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他根据自己实践发展了这个理论，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但在不同季节发病，有不同的名称。冬天因受寒而发病的叫伤寒；春天受寒发病的叫温病；夏天受寒发病的叫暑病。书中对病理、诊断、治疗以至用药，都有细致的论述，是一部较完整的中医学着作。其中在理论上叙述的有22篇，治疗原则397法，记治传染病30种，共列出133个药方。按明朝徐镕的说法，晋太医王叔和始加阐明、扩充，并编次成两书，一名《伤寒论》，一名《金匮玉函要略经》。前者是专论述外感疾病的专书，后者论述内科、杂病，兼及外科、妇科的病症。今传《伤寒论》是宋朝林亿、孙奇等人校订本，分10卷，22篇，除去重复计有113方。《金匮玉函要略经》亦简称《金匮要略》，曾一度失传，宋人王洙从馆阁蠹简中发现了残本，抄行于世。书分3卷：前论伤寒，中论杂病，末载医方，兼论妇科病。宋神宗熙宁间，秘阁校理林亿等奉敕校订医书，因上卷过于简略，但取杂病以下，又将末卷医方散附各病名下，以便拣用，共得262方，合25篇。内容有研究病因、病机、疾病分类和诊断等部分；治疗所用剂型有汤、丸、散、酒、洗、熏、坐等。
这两部着作中张仲景的医学成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医疗方法（即诊断），二是关于中药处方（即治疗）。
上古医病主要用针灸法，从战国时起，药物疗法的经验逐渐积累下来，后来出现了《山海经》和《神农本草》等中药学书籍，但它们对医疗方法没有涉及。张仲景在长期的从医实践中，总结出要分析疾病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不同症候，创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方法。《伤寒论》从疾病所在部位和性质，区分为“表里上下，虚实寒热”，后世称之为“辨证八纲”。根据“八纲”诊断病症，他又提出：寒者温之，热者清之，虚者补之，实者攻之的温、清、补、和、汗、吐、下、消的治疗方法，后世称之为中医“八法”。张仲景认为，这些治疗方法，都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去运用，要使用得当，才能奏效。他还认为，有的病症可以“寒用热治”，“热用寒治”，既可以“先表后里”，也可以“先里后表”。但这种治疗方法的常例和变例，必须靠医生根据病人实际情况认真掌握和灵活运用。
张仲景的贡献还在于，他的着作中保留了大量的中医成方，如以发汗排毒的麻黄汤、桂枝汤，治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细菌性痢疾的白头翁汤；治急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汤、薏苡附子败酱散等，至今中医里有许多方剂，都是从张仲景的方剂变化而来的。这不仅丰富了中药方剂这个医学宝库，并且在中药的炮制和方剂的配伍等方面也都有所总结和创造。
在方剂的配伍方面，张仲景是有所发明的。中药方从单方逐渐发展为复方，由于复方是由多味药组成，配制时讲究君臣佐使的原则，即一方之中，必以某药为主（君），某药为辅（臣或佐使）。《神农本草》单纯按照药物的性质分类；《素问》规定一方之中，君臣剂量，各有固定比例。
《伤寒论》则是完全按照病势，酌情增减，比起《神农本草》和《素问》
的配制方法更为科学。后世中医有“因病立方”，而不“立方待病”的原则，就是在《伤寒论》的影响下确立的。
张仲景既重视治疗方法的研究，也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预防。他提出了“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当”的保健方法，还提倡练气功、按摩等锻炼身体的方法。他给病人治病时，不仅注意用医方治病，还注重针灸等理疗。他常给人用灌肠法导便和用人工呼吸法去抢救昏厥的病人。
张仲景的着作很多，除了《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10卷，《评病要方》1卷，《疗妇人方》2卷，《五脏论》1卷，《口齿论》1卷等，可惜都没保存下来。
张仲景生活的汉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高，这使他的医学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在病理方面，还不能彻底肃清五行说的影响。他的医学理论，还不完全符合科学实际。他的医学着作，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缺点。所以，后代的中医评论他的《伤寒杂病论》说：有治大人病的方剂，没有治小孩病的；有治北方病的，没有治南方病的。
但张仲景一生的研究与实践，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伤寒论》《金匮要略》与《黄帝内经》、《难经》等并奉为医学经典着作，在中医学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自唐宋以来，张仲景的着作影响及于海外，至今日本不少医生专门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不但采用原法原方治病，而且把其中一些方剂制成成药，经过科学研究扩大了应用范围。
华佗医术
1700多年前，我国有一位医学大家，他不仅善于诊断和治疗各种疾病，还精通方药，擅长针灸，其中以外科手术最为有名，被人们称为外科医生的鼻祖。他就是东汉末年鼎鼎大名的医学家华佗。
华佗（？～208年），一名华旉（古敷字），字元化，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他出生于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精通儒学与医术，拒不为官，以医为业。他通晓养生之道，“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华佗经历了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之祸”和184年的黄巾大起义以及其后持续多年的军阀混战。华佗目睹战乱灾祸，不求仕进，立志“以医济民”。
