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所掀起的洋务运动，最初是以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船坚炮利”为目的的，随着外国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外接触的频繁，他们在对西方的认识上，开始有了转变。他们已觉察到，在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的背后，还有雄厚的经济势力作为后盾。李鸿章曾经说：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主要是由于贫困；西方国家领土不如中国广阔，每年的财政收入却很多，其来源大部分是开采矿产，征收铁路、电报、邮政等税。以目前中国的形势来看，如不早图变计，仿造西方设施，那么，以贫较富，以弱敌强，必将产生严重后患。因此，他们强调“强”应与“富”并重，应当“寓强于富”。70年代起，洋务派在继续学习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的同时，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把一些近代化的经济设施引进中国，一批民用企业在中国陆续兴办起来了。
“官督商办”，就是由商人出钱作资本，由官方派人管理企业。开办之初，往往有一笔官款作资本，但须分年取利抵还。照洋务官僚自己的说法，叫作“又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而“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官商合办”，名义上是官与商共同出资、管理和共负盈亏，实际仍由洋务派（即官方）控制。
从70年代以后的20多年中，洋务派倡导建立的近代民用企业，主要有航运、煤矿、金属矿、电讯、铁路、纺织、冶炼等几个方面，建立了40多家近代企业，构成了当时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主体。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以下几个：
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1872年创办，到1895年结束，历时33年。
1872年，李鸿章奏准清政府，拨直隶练饷局制钱20万串（合银133000两）作为股本，委派从事沙船业的富商朱其昂、朱其诏兄弟，在上海设局招集商股，当年计招得476000多两，定为官督商办，轮船局正式宣告成立。由于朱其昂兄弟经营不善，当年便亏损42000两。1873年7月，朱其昂辞职，李鸿章委任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由朱其昂、徐润、盛宣怀、朱其诏等人为会办。唐、徐专管轮运、招股等事宜，朱、盛负责漕运和官务。以后又陆续由各海关拨官款190多万两。
招商局最初购入轮船6艘，后又继续增购，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局、栈房。1879年，据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估计，招商局成立六七年来，已收入运费约2000万两，将中国航运的利权收回了3／5。招商局的成功运营，使列强在华的轮船公司的利益受到了损失，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等公司，为了保住在华的利益，此时联成一气，采用大幅度降低运费等手段，与招商局竞争。在外国轮船公司的排挤下，招商局的海外航运，屡屡遭受挫折，1873年到1879年，招商局驶往新加坡、日本、菲律宾和美国等地的船只，都因受外商倾轧而被迫终止。由于招商局除从事客运业务外，还包揽了清政府的漕运和官物的运输业务，所以才没有被挤垮。在激烈的竞争中，美商的旗昌轮船公司反而遭受破产的命运，而太古、怡和等公司，不得不在1877年、1883年、1889年三次与招商局订立“齐价合同”，避免在相互竞争中两败俱伤。
开平矿务局这是中国最早用机器采掘的大型煤矿。1887年开始筹办，1900年被英国吞并。
洋务派在创办了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后，迫切需要煤铁原料，他们在购买外国煤铁的过程中，深受洋商的挟制，往往被迫付出高昂的代价，因而逐渐认识到自采煤铁的重要性。这时，外国侵略者也企图取得在我国开采煤矿的权利，不断派人到各地调查煤矿资源。在此情况下，曾国藩和李鸿章等提出了用西法自行采煤的主张，1875年得到清政府的批准。
