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以前一直不喜欢甚至有点讨厌朱熹。
这种不喜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他的形象,在我心中,总是那么一副引经据典、教化他人、迂腐古板、枯燥乏味的模样;二是他的虚假伪善、言行不一,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朱熹无时无刻不在强调“革尽人欲,尽复天理”,可据同僚揭发,他不仅引诱两名尼姑为妾,还使得一名寡妇怀孕。朱熹无法抵赖,只好向皇帝谢罪,自我贬抑一番,说自己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只知“伪学之传”,不识“明时之用”,这才得以过关;三者,便是经由朱熹等人由儒学改造而成的理学对整个民族的桎锢与戕害。“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束缚了中华民族的创造与个性,无数女子的美丽青春与宝贵生命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摧残下如鲜花般凄然飘落、凋零委地,理学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实则只有幼辈道德、家庭道德与国民道德,而无长辈道理、社会道德与政府道德,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追根溯源,这种认识与心态的形成,我以为在很大程度上与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学时期有关。那时候,正赶上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朱熹作为“孔子第二”的儒家领袖、反动道学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其声讨之猛、攻击之烈,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其创伤之巨、影响之深,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比拟……一颗年轻的心灵,接触的全是从历史深处翻拣而出的关于朱熹的破烂玩意、反面渲染及不良影响,对他产生恶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我年轻时所认识的朱熹,只是他那漫长人生中的一个侧面而已。朱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是一个具有抽象意义的符号,更是一个由许许多多的侧面与层次,包括正面与背影所构成的复杂综合体。所谓正负相生、正反相依、真伪相伴,只有具备多重视角、多种维度,才有可能见到一个丰富的、立体的、完整的朱熹。
然而,早年形成的观点、产生的情感、打下的烙印是那样深刻,得需长时间地弥合与校正,才有可能走向客观、真实与全面。
一段时间,我曾有缘对朱熹的学说与思想进行过一番了解与研究,然后,我不得不发出一声“博大精深”的浩然长叹。除读书之多、著书之多、书中所涉问题之多无人企及外,我敢说,朱熹还是中国古代唯一有别于传统思维模式,将抽象与思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构建了庞大知识结构与认识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从理性上认识、折服是一回事,而感情的认可与接纳却又是另一码事。只要想到朱熹,我眼前浮现着的,总是一副脸皮紧绷、俨乎其然的腐儒形象。直到2003年7月游览武夷山时,读到朱熹描写武夷山九曲溪的长诗《九曲棹歌》,这才发现他那有别于古板刻薄、不苟言笑的另一侧面。
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著述、讲学长达40多年之久,与武夷山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情缘。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曾题写道:“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武夷山之于朱熹,正如泰山之于孔子,既是他们的生命之源,也是他们学说的发祥之地;泰山、武夷山是两座自然的巍峨山峰,孔子、朱熹则是中国古文化的两座巍峨山峰。长期浸润在秀丽的山水之中,朱熹也会时不时地从他所构筑的理学天地中挣脱而出,将“非礼勿视”那一套东西抛诸脑后,恢复本真的天性与率性。站在长达20华里的九曲溪畔,面对一碧如染的溪面,耳听潺潺流淌的水声,体味九曲十八弯的回环韵致,朱喜的生命也贯注了一股少有的灵动,而随风飘来的悠悠山歌更是拨动着他的心弦,创作激情与沸腾的血液在胸间一同鼓荡,清新隽永、轻盈跳跃的诗句不禁脱口而出:“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吟罢一曲吟二曲,曲曲写来,极尽山转水曲之奇妙,一直吟完九曲,朱熹才不得不意犹未尽地收煞。
呵呵,这位朱老夫子,原来也有性情中人的时刻啦!
其实,朱熹还有两首广为流传的短诗,一为《观书有感》,一名《春日》,却被我有意无意间遮掩在记忆的深处了。关闭的闸门洞开,熟记的诗句不禁奔涌而出——
《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天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语言平易,形象生动,色彩绚丽,清新活泼,情景交融……其中哪有半点酸腐的味道与学究的影子?仿佛突有所悟,原来,这就是映照朱熹另一侧面的一块镜子呢!
