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名存实亡后，戴高乐的事业此时几乎陷入绝境，这时，他的事业所得到的最重要支持来自英国。但戴高乐仍然信心百倍。1940年6月18日，在英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下午6时，戴高乐向全世界、也向沦亡的法国，发表了演说。戴高乐宣告：“法国并非孤军作战，它有一个庞大的帝国作为后盾，它还可以与控制着海洋并在继续作战的不列颠帝国结成同盟，也可以像英国一样充分利用美国巨大的工业资源。”戴高乐号召：“我，戴高乐将军，现在在伦敦。我向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一切军火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
戴高乐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决不会熄灭！”他的声音震撼着几千万法国人民的心灵。在戴高乐的旗帜下，集中了来自法国各方的自由战士，他们在打败德国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6月19日晚，他利用英国广播向法国民众大声宣布：一切手中有武器的法国人，继续作战是大家不能推卸的责任。扔掉武器、撤离阵地，或者把属于法国的土地交给德军，那是叛国行为！但法国的军政官员们没有人理睬戴高乐的声音。在伦敦，戴高乐接到召他回国的“命令”。他立即给魏刚复信，说只要不投降，我愿意参加组织起来的任何法国抵抗力量。贝当政府发了一道命令，命令戴高乐到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自首”，听从“战争委员会”审判。这个委员会先是判处戴高乐4年的徒刑，然后根据伪政权国防部长魏刚的指示，改判“死刑”。
戴高乐又向法国驻海外的殖民总督们发电报，要求他们坚持作战。他还请他们来伦敦会谈，得到的是一片嘲笑声。那些总督们认为戴高乐是野心勃勃、追名逐利的家伙。他们认为戴高乐在官场中惟一值得一提的经历是在雷诺内阁中担任过陆军次长。北非总司令兼摩洛哥总督诺盖将军决心继续作战，但他不想响应戴高乐准将。6月20日，贝当向希特勒求和。贝当求和的消息通过西班牙传给了希特勒。20日早晨，希特勒要求法国停战谈判代表团到图尔附近卢瓦尔河的桥上同德国的代表会晤。6月21日中午，在首都巴黎市郊的贡比涅森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军总司令福煦元帅向德国宣读条款的列车上。德国人选中此地报复法国人，是为了增加报仇雪恨的甜美滋味。这些对戴高乐的话不置一顾的官员们，在希特勒面前，静听德国军官凯特尔宣读德国提出的条款。面对如此苛刻的条件，法国的军政首脑们都同意了。6月22日下午，法国代表和凯特尔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全世界人民都注视着法兰西的灭亡，许多法国人听到广播后都哭了。德国控制的傀儡维希政府显然已经无法代表法国，几千万法国人民成了亡国奴！在这严峻的时刻，戴高乐在伦敦通过广播大声疾呼，指责维希政府不合法，宣布成立“自由法国运动”，提出“将自由还给世界，把荣誉归还祖国”的口号。6月23日，英国政府发表了公告，不再承认贝当“政府”是法国的政府。6月28日，英国正式承认戴高乐为“一切自由法国人的领袖”。
丘吉尔对戴高乐说：“你虽然孤身一人，但我只承认你一个人！”在法国，维希政府表面上“合法”，得到美、苏等许多国家的承认，但英国却不承认维希政府。在伦敦，戴高乐打出代表“自由法国”的洛林十字旗号，得到了英国的承认。到底谁能代表法国？世界只相信强权！戴高乐知道这一点，他的力量有限，但正因为这样，他才必须争取别国的支持，永不言败。为了法国的独立，他一边与挪威、荷兰等国的流亡政府取得联系，寻求他们道义上的支持，一边扩充实力。他向英国借来白城体育馆作为招兵基地，接见逃到英国的法国人，用他那粗犷的声音打动他们：“如果德军能来伦敦，早就来了；我认为苏联将先于美国参战，而且美国也会参战。德国的胃口太大，但却征服不了苏联，进攻苏联将是德国失败的开始。法西斯的侵略会引起大多数国家的反抗。法国暂时还有很多困难，但法国一定会重新获得解放！”戴高乐坚忍不拔的意志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法国爱国志士，很快有几百人站到他的旗帜下。6月29日，他来到利物浦附近的特伦特姆公园，招募了200名阿尔卑斯山步兵，一个坦克连的三分之二，以及一些炮兵、工兵和通讯兵。几天后，两艘法国潜艇和一艘巡逻艇宣布追随他继续作战。圣阿塔恩的几十名飞行员也前来追随他，6月30日，米塞利埃海军中将逃了出来，加入“自由法国”的阵营。他的加入对自由法国事业是很大的鼓舞。陆续有人从法国逃出来，甚至许多人从北非来到伦敦，前来追随戴高趣。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法军士兵中，有200人加入了自由法国。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封来信飞到戴高乐身边。法军中大批不甘屈辱的中高级军官也逃到伦敦，追随戴高乐。勒让蒂约姆将军、德拉米纳上校、达尚利尔海军少校、布路赛少校、德奥特克洛克上尉等大批年轻军官先后逃到伦敦。虽然戴高乐的实力很弱，但他们的到来却极大地鼓舞了戴高乐支持者们的信心。法国的国庆节那一天，为了向全世界宣告反法西斯的法国军队仍然存在，戴高乐决定举行阅兵式。7月14日上午，7000多人的“自由法国”部队聚集在白城体育馆。戴高乐全副戎装地站在台阶上，身后悬挂着巨大的福煦元帅画像。在伦敦公众的围观下，“自由法国”部队走过主席台。戴高乐看着这支忠诚的部队，心中仿佛燃烧着一团火！这是戴高乐的部队第一次在伦敦公开亮相，这是对德国的公开挑战。紧接着，第一批“自由法国”的飞行员参加了对德国鲁尔区的轰炸。法国人民用独特的方式向戴高乐表明态度，寄来两张照片。一张是7月14日，国庆节，法国男女站在无名将士碑附近默哀，照片上写道：戴高乐！我们在等待你！第二张是一座被一位妇女献满鲜花的坟墓，这是戴高乐母亲的坟墓。在对待戴高乐的态度上，法国维希政府说戴高乐是“叛徒”、丘吉尔扶植的“走狗”。
