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4日，在延安的一孔普通的窑洞里，毛泽东和著名党外民主人士，作为国民参议员来访的黄炎培进行了亲密的长谈。
毛泽东问黄炎培这次来延安考察有什么感受。
黄炎培回顾了自己所经历的中国数十年来立场不同的政治力量成败兴亡的历史，深切地感叹道，“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而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
接着，他又总结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黄炎培又说道，“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他的意思，是说许多政治人物、许多政党、许多政治力量，都没有能够跳出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由积极到消极，由进取到保守的“周期”循环的规律。中国共产党寻求破除这种“周期率”的新途径，不知道有没有新的进展。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他满怀信心地接着说道：“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点了点头，用赞许的口气说道：“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是一次非常著名的对话。毛泽东和党外民主人士关于“民主”的见解，自然未必完全相同。毛泽东也不一定完全同意黄炎培关于所谓“个人功业欲”的认识。然而这次对话告诉人们，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战事业取得空前胜利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如何寻找“新路”以求“跳出”由兴而衰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
从以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毛泽东后来所更为注重的，可能并不是他当时所谓“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而是试图引导全党以不断进取的历史实践来保持自身的活力。
但是，在当时，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时代，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确实是十分重视民主建设，期望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的。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政权建设时实行的基本政策，是讲求民主，基层政权由民主选举产生，政府的构成，实行“三三制”的制度，也就是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中共中央发布的指示要求，在政权工作中，要不断健全民主制度，党员必须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倾听他们的意见，遇事共同商量，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毛泽东在1940年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其中明确说道：“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
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政治形势的要求，也强调民主建设。1940年1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就有这样一条：“革新政治，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民主政治。”
宪政，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政治纲领中的内容。他曾经设想建立民国的政治程序应当有三个阶段，这就是：1.军政，2.训政，3.宪政。宪政，原本是指依据宪法和法律进行治理的政治制度。毛泽东曾经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他强调，“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代，是特别注意发扬民主作风，注意倾听人民心声的。
在当时，他们还能够十分注意接受来自普通民众的批评意见。
有一位军分区司令员，不小心踩了农民的菜地。菜地的主人怒气难平，在整风的时候为这件事向这位司令员提了意见。
这位司令员听了很不入耳。他不仅不自责，还埋怨地方党政负责人没有教育好那位农民。他的怨言传到了毛泽东那里，他说：“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动不动就说‘找毛主席评理去’，今后的事怎么办呢？”
毛泽东听了大笑起来，他说服了这位司令员，还多次在公开场合对这件事发表评论：
“在我们陕甘宁边区，有一家老百姓，给当地的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批评意见，你们听说没有？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看是天大的好事。它说明这个老百姓很有觉悟嘛！”
毛泽东又接着说道：“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但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气。他们只有忍受，从来敢怒不敢言，如今，陕甘宁边区上上下下都讲民主，这位老百姓有意见才敢向司令员提，才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好啊！”
毛泽东还说，“你们想知道这位司令员后来怎么样了吗？他放下了架子，诚恳地向这位老百姓作了检讨。这样，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不就好了嘛，军民、军政不就团结了嘛！”
陕北清涧的一个农家妇女，丈夫因雷击死亡，家庭负担沉重，心情恶劣，曾经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于是被逮捕押送到延安。保卫部门的意见是要判刑。
“不能这么做嘛！”毛泽东知道后表示，“打骂之事，是民间常见的，大部分是因气盛所致。为什么生气？人家死了人，出了事嘛！迷信不可信，还是个教育和认识问题。”
他吩咐把那个农妇带来。毛泽东对她遭遇的不幸表示同情。那位妇女深感内疚，跪倒在毛泽东面前，说：“毛主席，咱不好哩……咱不应骂政府哩……咱犯了大罪嘛……，您就枪……毙咱……”
毛泽东双手扶起她，说道：“妹子，你不用难过嘛！也不要这样哟，我们不会枪毙你的。我已经批评了清涧的地方干部，也批评了延安的执法部门。老百姓有具体困难，不予解决就该挨骂嘛！你骂了政府，被捉来了。我今天同你像亲姐妹兄弟一样谈谈，你不用害怕，要对我讲真心话：究竟有什么困难才骂政府呀？”
那位农妇一五一十陈述了自己的困难，她还说道，“这两年，村的官，乡的官，县的官，都不管咱的死活嘛！要公粮，还骂咱男人，连老娘也骂哩！”
毛泽东听说基层干部不解决困难户的具体问题，逼索公粮，甚至辱骂村民，他们根本不到农民家里调查具体的经济情况，农民有事，要卖羊沽酒买肉才能把他们请来，不禁怒火中烧。他吩咐马上释放这位妇女，并且派人护送她回家，又吩咐：“记住，去清涧的人，带上公文，讲明这位同志没有什么罪过，这是个好人，是个敢于讲真话，为我们共产党和革命政府提了良好愿望和意见的好同志！要对当地政府讲明，对她家实行具体的特别照顾。”
毛泽东接着又说道：“同时，清涧的公粮问题，社会调查部和边区政府要做一次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搜刮民财，不管老百姓死活！还有，社会调查部要根据这次捕人甚至妄杀无辜，作出深刻反省。我们的组织、干部部门，也要对现行的村以上当权的官员，进行一次审检，把不胜任的，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撤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