敌对与隔阂，共同写下了两国关系辉煌的新篇章，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尼克松总统能够实现对华关系的突破，既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空穴来风，它是主观、客观多种因素的结合。客观条件是由于美国的国内形势和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尼克松政府必须对此做出适当的反应。主观上，总统时期的对华政策是贯穿尼克松一生的中国观的集中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而他因“水门事件”离开白宫之后，在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外交事务方面的不懈努力，为他重返政治舞台起到了很大作用，他也不遗余力地为美国决策者们制订对华政策施加影响。
尼克松一生的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年时期（1913—1968年）、总统时期（1969—1974年）和晚年时期（1974—1994年）。总统时期的时间最短，但成就最大，也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而早年的积累是走向成功的铺垫，晚年的努力则是胜利的余辉。尼克松的中国观也可大致概括为三大步：早年的功利主义、成熟的现实主义和晚年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
在第一阶段，尼克松以反共斗士的声誉进入政坛，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从政治功利的角度出发，他在1950年的参议员选举和其后的活动中，顺着反共的风向，摇旗呐喊，为共和党和他自己赢得了好处。这个时期，他在中国问题上不可避免地是反对新中国和支持蒋介石的。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尼克松被共和党元老们看中，被推荐为艾森豪威尔的竞选伙伴，并连续获胜，担任了八年副总统。八年的白宫经历，不仅使尼克松有了政务经验，特别是初次涉猎了外交事务，而且使他早期的某些狂热和功利有所修正，有了一些务实的想法，成为他日后思想中现实主义观点的土壤。八年的副总统生涯，也使尼克松有了更大的野心，并在1960年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但是，这一次，他失败了，他不得不面对现实，重新审视形势，并在60年代下半期，实现了政治策略的转变。
在第二阶段，即其总统时期，尼克松政府实现了对华政策的重大突破，但这一突破不仅过程跌宕起伏，而且结果来之不易。经过谨慎小心的探索，秘密外交的沟通，到精益求精的准备，尼克松终于演出了1972年访华这举世惊异的一幕，也使他的对华政策达到了最高峰，但之后却因为包括“水门事件”在内的各种情况，而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和不利的形势，并最终因尼克松的突然辞职而中断。
第三阶段是尼克松离开总统职位后直至其去世的20年。尼克松用尽各种手段，力图重返政治舞台，并把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外交事务作为重点。他不仅到处访问、演说，写作了大量的文章、书籍，而且与中美两国领导人建立了长期直接的联系。特别是在1989年中美关系遇到困难之时，他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前已提及，尼克松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吸引了很多人的兴趣，对他的研究源源不断。尼克松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美国总统，中国学界对尼克松的对华政策有一定的研究，如陶文钊研究了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8年年底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之间两国关系正常化经历漫长过程的复杂原因。王国范简要分析了尼克松从一个“刻毒的反共典型人物”到入主白宫后改变对华态度，积极谋求改善与发展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的原因。其他涉及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文章也不少①。
人们对于尼克松任总统期间的对华政策多少已有所了解，但是，对于他整个一生中国观变化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特别是没有将他的中国观作为一个延续的思想过程来考察。其实，尼克松的中国观并不简单地属于他个人，而是反映出美国的政治现实，是对美国公众舆论的回应，也是对历史潮流的追随。本书不是尼克松的传记，不包含尼克松生平中的全部内容，只是集中分析他一生中涉及的对中国事务的观点、行为和政策，也希望通过尼克松的事例说明，凡是有着历史远见的政治家都不能忽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而且，采取明智而理性的对华政策，不仅有利于其国家利益，对其个人的政治利益也是有好处的。具体来说，本书试图在回答以下问题的基础上分析尼克松一生中的中国观的形成、发展和演变：
1.尼克松在其早年时期是否真正了解中国？
2.他为什么能以反共产主义的声誉进入政坛？
3.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为什么尼克松在私下里有与公开场合不同的立场？
4. 1960年的选举对尼克松的政治前途有什么影响？
5. 20世纪60年代后期导致尼克松的中国观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6.尼克松的中国观与他任总统时期的对华政策有何内在联系？
7.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对中美关系有何重大意义？
① 陶文钊，《美苏缓和与中美建交》，《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王国范，《尼克松改变对华态度的原因》，《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宋鸥，《从美中和解看尼克松政府的“均势”政策》，《史学集刊》1998年第2期；王海林，《世界格局演变与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8.为什么中美关系在尼克松总统的第二任期内停滞不前？
9.尼克松晚年时期的中国观有什么变化？
10.影响尼克松的中国观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四、研究方法与参考文献
本书主要涉及两个领域的研究，一是历史人物，二是中美关系史，因此它是属于历史学范畴的。但由于尼克松这个历史人物的特殊性，它同时也涉及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甚至心理学的一些问题。因此，本书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历史叙述分析法或被称为“新叙事史”的方法，即把叙事和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力求做到有分析的叙事和有叙事的分析完美结合。在编撰体例上，以编年顺序为基本叙事结构，同时对尼克松在不同时期的中国观进行集中分析，在叙事脉络清晰的情况下，充分展开，给予所涉及的问题更多的分析空间。一方面是通过收集、挖掘和整理史料，对尼克松长达4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的中国观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另一方面，通过对尼克松的中国观的变化的分析，了解美国政治与外交的决策基础，个人性格、党派因素、国际环境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以及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的关系等问题，并进而探讨美国对华政策中反映出来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
本书所使用的文献资料主要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
1.美国国家档案馆和总统图书馆的档案资料。笔者到美国第二国家档案馆查阅了有关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访华的档案、温斯顿·洛德文件以及部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从中得到了尼克松总统时期对华政策的部分资料———目前不少资料仍未解密。此外，也到几位美国总统的纪念图书馆查阅档案，如尼克松出生地和图书馆中有关于尼克松早年的一些资料。从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约翰逊总统图书馆、里根总统图书馆也得到了一些相关的档案资料。
2.美国政府文件，包括美国国会的会议记录、美国国务院公告、总统公开文件等。这些文件中，以缩微胶片形式编辑的《国会记录》（C0n ressi0nal Rec0rds）提供了关于尼克松早期担任议员时的发言、辩论的文本。《美国外交文件集》（F0rei n Relati0ns 0f the United States）提供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背景资料。
3.与尼克松同时代的政治人物的私人档案及尼克松对华政策参与者的著述和现藏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诺兰档案及关于尼克松的口述史资料是重要的旁证。
4.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所收集和翻译的冷战时期的各国档案，包括了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的部分档案和其他文件。
5.尼克松本人的回忆录、著作等。尼克松本人写了不少著作，也发表过不少文章，这对于了解他的思想变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6.尼克松所在时代的报刊、杂志。它们上面有见证了当时人和事的人们的叙述，也是不可忽视的资料来源。
除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外，包括著作、论文、报告等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是任何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特别是当代中外学者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此领域最新的研究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