他重视前人经验，汲取民间偏方，发明创造。经过多年的实践，他在针灸术、诊断学、药物学、儿科、妇科、驱虫等医疗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为擅长外科；行医足迹，遍及安徽、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声名颇着，时人称为“神医”，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华佗给患者治病，所以疗效显着，关键的一点是他明于诊断，能根据病情看出病理，判断准确无误，然后对症下药。如一郡守，病情险恶，华佗察看病情，按脉后，诊断为瘀血积存腹内，长期不能吐泄出来所致。若设法使他暴怒，吐出瘀血，病即可愈。郡守之子一切照办，果然使郡守吐出黑瘀血，足有一升多，病症从此痊愈。
华佗在诊断术上的高明之处，还表现在善于区分病状相同而病理不同的患者。当时有两个府吏，一名倪寻，一名李延。他们都是头疼发烧，感觉相同，华佗察看两人病情后，认为两人病理不同，处方也应当有别。倪寻是外实（感冒），应当发汗；李延是内实（伤食），应当吃泻药。这两人服了不同的药，第二天，二人均病愈。
又如一妇人，在妊娠6个月时，突然剧烈腹痛，经华佗按脉，诊断为胎儿已死，并让她家人摸妇人腹部，说如果胎儿在腹部左侧是男孩，若在右侧为女孩，家人摸了摸说在左侧，华佗给妇人开了药，服后果然坠下男死胎。在封建社会，由于受封建礼教的束缚，“男女授受不亲”，这就使华佗的妇科医术受到很大限制。
华佗还善于诊断小儿科常见的疾病。东阳县陈叔山的两岁幼子，常腹泻和啼哭，孩子日益消瘦。华佗治疗时分别察看了母子二人，说“其母怀躯（母亲把孩子抱在怀中），阳气内养，乳中虚冷，儿得母寒，故令不时愈”。华佗让孩子母亲服“四物女宛丸”，10天后，孩子一切恢复正常。
华佗在诊断时，善于察形观色，从病状到病理，由表及里，因此，在诊断学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晋代医学家王叔和编撰了《脉经》一书，其中的卷五，记载了《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共有76条。所说“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或指二人的要诀，或单指华佗继承并发扬了扁鹊的医术，由华佗本人总结的经验。《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根据病人的面色、五官、肤色、病状和举止行动等，可以判定患者的生死寿夭。例如：“病人及健人面忽如马肝色，望之如青，近之如黑者死”；“病人妄语、错乱及不能语者，不治；热病者可治”。再如：“目色赤者病在心，白在肺，黑在肾，黄在脾，青在肝，黄色不可名者病胸中”。
由于华佗经验丰富，观察入微，他的诊断相当精确。有一个做过督邮官的顿子献，曾患病，治疗后自觉良好。一日华佗为他按脉说：“尚虚，未得复，勿为劳事，御内（夫妻同床）即死。”恰巧顿子献妻听说丈夫病愈，不远百里，前来看望，夫妻同房团聚，时隔三天，果然病发而死。
华佗治病，常使用针灸法。他继承和发扬了春秋以来的针灸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用针灸，根据病情，分别使用灸法和针刺法。“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痊愈）。”最着名的一例，是华佗为当时的汉丞相曹操治疗头风眩症，每当发作，经华佗针灸，即立刻奏效。
华佗针灸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针灸准确，效果显着，而且还能诊断出别人针灸的失误。当时有一位督邮官徐毅得病，华佗前去看视，徐毅对华佗说：“昨使医曹吏刘租针胃管讫，便苦咳嗽，欲卧不安。”华佗察看了扎针的部位，询问了扎针的深度，然后对徐毅说：“刺不得胃管，误中肝也，食当日减，五日不救。”五天之后，徐毅果然死去。
华佗除在内科诊断和治疗方面有很大成就外，在外科手术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三国志·魏书·华佗传》记载：“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则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麻沸散”的药物成分和配制方法，今已失传，后人一般认为华佗是用麻黄、羊踯躅、当归、菖蒲等中草药，研制成散剂，每次手术前，用酒服下，即可全身麻醉。这种麻醉方法比西医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术至少要早1600多年。有文献记载，华佗给患者施行麻醉后进行过两次腹腔手术，一次骨科手术，一次放血术。
华佗为了使自己的医术后继有人，为子孙后代造福，他把自己的医术和秘方，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弟子。其中广陵吴普、彭城樊阿是最有代表性的两名医学家。
华佗在教授中，曾谆谆告诫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他还说：古代的长寿者，都做“导引之事”，仿照熊、鸱的动作，伸展躯体，活动关节，以求健康长寿。“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可以除病和强健身体。当人身体感到不舒畅时，可起作一禽之戏，稍稍汗出，身体自感轻便，增加腹中食欲。”吴普按照华佗的“五禽戏”，经常进行锻炼，“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
樊阿向华佗学习针灸之术，很有成绩。一般医生认为“背及胸脏之间不可妄针，针之不可过四分”，而樊阿却敢于打破常规，在背部扎针，深度可至一二寸；在胸部扎针，竟可至五六寸。由于技术精湛，疗效十分显着。另外，华佗还将精心研制的漆叶青黏散，传授给樊阿。漆叶青黏散是由漆叶屑一升，青黏屑十四两配制而成。据华佗说：经常服用此散，可以“去三虫，利五脏，轻体，使人头不白”。樊阿遵照老师的教导，长期服用，活到100多岁。
华佗在方药方面没有留下着作，但李时珍认为，华佗的学生所着《吴普本草》中载有他的用药经验。南朝陶弘景怀疑《神农本草》是华佗、张仲景所记，虽不免武断，但做过增修工作还是有可能的。关于华佗着作，《隋书·经籍志》所载的几部均已佚失。唯一流传至今的是晋代王叔和撰《脉经》一书，其中卷五有《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一篇。世传的《华氏中藏经》，据考为六朝人所撰，但其中部分内容则为华佗的学术思想。华佗创作的“五禽戏”则是对养生学的一大贡献。
华佗被曹操杀害后，引起人们对他的深切怀念，吴普在广陵修建了华佗的神庙，以表达对恩师的哀思和悼念！在徐州，人们建造了华佗墓，来纪念这位伟大的医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