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6日，韬奋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这实际上是恢复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的《生活》和《新生》，重新擎起抗日救亡的旗帜。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和关于华北问题的宣言。《大众生活》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鲜明地提出“团结抗日，民主自由”的主张，有力地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韬奋在发刊词中郑重宣布《大众生活》的三大目标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这标志着韬奋已经同资产阶级思想彻底决裂，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
鉴于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查封，一位读者来信劝他在文字上要“慎重”，希望《大众生活》不要“中途夭折”。韬奋一方面感谢这位读者的好意，另一方面坦率地表明了自己坚定的立场：“我们也和先生一样地希望着，不过当然还要以不投降黑暗势力为条件，因为无条件的生存，同流合污，助桀为恶的生存，虽生犹死，乃至不如死。”《大众生活》第1卷第4期在《大众信箱》专栏中表示，要“在民族解放大众解放的大目标之下，努力于‘一部分’和‘一种’的工作”，“前赴后继地向前迈进，决心干到底，一息尚存，决不罢休。”
韬奋在主办《大众生活》时，力求发扬《生活》的优点，克服其缺点，从内容到形式都做了许多改进。因此，《大众生活》的观点更加鲜明正确，编排更加生动活泼，文字更加通俗易懂，深受读者欢迎。他们平均每天收到读者来信100封左右。曾有1个月收到来信1万多封。韬奋是怎样处理这些信件的呢？他说：“我每天差不多要用全个半天来看信，”“有五六个同事全天为着信件事帮我的忙，还有时来不及。”对此，他一点也不觉得麻烦，反而说“这是一件极有兴味的工作”，要“用全付精神答复”。编辑部做了一个卡片箱，专门收藏广大读者的通讯处。韬奋曾描绘过他这段紧张的工作历程：“我的工作，我的经历，我的思想，我的感触好像正在紧接着开演的电影，紧张得我透不过气来！”但是，令韬奋和同事们感到快慰的是杂志一开始就销了15万份。
12月9日，在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这场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是在华北危在旦夕的时候，北平的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的。消息传到上海，韬奋和《大众生活》立即给以热烈的声援。从第1卷第6期起，《大众生活》以绝大部分篇幅反映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连续刊登大量照片和文章。《大众生活》热情讴歌青年学生，说“你们紧挽着臂膀冲过大刀枪刺的英勇行为是全国大众洒热血抛头颅为民族解放牺牲一切的象征！”每期杂志一出版，就先寄几千份给北平学联，由学联各校和市场发售，除寄回成本的小部分钱之外，大部作为学联的经费。由于《大众生活》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销量达到了20万份，再次打破了中国杂志发行的纪录，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国民党政府对影响日益扩大的《大众生活》和韬奋又怕又恨，使用各种卑鄙手段限制《大众生活》，迫害韬奋。1936年年初，国民党特务再次散布韬奋侵吞1932年援马捐款的谣言。韬奋请律师在报刊上登启事，公布当年会计师出具的证明书，用铁的事实戳穿了谎言。
接着，国民党复兴社总书记刘健群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约见韬奋，企图逼迫韬奋就范。张道藩口若悬河，说了3小时，韬奋不予理睬。刘健群则提出荒谬的“领袖脑壳论”，胡说什么有关抗战的很多问题，全凭蒋介石的脑壳去决定。全国人民一切都不必问，也不该问，只要跟着领袖的脑壳走就万无一失。他甚至对韬奋说：“领袖的脑壳自有妙算，你们言论界不服从，将会招致杀身之祸。”他还说：“今日蒋介石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你不过白死而已！”韬奋觉得刘健群既可耻又可笑，崭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
蒋介石见韬奋态度坚决，决定亲自出马对韬奋施加压力他电令上海大流氓杜月笙邀请韬奋去南京面谈。杜月笙表示愿意陪同韬奋去南京和回上海。韬奋早已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估计到南京后必将失去自由。于是通知杜月笙取消南京之行。韬奋的同事们也很重视此事。决定让韬奋速去香港筹办《生活日报》。
2月19日，国民党政府终于对《大众生活》下了毒手，下令邮局停寄这个周刊。2月底《大众生活》被迫停刊。在最后一期，韬奋发表《紧要启事》：“我个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应负起的责任，我决不消极，决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战救亡的大目标继续迈进。”《大众生活》停刊仅一周，韬奋的战友金仲华又创办《永生》周刊。
1936年3月，韬奋化名乘船到香港，被迫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流亡生涯。经过两个多月时间的紧张筹备，韬奋等人克服了种种困难，于6月7日出版了《生活日报》，实现了他多年来办一张“人民日报”的愿望。这时，韬奋直接得到了中共领导人刘少奇的支持。刘少奇于5月24日和6月19日两次给韬奋写信，表示对《生活日报》的祝贺和希望，给韬奋以极大的精神鼓舞。
《生活日报》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韬奋可以说是“在贫民窟中办报”。他曾描述过报社的房子：“这屋子号称三层楼，但是每层只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房间，房间的后面有一个很小的厨房，前面临街有一个窄得只够立一个人的露台，至于屋子材料的窳陋，那是贫民窟房屋的本色，不足为怪。天花板当然是没有的，你仰头一望，便看得见屋顶的瓦片。上楼是由最下层的铺面旁边一个窄小的楼梯走上去的。你上去的时候，如不凑巧有一个人刚从上面下来，你只得紧紧地把身体贴在墙上，让他唯我独尊地先下来。”
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生活日报》创造了香港地区日报销量的最高记录。创刊还不到半个月，各地读者的来信就像雪片一样飞来。但是由于不能面向全国，宣传受到很大的限制，加上报社资金不足，《生活日报》出到7月31日便自动停刊了。
10月19日，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鲁迅逝世。韬奋满怀悲痛参加了鲁迅先生公祭大会。随后又发表文章热情讴歌这位空前的民族英雄。他称鲁迅先生为“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斗士”，“他的伟大是在他对于一般民众的普通而深入的影响”，“这种伟大的精神也正像高尔基”。他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鲁迅先生，因为他是民族解放的伟大斗士；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位民族解放的伟大斗士，更须永远不忘记他的刚毅不屈的伟大人格；”“我们后死的斗争者，应该承袭鲁迅先生的积极的斗争精神，为民族解放的伟大而艰苦的工作，努力前进”。
在此后的8年当中，韬奋用自己的生命实践着上述誓言。他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笔耕不止，以自己特有的极富感染力的言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成为黑暗中照耀他们的火炬和鼓舞他们前进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