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简称闽，唐代以前，一直被视为一块“蛮荒”的化外之地。
其实，早在三国时期，东吴开发江浙，就有不少汉人移居福建。然而，汉人对闽地的真正开发，则源于中原汉族四次大规模移民：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仕族八姓“衣冠南渡”；唐高宗时，河南光州固始人陈政率府兵3600多人南下平叛，进入漳州；唐末五代，河南光州固始人王审知带领中原人马5000入闽，后封“闽王”；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北方民众为避战乱，纷纷逃入福建。除以上四次大规模阶段性移民外，还有不计其数的逃亡者、流放者、驻闽将士、赴闽仕宦者、投亲靠友者等其他中原人士陆续而来，定居闽地，从未间断。
一批又一批的汉人如种子般遍撒八闽大地，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加快了开发福建的步伐。他们繁衍生息、不断发展，与当地土著居民百越族经过数百上千年的对峙、碰撞与交流，已融合为一个难分彼此的整体。
自唐以后，福建文化进入前所未有的兴隆局面。“唯昔瓯越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据各种统计资料表明，两宋时期的福建，各类人才层出不穷，文化地位已在全国首屈一指：两宋进士总数28933人，福建7144名，占全国总数的24%强，全国第一；“福建出秀才”，全国第一；《宋元学案》立案学者988人，福建178人，全国第一；《宋史》中进入《儒林传》与《道学传》的学人，闽籍人士17名，全国第一；《宋诗纪事》所列福建诗人128位，全国第二；闽人身居宰相之位者，全国第三……对此，朱熹不由得欣喜而自豪地写道：“天旋地转，闽浙反居天下之中。”
孤悬海外的化外之地，仿佛转瞬之间，就已成为全国经济繁荣、文教昌盛的“文明礼仪之邦”。而以朱熹理学为代表的闽学，在整合福建学术文化的同时，更是在历朝封建统治者的推波助澜下，将一个地域性学派跃升为凌驾全民族的精神指导思想长达七百多年之久。步入近代，福建的文化地位尤显重要，以林则徐禁烟而直接导致的鸦片战争，不仅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以他为代表的经世思想更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转型期的到来。“晚清人物数侯官”，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抽去福州的林则徐、严复、沈葆桢、林纾等近代政治家、思想家、实业家、翻译家，将失却应有的开放与凝重而显得黯然失色。
福建居民，多为移民及其后代，他们在军旅游宦之地、避难流放之所驻扎生存，驿站般的停留，竟成为一处永久的家园。他们血管里涌动着的，是中原望族的高贵血液，对文化、文明有着一种本能的渴求与向往；他们宁可避居偏远闭塞的蛮荒之地，也不愿在专制与强暴的压迫下苟且偷安；他们不甘屈服、奋勇抗争，显得极其另类而反叛，也正因为如此，才永远充满朝气与活力；他们赋予“闽”字以新的内涵，“门字里面是条虫，跳出门外便成龙”，于是，祖先的停泊地，成为闽人走向未来的新起点，他们以福建为基地，向更远的地方进发：向其他省份延伸，向台湾移民，向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迁移，向欧美乃至世界各地寻求生机，创建新的基业。
然而，祖辈的停留地是那样神圣，无论是继续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们，还是从此走出、远在异国他乡的移民，在他们心中，八闽大地，就是一处永远的驿站：置身福建，他们会不时追溯祖辈风雨兼程、迁徙南下的艰辛历程，将先辈的驿站，视为美好的家园；旅居海外，总是于烟雨苍茫中回望魂牵梦萦的故土，寻找精神的寄托，抚慰疲惫的心灵，先辈的驿站，就是永恒的故乡，循着相承的血脉，可以找到中华文明的源头……
2003年3月26日，仿佛呼应一段苍老的历史，我也踏上了举家南迁、移民福建的旅程。进入福建怀抱，列车时而绕山盘旋，时而穿越隧道，时而在平坦的山地、河谷、平原滑行，连绵起伏的青山、曲折回环的流水、碧绿坦荡的田畴、依山傍水的房舍从我眼前一一闪现，又一一消逝。列车由北而南穿越八闽大地，我尽情地领略了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独特环境与丰富韵致。不到24小时，我便经历了古代也许得需几代人前仆后继才能抵达、完成的迁徙之旅。
由“国中之国”的荆楚大地，移居东南沿海享有港口风景城市、海上花园、温馨城市之誉的特区厦门，在享受现代城市文明生活方式的同时，我不由得时时想到尚未开发的厦门，是一个偏远得不能再远、蛮荒得不能再荒的海岛，荆棘丛生、虎狼横行、虫豸遍地、瘟疫弥漫、台风席卷，生存环境之恶劣，简直无法想象。于是，对当年的移民与开发，也就更加生出无限的感慨与感佩。
