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开始，晚清统治集团内部有一批当权官僚，感受到外国的“船坚炮利”从而意识到无论挽救民族危亡，还是维持自身统治，都不能再固守陈腐的“祖宗之法”，唯一的办法是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从而形成了以拯救清王朝封建统治、御侮自强为目的，以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为主要内容，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向西方学习的潮流。这次活动，历史上称之为“洋务运动”，而倡导和主持这些活动的官僚，则被称为“洋务派”。
历时35年的洋务运动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约10年，以创办军事工业的“求强”活动为中心，是洋务运动的兴起阶段。第二阶段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约15年，除继续创办军事工业外，更大力兴办民用企业，重心转为“丰富”，是洋务运动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约10年，新企业的创新不多，旧企业的矛盾暴露，主要成就为北洋海军的建立，是洋务运动的衰微阶段，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以“公车上书”为标志的维新运动发微，洋务派所经营的企业虽继续存在，但洋务运动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7、18世纪，资产阶段在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主要国家取得了统治，历史进入了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世界的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为了“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从海外殖民事业中获取强有力的动力。在这一过程中，机器工业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无情地冲击着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封建生产关系，资产阶级不但“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而且“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引文为马克思语）。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世界的推进，是以野蛮的杀戮、奴役、压榨和剥削为手段的。从非洲的黑人被贩卖为奴、美洲的印第安人濒临灭绝，到廉价的英国商品把印度手工工人置于死地，一切落后民族成了他们任意宰割的对象。当时，仍然沉睡在封建主义漫漫长夜里的古老的中国，也未能幸免。
1840年，英国带着罪恶的鸦片登上中国海岸后，为了推进在中国的贸易，发动了可耻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在战争中，虽然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国人举起了抵抗外侮的义旗，关天培、葛云飞等爱国壮士血染疆场，三元里人民奋起抵抗，但是，中国落后的大刀、长矛与英国先进的榴弹炮、滑膛枪之间较量的结果，使得满清皇帝不得不将排除这场有可能颠覆自己统治的危险的希望，寄托在琦善、伊里布和耆英之类的议和使者身上。结果，中国人连缔结一项体面的和约的资格也丧失了。
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大炮，不但“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世界接触”（马克思语），而且惊醒了一些有识之士。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经过比较、探索，开始隐约地觉察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面前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割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为了对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侵略，他们从如何取法西方的“长技”而达到“制夷”的目的出发去了解西方。这样的了解，首推1840年林则徐主持编译成的《四洲志》和1842年魏源写成的《海国图志》。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四洲志》有如下一些记载：英国“惟技艺灵巧，纺织器具俱用火轮、水轮，亦或用马，毋需人力”；法国“精技艺，勤贸易，商船万四千无百三十”。
林则徐显然是以羡慕的心情来看待西方先进技艺的，这种心情在描述俄国彼得大帝学习西方技术的细节上，表现得淋离尽致。《四洲志》写道：俄国“及至比达王，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氏达览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归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对彼得大帝学习西方技艺以致富强的肯定，自然是中国落后却又不思学习的反思。后来，林则徐在被遣戍伊犁途中，对鸦片战争中因“器不良”、“技不熟”而导致失败，仍然耿耿于怀，发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的感叹，并因此总结出取胜的八字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林则徐不但在广州时就“筹计船炮水军宜”，而且在“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上陈”。
《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现今被认为是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对“夷”可师的“长技”有过论述：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还具体建议在虎门外创建造船厂、火器局，聘用西洋工匠，以期“尽得西洋之长技”，并设想造船厂除造战舰外还可以造轮船，火器厂除造枪炮弹药外还可以制造“借风力、火力、水力”的各种“有益民用”的“西洋器械”。
林则徐和魏源在挫折和屈辱的反思，却在满清权贵的压抑下不能有所作为。林则徐用粤海关税以制造枪炮的建议，被道光皇帝指斥为“一派胡言”；魏源的《海国图志》只是被看作一本新的地理书籍，而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核心思想，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封建统治者对侵略者得陇望蜀的本性没有清醒的认识，依然昏昏然不思振作，依然歌舞升平，醉生梦死。
在鸦片战争后的30多年里，窒息着中华民族生机的历史惰性，又一次遭到了冲击。清政府原以为1842年签定的《南京条约》是“万年和约”，没有想到十几年后侵略者会以“修约”为借口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更没想到他们会再次发动新的侵略战争。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1858年，联军攻战天津，逼订《天津条约》；1860年，联军推进到通州，清朝的八旗军“一战而蹶者十之二三，不战而溃者十之六七”，咸丰逃往承德，联军直抵京师，火烧圆明圆，逼订《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接受了本来“断难允行”的种种屈辱条款。与此同时，美国以“门户开放”政策而享受“利益均沾”；沙俄趁火打劫，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中国主权的每一项踪迹，在多项条约规定的限度之内，都被一扫而光。
旷古未闻的奇耻大辱，在朝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一部分人开始从存亡的角度认识到除非以武力为后盾，琦善、伊里布和耆英之类老于世故的外交努力是不足恃的。奕？承认：“夷祸之烈极矣”，“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仇恨”；李鸿章则忧心忡仲地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筹”，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糜集京势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械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冯桂芬则大声疾呼：“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如再不发愤图强，“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因此，冯桂芬作《采西学议》和《制洋器议》，甚至已提出学西方的具体步聚，即所谓“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也纷纷主张“讲求洋器”。
至此，林则徐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才被这30年的遭遇而搞得惊慌失措的权贵们所认可。
但是，洋务派虽然拟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出发点兴办洋务，但把“师夷长技”的行动提到实践的日程，却是为了镇压人民起义而引发的。
当中国遭到列强侵略只能屈辱求和之际，洪秀全在广西举起了反清的旗帜，沿途的贫民和游民立即舍家相从，蜂拥而起，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太平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着顽固的封建腐朽势力，给清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巨大的冲击，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面对着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压力，清政府首先采取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人民并重的策略。但是，当两面出击力量捉襟见肘时，又采取了“两害取轻”的抉择，即先借助侵略者的洋枪洋炮消灭太平天国义军，然后再养精畜锐以“制夷”。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俄两国便向清政府明确表示了“愿为中国助剿发逆”的意向，随后，英国也公开站在清政府的一边。于是，出现了“中外和好”、“华洋会剿”，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太平军的局面。在此过程中，清政府认为，这是“借法自强”的大好时机。1863年，奕？等奏称：“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外洋如英、法诸国，说者皆知其唯恃“船坚炮利”以横行海外，而船之何以坚与炮之何以利，遂置焉弗讲。即有留心此事者，因洋人秘此机巧，不肯轻易授人，遂无从窥其门径。……现在江浙尚在用兵，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若于贼平之后始筹学制，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此又势所必至者。一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即兵法所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者’此也。”在他们看来，“自强”就必须“讲求洋品”，所以必须抓住时机，“不露痕迹”地向洋人求教。以此为契机，在奕？、曾国蕃、李鸿章等重臣的倡导下，从6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一股兴办洋务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