武夷山归来,当我再次打量、审视朱熹时,他的全身竟然透着一种或多或少令人喜爱的率性与活泼,面容露出了几抹微笑,目光有了几分慈善,雪白的胡须不再是威严的象征,也有了飘逸与潇洒的味道……
往日的成见逐渐远去,平和的心态、冷静的叙述与客观的评价似乎触手可及,我感觉着可以写写朱熹了,于是,《多维视野中的朱熹》这一标题也就自自然然在地跃现在我的电脑显示屏上。
大凡名人伟人,后人总是在他降临人世之时附会一些神奇怪异的故事传说,朱熹也不例外。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可就在他呱呱坠地前三天,远在千里之外的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朱氏故宅却发生了一件怪事,那就是院内的一口古井,忽然白气如云,紫气如虹,经久不散,阴阳风水先生及谶讳家们就说这是天神“紫阳先生”谪落人寰的先兆。仿佛为了验证,朱熹一生下来,右眼旁就有七颗黑痣,排列成北斗七星形状。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了孔子出生时身上长有黑子,近看像昴星,远看像斗星的奇异。孔子是儒学泰斗,第一“圣人”,那么后出的儒学传人朱熹,就是理学泰斗,第二“圣人”了。
古井冒气是一种时常出现的自然现象,朱熹生前三天祖籍故宅古井是否冒气无法考证,即使考证,也无多大意义。而脸上的黑痣似乎还真有其事,据今存朱熹对镜自画像石刻所画,朱熹右脸确有黑子。古往今来,脸上长痣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半点不足为怪,如果没有黑痣,在一个有着“天人感应”的传统国度里,也会从朱熹的其他生理现象入手,来一番别的比附与虚构的。
朱熹诞生之时,金兵入侵,宋军南渡,叛兵骚扰,农民起义,社会动荡不安,就连独尊的儒学,也日渐式微。处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交织的衰世,父亲朱松做梦也不敢想象儿子的前程会有多么地显赫。在朱熹的早年岁月里,记忆最深的恐怕就是随父亲或避难他乡,或赴任就职,或赋闲寓居,一同漂泊、辗转不已。国运衰落,家事维艰,世代业儒的朱松对儿子朱熹并未抱多大指望,从一个古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出发,朱松一度还产生过让儿子弃儒从军、舍文就武、抗击金兵的念头。
儿时破落的家境与四处逃遁寄寓的经历,投射并影响了朱熹未来的人生。他从小渴望社会的安宁与和平,与之对应的,就是构建一个超稳定的庞大思想体系;他自始至终主张抗金,算得上一名主战派,然而,如果“民贫财匮,兵惰将骄”,“内有愁怨”,谈何出兵抗金、收复河山?因此,朱熹主张先修内政,治国安邦,再图恢复大计;他有着强烈的士大夫思想意识,也对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农民怀有深深的同情,强调以农为本……
在《朱熹行状》中,有两则儿时纪事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在父亲朱松的指导下,朱熹八岁开始阅读《孝经》与《孟子》。他对《孝经》一读就通,父母的颠沛流离、舐犊情深给他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他情不自禁地在《孝经》上握管题字:“不若是,非人也!”他对《孟子》也是爱不释手,并产生了想做“圣人”的念头,且立下鸿愿,为达到这一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一辈子奋发精进不已。
立志对一个人的未来发展、功名成就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朱熹的天赋并非格外超拔,如果没有做“圣人”的强烈渴望与内在动力在胸间鼓荡、鞭策,他能否兼收并蓄,不断超越自己,达到今日我们所知的成就,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而对《孝经》的肯定与接纳,则成为朱熹将理学推向社会实践的出发点与重要基础。
朱熹14岁那年,父亲朱松在寓居地建瓯病逝,朱熹的人生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折,学问也由此而迈向一个新的起点。
朱松临死前,将家事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市)的刘子羽,将儿子的教育托付给崇安另外三位道学密友胡宪、刘勉之与刘子翚。刘子羽将朱熹母子接到崇安五夫里,提供一座五开间的旧楼给他们居住。朱熹将此楼称为紫阳楼,并以“紫阳”自号。正是在这座紫阳楼内,朱熹开始了受学于胡宪、刘勉之与刘子翚的学习生活。位于崇安城南的武夷山,成为三先生讲学的天然学堂。朱熹与武夷山的缘份由此而拉开了帷幕,他在这里接受了比家庭童蒙教育更正规的四书五经儒家教育,为一生的学问发展走向奠定了全面而扎实的基础。武夷三先生全都崇尚二程理学,于是,朱熹怀着异乎寻常的虔诚崇拜之心,开始研读程颐、程颢的著作。但三先生又不止于二程理学,他们都援佛入儒,胡宪、刘勉之对禅宗的参悟,刘子翚对佛教的止观都有专攻,他们对道教思想也有所吸收,三先生的经学——《易》、《大学》、《中庸》三学最具释老气息。影响所及,朱熹对佛教与道教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后来以《易》、《大学》、《中庸》的主要依据建立生平学问大旨及理学体系的逻辑构架,正是得益于武夷三先生的开导与启发。