面对这样的攻击，戴高乐强烈地感到，应该尽快确立“自由法国”与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了。早在6月28日，丘吉尔就发表公告承认戴高乐是“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以“自由法国领袖”的身份与丘吉尔进行“必要的谈判”。通过艰苦的努力，双方达成《丘吉尔-戴高乐协议》。在协议中，戴高乐坚持英国必须保证恢复法兰西帝国的疆界。他以这种办法从法律上打消英国人怀有的任何攫取法国领土的想法。最终，英国政府承认他们有义务“恢复法国的独立”。在确定戴高乐的权限和如何动用“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条款时，双方进行了长期艰苦的争论。出于实力相差悬殊的现实，戴高乐承认联合军事行动的最高权力应由英国掌握，但他也保留了拥有对“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权”。“自由法国”军队的开支先由英国政府垫付，戴高乐坚持表明这是借贷。所有开支将立账，以后偿还，后来在二战结束前他全部偿还了。以这种方式，戴高乐维护了法国的荣誉。这一协议的签订使戴高乐摆脱了物质困难，同时使英国和“自由法国”的关系正常化。这一协议的内容传到了法兰西帝国的某些领土上，在法国的海外侨民中产生了良好的效应。
一些国家的流亡政府也纷纷效法，与英国签订类似的协议。戴高乐在对外关系中，只要涉及到法国利益，就表现出强硬者的形象。在尽量使“自由法国”为人所知的同时，戴高乐努力使政治和行政机构运作起来。这时，戴高乐的助手卡森教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制定了许多协议和公文。安东尼负责管理内政部门，拉比和爱斯加拉负责外交部门。普列文和丹尼斯负责管理财政，宾金与盟国商议解决法国商船和海员的问题，德瓦弗兰上尉开始组建“自由法国”的秘密情报机构。在军事上，戴高乐身边有一批得力的参谋，在“自由法国”崇高事业的激励下，为法国的民族解放而战斗。戴高乐认为不能总呆在英国，准备动身去非洲发展。去非洲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这时，在北非，诺盖将军已经投降了，刚果总督布瓦松也投降了。乌班吉人赞成作战，但要服从赤道非洲的首府--布拉柴维尔方面的命令。加蓬保持沉默，但却对戴高乐怀有敌意。喀麦隆人对投降十分不满，总督布律诺不敢表态，但公共工程局长莫莱尔成立了行动委员会，支持“自由法国”。乍得黑人总督埃布埃对德国的种族歧视不满，随时准备支持戴高乐。戴高乐决定先去乍得、喀麦隆和刚果，使他们加入“自由法国”。
1940年8月2日，他派勒让蒂约姆将军去索马里半岛，派普利文、帕朗少校、勒克莱尔和内阁总管埃蒂埃·德布瓦兰贝尔去赤道非洲。这些人很快使“自由法国”的洛林十字旗帜飘在乍得和喀麦隆的上空。接下来是刚果、乌班吉和加蓬。随后需要把布拉柴维尔争取下来。戴高乐派德拉米纳上校前去游说。月底，这几处都加入了“自由法国”，没有发生任何流血事件。位于非洲大陆西海岸的达喀尔是戴高乐想争取的地方，控制了达喀尔就控制了塞内加尔和法属西非的大片地区。达喀尔的驻军是维希政府的部属，为了避免大规模的战斗，戴高乐派一支小部队在法属几内亚的科纳克里登陆，沿途扩充实力，从背后偷袭达喀尔。为了使这个计划成功，就必须请英国提供海上援助，否则这支远征小部队很快就会被法海军歼灭。这次行动最终失败了，也给戴高乐本人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敌人幸灾乐祸，许多人开始对戴高乐不信任，包括美国总统罗斯福，这使得戴高乐始终被排除在盟军行动之外。关键时刻，丘吉尔义无反顾地支持他，他的好友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上将自西贡来到伦敦，拒绝了英国政府一些人希望他能取代级别较低的戴高乐的建议，当众对戴高乐表示“接受您本人的领导”。10月27日，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成立国防委员会：“我要以法国的名义，而且只是为了保卫法国行使我的职权。为了协助我进行工作，我从即日起，组织一个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
”布拉柴维尔成了法国人抵抗侵略的首都。经过努力，戴高乐在非洲从无到有，建立起一个辽阔的作战基地。1941年，“自由法国”运动在戴高乐的领导下，不仅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而且建立起一支精悍的海陆空武装部队。1941年9月24日，戴高乐宣布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代行政府职能。法国本土的抵抗运动在戴高乐的影响下也发展起来。当时，德国正是气焰嚣张之时，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之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