1876年秋，李鸿章委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前往开平勘察煤铁矿资源。唐在进行了实地考察后，上书李鸿章，建议尽快开设矿局，并提出了计划。他认为，开平一带不仅煤矿丰富，而且盛产铁矿和灰石，冶炼十分方便。因此，他把采煤、炼铁、筑路三者联系在一起，“开煤必须筑铁路，筑铁路必须采铁；煤与铁相为表里。”李鸿章批准了他的计划，并委派他负责整个开采工作，官督商办。1878年7月，唐廷枢抵达开平，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1881年开始投产，产量迅猛增长。1881年为1600余吨，1882年增至3万8千余吨，1883年又增至7万5千余吨，增长的速度是相当可观的。随着煤产量的不断提高，矿务局又进一步改善运输条件，1880——1881年，修成了中国铁路史上第一条铁路——唐山至胥各庄铁路，1888年8月，唐山至大沽铁路又全线通车，不久又延伸至天津。
开平煤矿投产后，立即与洋煤（主要是日本）展开了争夺天津市场的竞争。1881年天津进口洋煤1万7千余吨，1882年减至5400余吨，1883年减至3700余吨，1884年减至1200余吨，1885年减至560余吨，到1886年减至301吨。这些数字表明，开平煤矿逐渐取代了洋煤，占领了天津市场。同时，煤矿产量的提高，也给附近地区提供了廉价的原料，促进了其它工业的复苏或兴起。
1892年10月，唐廷枢因病去世，矿务局总办一职由张翼继任。张翼既无文化知识，又无经营新式企业的经验，煤矿结束了它的顺利发展阶段，逐渐走向没落，最后被英国控制。
电报总局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了电报总局。电报总局是继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之后的又一个官督商办企业。它的开办，既是为了满足近代军事发展的需要，也是民用企业发展的需要。
在近代军事工业刚刚兴起的60年代，电线在军事上的作用还不十分明显，对于经济的发展也不是必不可少之物，所以，清政府既不允许洋人在中国架设电线，也根本不想在中国发展这一事业。但是，洋人为了其在华的利益，对此要求十分强烈。在清政府严禁的情况下，法国翻译李梅企图以中国出钱自设电线、中外人均可使用的办法，使清政府接受架设电线的建议，清政府对此不予理睬。但是，面对着列强纷至沓来的要求，清政府实在难以招架，不得不考虑应付的办法。经过酝酿，官僚们提出了与李梅相似的解决办法，以缓和中外矛盾。1870年，沈葆桢说，自己设线，中外使用的主张是可以推行的，因为我出钱，彼出技术，彼虽分其利，而我却握其权。由于权我自操，故不致有公事“彼一二日而达者，我十余日尚复茫然”的现象出现。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给清政府以极大的刺激，使他们意识到了办电报的必要性：“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李鸿章也同时提出了在发展铁路的同时，必须尽快地发展电报事业的建议。1879年，李鸿章为了加强海防，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效果良好。于是，“号令各营，顷刻响应”。1880年，中俄两国因伊犁交涉出现了紧张的局势，沿海各地纷纷告急，李鸿章深感“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他上书清政府，请在天津和上海之间架设电线，以加强南、北洋之间的通讯联系。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后，这年10月，他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盛宣怀为总办，具体负责筹设津沪电报线路。与此同时，为了培养中国的电报人才，他设立了电报学堂，以洋人为教习。中国的电讯事业终于诞生了。
盛宣怀主持电报总局后，聘请丹麦大北公司代为雇人购料，察勘津沪间设线道路。1881年5月间，南北同时开始架线工程，电线全长2724里，安置双线，动用经费达178700万湘平银。全部工程在12月中旬竣工，12月28日，津沪间首次通报。
津沪电线接通后，李鸿章又筹备设立另一条贯穿南北的电报线路，即由江苏经浙江、福建到广东的沪粤线。盛宣怀根据李鸿章的意图，与电报局的郑观应等人具体筹划，开办方式为“一借官督商办声势，一坚众商之信”。1883年春，沪粤电线开始动工兴建，第二年夏天全线通报。由于上海是当时国内外的贸易中心，电报业务居于首位，所以，在沪粤线竣工以后，电报总局由天津迁往上海，仍由盛宣怀任总办。
津沪和沪粤线的通报，促进了中国近代电讯事业的发展。此后的十多年间，电讯事业在中国发展很快，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前夕，除了西藏等几个少数地区外，大部分的行省和重要的商业城市，都架设了电线，全国初步形成了四通八达的电讯网络。李鸿章在1892年8月的奏书中说：“中国创设电线，已阅10年。近来风气渐开，推行日光，东北则达吉林、黑龙江俄界，西北则达甘肃、新疆，东南则达闽粤台湾，西南则达广西、云南，遍及22个行省，并及朝鲜外藩，殊方万里，呼吸可通，洵称便捷。”