朱熹自绍兴十三年(1144年)求学于武夷三先生到庆元六年(1200年)逝世,除担任地方官员七年,在朝廷任焕章待制兼侍讲(为宋宁宗讲解《大学》)40天外,其余近50年时间,无不汲汲于学问,或求学他人,或刻苦研究,或切磋辩论,或收徒授课,或著书立说……
武夷三先生对朱熹的教育,我以为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为他提供了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开放的知识体系,除儒学外,并不排斥其他学说与学派,而是敞开胸怀,大胆吸纳,主动接收,为我所用。朱熹自从结识道谦禅师后,又开始访禅问学,出入佛老,花了十多年时间,直接从佛经道书和禅师那里吸取知识营养。禅学与理学两股相反相成的力量在他胸间激荡、消长、交融,终于把他推上了心学之路——以心观心,以心会理,吾圣合一。
然而,从小就打上了儒家入世精神的朱熹,不可能完全彻底地遁入佛老之学,无法练就一副超然物外、超凡脱俗的仙风禅骨,因此,后来逃离佛禅,归返儒宗,也就在所难免。然而,朱熹对佛老之学的长期浸润与钻研,使得他变得丰富而博大。如果没有对佛学的执着与痴迷,没有出入其间的深刻体会,他所构建的理学体系,将缺少一股原初的鲜活力量,缺少极有份量的佛老组成部分。
朱熹从事学问之路,乍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而内心却经历了一条漫长的炼狱之路。自师从武夷三先生及道谦禅师后,又以“而立之年”恭执弟子之礼,拜理学家李侗为师,开始了经学、理学的构思与孕育,由“以心会理”到“即事穷理”。李侗死后,朱熹除失师之痛外,更是陷入欲求学问之突破与出路而不得的彷徨与苦闷。经过长达六年的探索,在声色俱厉的挞伐佛老之学中,他终于挣脱了蚕茧的束缚,完成了逃禅归儒,由“主悟”到“主静”,再到“主敬”的艰难历程。
朱熹学术体系形成之初,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可资论敌攻击的漏洞与把柄。朱熹闽学的成熟与练达,是不断辩论、不断切磋、不断探讨、不断充实的结晶。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论争,便是对张栻湖湘学的清算,在长达四年的辩论中,他由致力于修养方法、认识方法的探讨,转向本体论及宇宙观的哲学层面,使得朱熹理学体系得以基本确立。尔后,又有与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等人的寒泉之会、鹅湖之会、三衢之会、观音寺之会、白鹿洞之会、浙东角逐,不同学术流派间的相互探讨、交流、论争乃至批判,促成了朱熹主要著述《四书集注》、《近思录》(与吕祖谦共同编辑)的完成,其理学体系也日臻完善。
令朱熹没有想到的是,在论辩与说理的风雨中成长、成熟的朱子学说,会在700多年后遭受一场不容置喙的猛烈抨击。那暴风骤雨、电闪雷鸣的阵势,若是当年的他亲眼得见、亲身经历,恐怕不仅不能激发灵感,完善学说,反而会在人格的侮辱与学问的践踏中失去继续存活的理由、勇气与信心。
简略地叙述了朱熹的人生经历及学说的形成过程,现在该说说他所创立的理学内涵了。
朱子理学博大而精深、理性而思辨,非三言两语所能道明,即使道明,也显得抽象而枯燥,给普通读者带来一定的阅读障碍。然而,朱熹人生精华、伟大成就与显赫地位的落脚点,就在于他那兼收并蓄又卓然独创的朱子学说,因此,对其历史渊源、发展衍化、主要内涵,我不得不进行一番梳理与概述。
当孔子以增删、编订、整理经书为手段,将具有宗教性质的原始儒学改造为积极入世的世俗儒学后,又由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定于一尊。从此,儒学从诸子百家中一跃而成为一枝独秀的显学,占据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由原初的宗教儒学到孔子的世俗儒学,再到董仲舒的政治儒教,儒学发展停滞,固步自封,日益僵化。当佛教传入中国,盛行于隋唐后,儒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主导地位受到动摇,逐渐走向式微与衰落。理学又称道学,是儒学的继承与发展,是“儒学对佛教思想的挑战,有了一个创造性的回应”。理学家们的努力,就是给传统儒学注入新的内容与活力,挽回伦常扫地的衰颓世风。如果说道教是回应佛教,并以佛教作为参照模拟系统而创立的一种本土宗教,那么理学也是在佛教的刺激下,吸收某些佛教思想而对传统儒学所进行的一种改造。
通过朱熹的求学经历,可知早在他建立庞大而严谨的朱子学体系之前,理学就已形成并广为传播。所谓理学,是在宋代产生发展,以抽象性、思辨性的哲理来论证儒家伦理的学术思潮。理学萌芽于北宋时期,周敦颐融佛道于儒学,成为理学最初的创始人之一。只有当张载完成《正蒙》一书后,传统儒学这才真正称得上有力地回应了“佛教思想的挑战”。《正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罕见的专讲哲理的著述,张载以传统的经验主义方法,对存在进行了系统论的探索。后起的二程,也就程颢、程颐兄弟曾师从周敦颐,程颢撇开佛教中的信仰主义,尽可能地将其纳入儒学轨道,使得传统儒学发生变异,具有了哲学抽象的规范化与原则化成分。弟弟程颐继续兄长的探索,认为心就是性,性就是理,理就是道,形成了较为粗疏的天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