我在故乡湖北度过了40年漫长时光，身上携带的，更多的是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的因子。置身新的环境，在不同文化的磨合中，我以厦门为基点，推及闽南文化圈的漳州、泉州等地，再向福建区域的其他文化圈辐射。两年来，我利用开会、出差、旅游及专程探访等方式，差不多走完了我所认为的福建极富文化内涵与典型代表性的山水名胜、历史古迹。行走看似轻松浪漫，却可增加一个人的生命重量；行走产生跳跃与联想，也产生思考与思想；行走受到方式、过程及目的等多重约束，却能够带来新奇，获得知识，激发灵感，产生创造的渴望……正是在这样的行走中，我不时跳出有限的地域范围，将八闽文化放在大文化的视野中，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乃至西方文化进行观照比较，深深地感受着福建地域文化别具一格的突出特征——多元性、矛盾性、海洋性。
福建文化的多元性主要表现为文化圈的多样、方言的多样、民间信仰的多样、民风民俗的多样以及艺术形式的多样。
古代福建，曾经独领风骚且相互更迭的地方文化形态，就有唐代漳州文化、五代闽国文化、宋代建州文化、元代泉州文化、明代月港文化与晚清侯官文化。今日处于同一时空的则有闽南侨台文化、闽西客家文化、闽北理学文化、莆仙妈祖文化、闽东畲族文化及闽中三山文化等。
全国八大汉语方言，福建占了三种，如果算上省际交叉地区，仅福建省内流行的，就有汉语八大方言中的七种。即使同一方言，也会生出许许多多的分支，如闽南方言中就有差异很大的厦门话、龙岩话、大田话、尤溪话。不同的方言之间，难以沟通对话。在福建连城县，我发现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那就是闭塞的偏远所在，80多岁的老太婆都能说得一口较为流畅的普通话。询问缘由，说是全县有着30多种互相听不懂的方言（当为几大方言中的有着诸多差异的无数分支），往往隔着一个山头或一条河流，双方就会产生语言不通、无法交流的隔阂。没有想到的是，方言带来的障碍，反而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与流行。
福建的原住民闽越族“信鬼神，好淫祀”，哪怕中原文化占居主导地位之后，这一传统仍保存下来，又有了闽人“信巫鬼，重淫祀”之说。你有你的信仰，我拜我的神灵，各不干扰，相互有别。即使同一县内，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特定的保护神，抬神出游一般也不越出本地界线。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一乡有一俗”，是福建民俗的真实写照。同一民俗在不同的乡村，会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如闽南惠安女虽为汉族，但她们那奇特的服饰与婚俗，使得不少人以为惠安女是某一尚未知晓或归类的少数民族。
福建现有29个剧种上演，最有影响的是闽剧、高甲戏、芗剧（又称歌仔戏）、莆仙戏、梨园戏等五大剧种，却没有一个剧种如京剧之于北京、越剧之于浙江、黄梅戏之于安徽、豫剧之于河南、川剧之于四川那样全省流行，更不用说代表福建，走向全国了。哪怕不以方言为载体的艺术形式如舞蹈，也难为全省民众普遍认可，如流行于闽南地区的拍胸舞、宋江阵、大鼓凉伞、彩球舞等，在其他文化圈就无法找到知音。
闽山苍苍，有“东南山国”之称，丘陵山地约占全省总面积的90%；闽水泱泱，河流众多，闽江、九龙江、晋江、汀江等29个水系663条河流，总长多达12850公里；河流与山脉或平行，或垂直，形成密密的格子状网络，将福建分隔成几个不同的自然区域，每一区域又因山脉河流走向的不同分割为若干小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座山岭都是交流的障碍，每块谷地都可构成封闭自足的天地。中原文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分期分批进入福建不同地区，与本地固有的闽越文化，外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宗教文化，西方的海洋文化杂交融汇，呈现出千差万别的不同形式。家族与家族之间、移民与土著之间、移民与移民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在长期独立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都有一块划地为牢的地盘与势力范围，稍一越界，就会爆发你死我活的争斗，由此带来了福建历史上大规模械斗的持续不断与“长盛不衰”，这也是形成八闽文化多元性的内在因由之所在。
除多元性外，福建文化的底里，也透出诸多自相矛盾的两面性。
山地的封闭性、保守性、顽固性，与沿海的开放性、开拓性、灵活性仿佛两重不同的天地，形成一种极其鲜明的对比与反差；即使同一地区，也体现出自相矛盾的文化性格，厦门的“闽海雄风”如开放豁达、从容大度、勇于拼搏，与无法掩饰的内在惰性如安于现状、节奏缓慢、收缩内敛，就显得极不协调；福建历史上诞生了奉为第二“圣人”的理学泰斗朱熹，也出现了反理学、反儒教的一代狂狷李贽；无数八闽女子囿于“三从四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理学思想的束缚，以美丽的青春与宝贵的生命为代价，换来一块块冰凉冷漠的节孝匾额及一座座死气沉沉的贞节牌坊，而早在一千多年前，福建就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无数男子拜倒在海洋专职女神妈祖的偶像与灵光之下……保守与开放，愚昧与智慧，传统与西方，封建与启蒙，虔诚敬服与另类反叛，固步自封与锐意进取，都曾在这块神奇的土地展示各自的个性、特色与顽强。
