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也在19世纪中叶被美国佩里舰队叩开国门，也曾将严复翻译的这些西方名著译介到国内，但其影响却截然有别。日本顺应时势，成功地开展明治维新运动，使得西方思想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顺利进入日本，国力顿时大增，也就少了亡国灭种的切肤之痛，因此，进化论在日本并未引起犹如中国类似的轰动效应。而日本启蒙学者中村正直翻译的约翰！穆勒名著《自由之理》（严复译《群己权界论》），却受到知识界特别是青年人的热烈欢迎，“当时知识青年几乎人手一册”。《自由之理》动摇了日本旧的思想规范，传播了反封建专制、倡民主政治的思想，“将世人从蒙昧中唤醒”，为后来日本全国性的自由民权运动之先声。而严复翻译的同一著作，在中国“却非常遗憾地毫无反响”，正如李泽厚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论严复》中所言：“在广大农村小生产的社会基础和农民革命为实质的中国近代，这种微弱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想和要求，根本得不到任何力量的支持，只好消失在漫漫长夜了，连思想领域内的影响也微不足道。”《原富》、《法意》、《名学》等巨著的遭遇也相差无几，书中所倡导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及实践，在中国“没有任何可以称道的社会力量作依靠”，也就免不了沉寂落寞的命运。
严复由“向西方学习”回归传统的孔孟怀抱，是否与这些译著的冷落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呢？
他翻译《天演论》，很大程度出于悲愤、危机、责任与紧迫，根本就没有想到出版后会在古老而贫弱的大地，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他一鼓作气，贾勇而进，希冀以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进行系统而彻底的改造，雄心不谓不大。然而，现实对他的努力作出的回响，却是无动于衷。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面对自己耗费心机进行的系统改造工程所落得的寂然局面，严复肯定倍感神伤，不由得剖析反思。越剖析，就越是觉得中国的历史太沉重，社会太复杂，文化太保守，思想太顽固……在反思带来的客观与清醒中，严复不得不感叹维新变革的无望，甚至怀疑自己全身心投入其中的启蒙工作有何意义与价值。
《天演论》引来了火种，煮沸了民族的热血。然而，燃烧的火焰遭遇了飘洒的风雨，一团阴湿与青烟阻隔了严复与历史的深度推进。社会的改造，喷张的血脉，只能局限于循环的浅层。是的，置身中国大地，严复无法摆脱历史，难以超脱现实，更不可能改变基因与血统，于是，除了背负民族包袱蹒跚前行外，更复何为？
该去严复墓地了。
严复活着时，就为自己的身后作了安排。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他将自己的墓穴，选在了阳岐。是起点，又是归宿，当时的严复，心中是否作过如此念想？
墓园建在鳌头山，名曰山，其实不过一座比周围地势稍高一点的土丘而已。1910年严复祭葬亡妻王夫人择墓于此，就为自己写了一块墓碑：“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由此可见，生老病死，在严复眼中，不过是一件再自然寻常不过的事了，心境之达观，着实令人神往。11年后严复辞世，便与发妻合墓而葬。
严复墓地，虽于1987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些年却屡遭劫难。1999年，盗贼将墓前的一块青石碑撬走，还将一对青石柱硬生生地截断偷去，石碑、石柱均刻有精致的青龙浮雕，颇具艺术与文物价值。经严培庸老人报警及当地媒体报道后，盗贼良心复活，将一碑两柱送回墓地围墙门外。遗憾的是，两根石柱却已断成四截。2003年，严复墓地再次受到侵扰，一条新建公路没有经过文物管理部门批准，却修进了墓地保护区……
为加强管理，严复墓地修了一道围墙，安了两座铁门，门上落锁，钥匙分别由村委会及严培庸老人保管。墓地所在的鳌头山离严培庸老人家约一公里，于是，老人的孙子带上钥匙，随我们一同来到严复墓园，打开锈迹斑斑的铁锁。
鳌头山虽为平缓的山丘，但周围都是平原，也就有了一定的高度，四周的风景，尽可纳入眼底。前有小河，后有松林，左有石岗，右有池塘，“风水”着实不错。对此，严复曾在《怀阳岐》一诗中写道：“鳌头山好浮佳气，崎角风微簇野航。”
进入墓园，沿台阶缓缓而上，但见墓体呈一“钟”字形状；墓前有一石头横屏，上刻“惟适之安”四个红色大字。石头横屏后及拱顶墓前，立着严复生前亲笔镌刻的青石墓碑，回归的一碑两柱已然复原，但那新抹的水泥印痕，显得格外刺眼，仿佛向我们诉说着劫后余生的惊险。
据介绍，严复亲笔题写的墓碑上中方有着一个小小的缺口，不仔细看，就马虎过去了难以发现。这一缺口由来已久，还是民国年间的事情，据说系一名学生所为。此生置身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认为严复留学回国，却不能振兴中华，遂将满腔怨愤，发泄在他的墓碑上。这名学生的行为固然失当，但一片赤诚天真，却也令人感动。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时人对严复，该是寄予多大的希望呵！在他们眼里，严复简直就是一位可以力挽狂澜、举手回天的伟人与神灵。