上海机器织布局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机器棉纺织工厂，1882年创设于上海杨树浦。
1874年到1875年，清政府在“廷议”海防问题时，一些洋务官僚有感于外国机制纱布的大量涌入，中国旧式棉纺织业受到严重冲击的现象，提出了自行设厂进行纺织的建议，李鸿章并提出了具体的设办意见。但当时却“苦于无人创办”，所以建厂活动一时难以提到议事日程。1876年初，李鸿章决定开办机器织布厂，并委托魏纶先具体承办，但由于经费筹措困难，计划又被搁置下来。1878年10月，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向南、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沈葆桢提出了在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的计划，并亲自拜见李鸿章，李鸿章对这计划十分支持。于是，彭汝琮返回上海后，委派郑观应为会办局务，立即进行建厂的筹备工作。但是，因为彭汝琮和郑观应之间意见不一致，筹办工作十分缓慢，不久，二人相继离开纺织局。
1880年春，织布局事宜由戴恒主持，戴又邀郑观应入局。戴、郑之间互相配合，机器织布局的筹建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
经过近半年的筹备，这年秋，上海机器织布局正式宣告成立。郑观应亲自起草了《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并在《申报》上公布，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章程原定招股40万两，“后竞多至50万，尚有退还不收”。由于集资顺利，郑观应等立即开始了建厂的工作。织布局的厂址选定在上海的杨树浦沿江地带，共购地300多亩。郑观应委托美籍工程师丹科购买机器，1883年运抵上海，其中包括轧花、纺纱、织布各机全套设备。轧机和织机为英国所产，纺机和汽炉则为美国制造。
在织布局筹建的过程中，上海爆发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股票价格大跌，织布局出现了严重亏损，郑观应难以维持，只得离职，织布局改由龚寿图、龚彝图兄弟接管。但是，龚氏兄弟也难以重振局面，李鸿章又派马建忠主持工作。在马氏经营不善的情况下，织布局又改由杨宗濂、杨宗瀚兄弟主持。
1891年，织布局在经过多次波折后，终于竣工，次年开始投产。它的主要厂房共三层楼，雇佣工人约4000人。1892年，织布局生产了棉布400万码，棉纱100万磅。
正当织布局经营顺利、并获得了优厚的利润时，1893年10月19日，织布局的清花厂突然发生火灾，厂房和机器大部分毁于大火。12月初，李鸿章派盛宣怀前往上海，处理善后事宜，并另行筹集资本，在旧址设立新厂。盛宣怀经过考察，提出了新的建厂方案，李鸿章在批准这一方案时，将厂名定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厂。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894年9月，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开始部分投产。但是，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马关条约》签定，为外国资本来华投资打开了方便之门。在与外国资本的激烈的竞争中，华盛机器纺织总厂连年亏损，无法维持。1901年，盛宣怀将该厂改组为商办的集成纺织总厂，实际上成为盛氏的家族产业，作为官督商办企业的华盛机器纺织总厂从此结束。
洋务派所创办的民用企业，除左宗棠创办的兰州机器织呢局外，都是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这一形式，为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资于新式企业创造了条件，并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渠道。但是，这些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仍存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民用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因而企业经营不善，真正能够维持下去的十分罕见。尽管如此，这些企业的出现，毕竟使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产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对民族资本的产生，也起了开风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