福建濒临大海，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众多的天然良港，海洋性是内陆居民难以真正感受与深刻体会的。只有移居厦门，在既咸涩又和缓的海风吹送与浸润中，我才深切地体会到海洋的博大与深邃，领悟到海洋文化的深厚内涵，体会到蓝色海洋对一个民族来说，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古人早有“闽在海中”之说，然而，这一指陈并非说明我们的先民如何充分地利用海洋、走向海洋，而是阐述福建孤悬海外，是一块没有开发的化外之地。直到宋代以后，中国古代的航海业才在南方迅速发展起来。然而，福建的海洋文化，并非真正意义的海洋蓝色文明。“海者，闽人之田也”，明人顾炎武所言，既道出了闽人以海为田，在滨海、岛屿从事海洋采集、捕捞活动这一事实，同时也说明古代福建民众对海洋的利用与开发，仅仅局限于海洋农业，没有很好地在远航、商业、贸易等领域走得更远，获得更多的发展，取得更大的作为。福建海洋文化，只能算作滨海文化或曰近海文化，是黄土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一种延伸。然而，福建以一种得风气之先的开放态势，迎接了近代西方海洋文化的到来，从中吸取了许许多多的内在精髓与有益养分。因此，闽文化实则是从中原而来的中原文化与当地的土著闽越文化，以及外来的西方海洋文化相互碰撞、磨合、融汇的结晶。
通过海洋走向世界的中国民众，以福建、广东人居多，其中又数闽南人、潮汕人为最。据有关资料统计，福建拥有1086万海外侨胞。即以台湾居民而言，就有80%为闽南人，他们是福建闽南移民的后裔。闽南与台湾之间，构成一种地缘近、血缘亲、史缘久、语缘通、俗缘同、文缘深、商缘广的特殊渊源关系，为两岸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福建沿海经济能在短时间内腾跃起飞，就是昔日海洋文化、海洋经济的一种延续与回响，是祖先荣光的返照与回应……
一边行走感受，一边研读创作，在近两年断断续续的累积中，就有了收入本书的15篇大文化散文。这是我继《千秋家国梦》后又一部研究、描写地域文化的专著，只是本书的对象，已由《千秋家国梦》中的故乡湖北荆楚，变成了现在的工作与生活之地——福建八闽。其中有人的描述，如土生土长的福建伟人、名人朱熹、李贽、郑成功、林则徐、严复、陈嘉庚、林语堂，与八闽大地密切相关的代表人物郑和、瞿秋白；也有物的状写及事的记叙，如通过莆田湄洲岛描写妈祖民间信仰及传统海洋文化，以崇武古城叙写戚继光抗倭，由马尾船厂勾勒中国近代船政文化及中国海军发展的蹒跚步履，通过古田会议纪念馆描叙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壮大……无论写人摹物记事，其落脚点都离不开直接或间接地描写福建哲学与宗教、历史与文化、政治与思想，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发展与变异，以及西方海洋文化与中国农耕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
毕竟，我的生命融入福建的时间是那样短暂，行走与阅读、思考与识见又是那样地有限，面对积淀丰厚、内涵深邃、神奇美妙的八闽大地，我呈献给读者的，不过是打开了一扇认识福建的窗口而已。关于福建，还有许许多多新的课题等待我们去挖掘与研究，特别是与福建密切相关的海洋文明，更是激发了我浓厚的兴趣。海洋文明推动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国的近代文明始于沿海，中西文化的结合也由沿海而深入内地，辐射全国。海洋正成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海洋发展已成为世界发展的主题。海洋文化，实质上就是现代文化与世界文化，海洋强国也是世界强国。背海而衰，禁海几亡；向海则兴，开海当盛。21世纪，将是一个海洋的世纪，谁拥有海洋，谁就拥有未来。而我们面对海洋，自古以来都是从陆地的角度出发，以陆地为中心，在黄土文明及农业文明的框架中兜圈子。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以海洋的角度了解海洋，由大海的视角认识陆地，从西方蓝色文明的视野观照中原大地的农业文明、北方草原的游牧文明以及东南沿海的近海文明等中华文明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当是一番怎样的情形呢？也许，这就是我下一步将要创作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