是的，他曾经是一位几可与普罗米修斯比肩的伟人与神灵。他努力过、呼号过、奋斗过，尽了自己的应尽之责。然而，几千年封建传统的积淀实在是过于深厚了，严复扒开一个洞口探头而出，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又被那一时难以化解的积淀淹没了……
静立墓前，默默地凭吊着，目光就落在了墓前的一个花篮上。低头一看，但见篮中放着的一条白纸上，写着如下字迹：“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先生千古，福建省翻译工作者协会敬挽”。是的，先生虽然与世长辞80多个春秋了，但总有人记得他，即使他的局限，也是一笔宝贵财富，给后人以警示与启迪。
严复死后归葬阳岐，但他人生的最后时光，却在位于福州城区的郎官巷故居度过，那儿便是他的第三处故居。
郎官巷故居显得十分高大、宽敞，市区毕竟是城内，与郊区阳岐村的两处故居相比，就明显地带有几分豪华的味道。郎官巷故居建于1867年，已有130多年历史，也算得上一座古屋了。这座古屋，是当年的福建省督军兼省长李厚基送给严复的。李厚基之所以出手如此大方，个中自有一些转弯抹角的缘由。李厚基是在海军总长刘冠雄的保荐下才获得督军兼省长这一显赫地位的，而刘冠雄既是严复同乡，又是他的学生。因了这层关系，当1918年严复风尘仆仆地从北方归返故乡时，李厚基在给严复接风洗尘之际，连带也将这栋房子送出。
也不知严复当时态度如何，恐怕有过表面的客气与推辞，但最终还是“笑纳”了。严复在这栋房子里住了大约两年，这两年时光住得很不舒服，不为别的，主要是哮喘病的折磨。那吭吭吭的咳嗽及风箱般的喘息，给他带来了无尽的肉体痛苦。严复在一封致友人的书信中写道：“还乡后，坐卧一小楼，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从前所喜历史、哲学诸书，今皆不能看，亦不能看，亦不喜谈时事。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与熊纯如书》）此时的严复，那种血脉贲张、激进图强的豪迈，仿佛是他生命中一个遥不可及的童话。疾病的痛苦，也能消磨人的意志与斗志，使人洞穿世事，变得消沉保守。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郎官巷故居终于走完了他那伟大而荣光、复杂而沉重的生命旅程……
与阳岐两处故居的未加保护及墓园的人为破坏相比，郎官巷故居可谓福星高照。2001年，上海大唐李玉棠先生不为名利，纯粹出于对严复的仰慕崇敬之情，慨然捐资100万元，以“修旧如初”为原则，对此处故居进行了全面维修，并予陈列布展，辟为严复故居纪念馆，免费对外开放。
来到郎官巷严复故居纪念馆，感觉自然不同一般。这里不仅展示着严复生命最后岁月的生活遗迹，也是一扇了解他那复杂灵魂的别致窗口。故居是一幢中国传统民居与西方建筑风格合譬的房屋，体现着严复中西结合的人生基调。由天井而房舍，从底层到楼上，我们一间间地行走着，观看着，感受着，馆内工作人员陈玲女士的讲解更是将我们带到那久远而特殊的年代。
严复在郎官巷故居逝世，遗体运回祖籍阳岐与发妻王夫人合葬，具体时间是1921年12月20日。
于是，我的思绪，又固执地回到了阳岐严复墓园，当年安葬的情景，竟在想象的翅膀扇动中，如电影镜头般浮现眼前。
严复留学英国，游历法国，回国后辗转于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安庆等地，先后担任过天津水师堂总教习、校长，上海复旦大学第二任校长，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海军一等参谋官，资政院译员，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等职，看似走得很远很远了，但终其一生，都没有走出故乡。他翻译《天演论》，系统传播西学，“盗取”的火种确乎照亮了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奋勇前行的道路，然而他自己，却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生命的最初起点。从出生地苍霞洲蹒跚举步，归葬祖居地阳岐村，自然肉体源于故乡大地，最终与故乡山水融为一体；从《四书》《五经》出发，归返孔孟“温柔之乡”，传统儒学既是他思想的摇篮，又是他文化生命的最终归宿。这，难道仅仅是严复一人的特征与悲哀吗？不，这是整整一代甚至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无可挣脱的悖论与怪圈！严复只是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代表，从他身上，我们可以感悟许多超越个体生命的内涵，洞悉民族的命运与指归。
毋庸讳言，严复曾经推崇并期望过的东西，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没有实现，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具备施行的条件。作为一个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晚年的回归不由得引发我们对历史、对现实的深沉思索，如何建立一套不以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为依归，而是适合中国土壤的自我评价标准体系，以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推动社会转型及现代化发展，仍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