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鸦片——大炮——传教士，是近代资本主义列强用来掠夺中国的三位一体的工具。19世纪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积极向海外寻找商品市场。传教士之所以被殖民统治者看好，是因为它还是一只很富有欺骗性和剥削中国人民以自肥的豺狼。
在法国对外贸易比较薄弱时，统治者就以大量派遣传教士弥补不足。他们用大量的金钱资助传教士们，用船把他们送到他们的势力已经到达和没有到达的地方。当时一些西方人认为，传教士对他们打开中国大门，进入中国的商品市场是非常有利的。他们可以紧跟着十字架的旗号，把商品输送到“传教士已经跨过的平原和土地上。”
在中国，西方传教士不仅用宗教这种“精神鸦片”毒害中国人民，而且还肆无忌惮地进行鸦片走私的罪恶勾当，并从中获得大量白银而发财。难怪他们的同伙也大骂他们是坏蛋，说：“他们来到中国，为着享乐，为着抓钱。”绝大多数传教士之所以乐于到中国来，是为了寻求“他们在各自国内或其家庭境况下所梦想不到的”奢侈与享乐的生活。因而，教堂、教会多也成为藏污纳垢、渔利侵权的罪恶之所在。
贩卖鸦片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打开中国大门的重要手段。从18世纪初，英国商人便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吸食鸦片可使人在精神上和生理上都受到极大的摧残。鸦片的大量输入还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加深清廷统治的危机。鸦片贸易使清朝的吏治愈益腐败，军队更加失去战斗力，社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而白银外流，使清政府财政陷入窘境。清政府虽曾多次下达查禁鸦片入口的命令，但走私现象不仅没有阻止，反而愈益猖獗。
传教士的利益与贩卖鸦片是息息相关的。他们与鸦片贩子狼狈为奸，积极参与鸦片贸易的罪恶活动。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着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乔装出慈善的面孔、唱着“圣洁”的“赞歌”向中国人民推荐吸食那些连教廷和他们本国政府都列入违禁使用的鸦片。他们欺骗人们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他们积极地推销鸦片去毒害人们。当鸦片的危害日益突出的时候，他们就又以救世主的面孔对人们说“只有基督能拯救中国解脱鸦片”，并还进一步说“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从而暴露了他们的狰狞面目。
鸦片战争中，传教士跟侵略军一起征战，以实现“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的口号。战争期间，英美等国传教士完全剥下了“基督圣徒”、“传播福音”的外衣，成为侵略军取胜的举足轻重的人物。那个搜集情报的能手郭士立，抓住清政府妄自尊大的弱点，让英国以“强硬”措施制服清政府。在战争中，他协助侵略军指挥作战，当有的百姓问他“如果你们真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的时候，他恼羞成怒，指使英军对老百姓进行残酷的屠杀。战争中，传教士还常常疯狂地勾引中国人背叛祖国。他们收买罪犯、流氓、赌棍充当侵略者的走狗。此外，还诱骗中国人入教，使一些不法教民助纣为虐，充当汉奸。当时有人指出，欲除汉奸，“非严究天主教不可”，因为“汉奸多奉其教也。”
从鸦片战争一开始到签订《南京条约》传教士都是直接的参与者。在中央谈判的过程中，郭士立和马儒翰都作为代表英国政府的全权代表璞鼎查对条约的具体内容与中方代表几次进行讨价还价。谈判中，马儒翰态度十分蛮横，扬言清政府如果不割让香港，不开放五口为通商口岸，英国政府就只能以战争来解决问题，其凶狠阴险之相一览无余。由于他们在侵华战争中很卖力，得到了主子的赞赏，马儒翰被任命为香港立法委员会兼香港殖民地政府的秘书，郭士立也被任命为香港殖民地政府秘书。
美国传教士在战争中也积极协助英军。在中美签订《望厦条约》时，充当订约使团的助手。传教士伯驾还利用清政府因战争的失败而产生的惧外心理。恐吓清政府代表，声称美国在中国水域停有军舰等着谈判的结果，另外还要再派几艘战舰来到这里听令，并打算北上天津。美国传教士就这样以欺骗和恐吓的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比《南京条约》要更加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伯驾在条约签订后，也很受主子赏识，被任命为美驻华使馆的中文秘书。伯驾自然也不辜负主子的心愿，全心全意地为殖民统治者效力，功绩越来越多。1855年被任命为美驻华公使。
法国传教士在侵略方面是决不甘于落后的，在其积极参与策划下，法国用与其他侵略者一样的手段，迫使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
从《南京条约》到《望厦条约》再到《黄埔条约》，传教士都积极出谋划策，其侵略用心之凶狠与端着刺刀、架着大炮的侵略军相比毫不逊色。他们为自己的“伟大”成果得意非常。他们曾喜形于色地说：“上帝与这般人民打交道，路总算打开了。”从此，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发生了不可分割的畸形关系。
在19世纪末的二、三十年间，传教士都曾大规模地出售过一种“戒烟丸”骗取钱财和坑害人们的健康。当时由于鸦片烟的危害，使大批中国人的健康受到损害，教会竟出售这种所谓的“戒烟九”以欺骗购者说可以戒掉烟瘾。但这种“戒烟丸”经人化验乃是用吗啡和土豆粉混合制成的假药，服用这种假药不但戒不了鸦片，而且也是一种麻醉剂，起着鸦片的代用品作用。传教士也承认，“吗啡买卖就是鸦片贸易”，可是传教士不但自己推销，而且还发给教徒四出兜售，从中猎取大量不义之财，毒害了无数中国人。这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作出的令人发指的卑劣行径。
基督教传教士总是向中国教徒们喋喋不休地讲“安贫乐道”、“以苦为乐”等基督教所标榜的“劝人为善”的宗旨，但自己却在中国过着天堂般的生活，享受着侵略军为他们带来的种种特权，饱尝着美味佳肴，交流着活动经验，游览了名胜古迹，踏遍了名山大川，冬天围炉取暖，夏天到避暑胜地，并不失时机地搜集情报，干涉中国内政。他们用中国人民的苦难，换取他们的利益。对此，一位基督教徒就无情地揭露了当时传教士的真面目。他说：
“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全世界一切地区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行为和不顾死活，乃是人世间任何时代、任何其他人种，不论他们多么残忍，多么无知，也无论他们多么狠心和无耻，都是无法跟基督教人种相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