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战争结束，天下大势已定。55岁的刘邦登基了，在史书上，他被称为大汉帝国的开国皇帝汉高祖。他完成了一个由农夫到皇帝的神话，他开始为巩固政权采取一步步行动，他的继承人同样也是。
萧规曹随，无为政治的推行
楚汉战争一结束，刘邦就让大批士兵复员。汉高帝五年，朝廷连续下诏，奖励从事农业生产，并作出一系列政策规定：一、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意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12年，回关东的免徭役6年。二、劝说原先因逃避战乱逃亡山泽的人们回原籍，重新成为编籍内的民户，恢复他们的爵位、田地、住宅，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官吏不准虐待。三、原先因饥饿自卖为奴婢的，恢复庶民身份。四，所有军吏卒无罪的，凡无爵者一律晋爵为大夫，原先是大夫的晋爵一等，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役。对于从军士兵，朝廷还另外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如汉高帝八年三月，朝廷下令，吏卒在平城战役中参战及守城邑者终身免除徭役。汉高帝十一年六月，朝廷又下令，士卒跟随高祖入巴蜀、汉中和关中者终身免除徭役。
为了使民众得以休养生息，朝廷实行了轻税薄赋的政策。秦汉时，政府的农业税和私人地租都叫“租”或“税”；“赋”，一般指户赋、口赋、算赋等户口税。大汉建国后，“轻田租，什五而税一”，即只抽农作物的1/15为农业税，税率是比较低的。
汉初户口税沿袭秦制，每户每年交户赋200钱。汉高帝四年起算赋在关中开始实施，规定15岁至56岁的成年人每年出120钱，叫做一“算”，主要用来供军费开支。全国统一后，郡县官吏特别是地方诸侯王，以向皇帝“献费”为名，随意大增赋额，为民间所痛恨。为了约束地方官员对农民的盘剥，汉高帝十一年二月，高祖下令：“献费”定为63钱，不得额外再增。
高祖结合实际，吸取秦末的教训，在赋税和徭役方面采取了有节制的政策。这种政策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稳定作为朝廷执政基础的小农生产，恢复在长期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农业经济。他所制定的一系列重要制度和政策，不仅对巩固刚刚建立的汉家江山是必要的，而且对绵延200多年的整个西汉政权都起到了“立制垂范”的作用。
萧何和曹参对稳定汉初局势也作出了巨大贡献。汉高帝十一年，萧何因助吕后定计收捕淮阴侯韩信，被拜为相国。他制定汉律，使国家有了法律保障。做相国期间，他秉承《新语》“无为而治”的宗旨，与民休息。
当时的“无为而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思想上提倡清静淡泊，以道家思想教化人民；二是在政治上逐步削弱诸侯藩王的政治势力，对处在北方的匈奴采取防御与“和亲”政策；三是在经济上提倡勤俭节约，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让百姓有个休养生息的社会环境。
曹参继任后，沿袭萧何在位时的政策，史称“萧规曹随”。
汉初，曹参被派往齐国为相。初至齐时，他向胶西盖公征求“安集百姓”的计策。盖公说：“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曹参纳其言。在担任齐相国的9年中，他按照黄老“无为而治”的办法制定各项政策，不准官员去打扰百姓，严惩做坏事祸害百姓的官员，起用一批老成持重又爱护民力的官员，使齐国经济很快恢复发展起来。原本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日趋稳定，百姓逐渐过上了安稳太平的日子，齐人都称颂曹参是贤明的丞相。
惠帝二年（前193年），萧何死。曹参为丞相，仍以治齐之术治理整个国家，施政办事，一遵萧何约束，无所变更。他委任属官，选取郡国官吏中那些不善辞令的忠厚长者，对能言善辩、华而不实、欲务名声者概不录用。曹参自己日夜饮酒，不理政事。大臣和宾客们见此情景，都想劝他。但他们一到曹参家里，曹参就请他们喝酒。来者刚想开口，曹参就用酒堵他的嘴，一直喝到酩酊大醉。
惠帝见曹参整日无所事事，很不高兴。曹参的儿子曹窋在宫里侍候惠帝。惠帝就嘱咐他回家问曹参：高祖归了天，皇上那么年轻，国家大事全靠相国来主持。可您天天喝酒，不管事，这样怎么能够治理好天下？曹窋把惠帝的话一五一十地跟父亲说了一遍。曹参听后骂道：你懂什么，国家大事哪轮到你来管！曹参叫仆人拿来板子，把儿子打了一顿。曹窋莫名其妙受了责打，非常委屈，回宫后向惠帝诉说。惠帝很生气。
第二天，曹参上朝的时候，惠帝对他说：“曹窋跟你说的话，是我叫他说的，你打他干什么？”曹参向惠帝请罪，接着说：“请问陛下，您跟高祖比，哪一个更英明？”惠帝说：“那还用说，我怎么能比得上高祖。”曹参又问：“我跟萧相国比较，哪一个能干？”惠帝微笑着说：
“好像不如萧相国。”曹参便说起了他的见解：陛下说得都对。陛下不如高祖，我又不如萧相国。高祖和萧相国平定了天下，又给我们制定了一套规章。我们只要按照他们的规定去做，不要失职就是了。如果我们频繁更改，就会造成人心混乱，扰乱百姓，这是治理国家所忌讳的。惠帝这才明白过来，此所谓无为而治。
曹参用他的黄老学说，做了3年相国。这3年中，他没有出台一项新的政策措施，却博得一片讴歌，与萧何并称“萧曹两相国”。正如当时民谣所唱的：“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一。”萧何处事恭谨慎重，而曹参却显得荒疏惰怠。为什么曹参也能博得好丞相的美名呢？就因为那时候正处在长期战争的动乱之后，百姓需要安定，曹参没有给百姓增加更多的负担。曹参作为汉初推行无为而治的代表人物，在恢复经济发展，“安定百姓”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丝毫不亚于他的军功。
“无为而治”堪称汉初的一场及时雨。在无为而治的指导下，大汉社会秩序稳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又为后世提供了治国安邦的新典范。
名家回眸
历经秦朝15年的严酷压榨和反秦、楚汉长达8年的战乱，汉初社会破败不堪，民众大量死伤流亡，“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十二三”。许多农民流亡他乡，不得耕作；有的还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自卖为奴。当时，社会财富更是极端匮乏，据说天子出游，全国都找不齐四匹一样毛色的马，将相只能乘牛车出入。投机商人又乘机浑水摸鱼，囤积居奇，致使“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百姓生活十分艰难。这时，恢复和发展生产、恢复民力、与民休息，就成了十分急迫的任务。对此，高祖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
迁都长安，颁布律令法仪
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农历二月，55岁的刘邦一统天下，在洛阳东面的汜水要塞（今山东菏泽定陶县官堌堆）即皇帝位，成为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史称“汉高祖”。
汜水要塞只是一个小城堡，在此称帝可以，但是要作为大汉王朝的政治中心就不够规格了。前朝的首都设在关中的咸阳，关中也是刘邦进取中原的根据地，可惜，秦宫早已被项羽放火焚毁了。相比之下，东周留下来的古都洛阳，宫室依然完好，不失为建都的方便之地。于是，刘邦挥师西入洛阳，以洛阳为汉朝的首都。农历五月，刘邦在洛阳南宫（今河南省偃师首阳山镇龙虎滩村北）大摆宴席，与群臣欢聚，庆贺一统天下的大胜利。酒过三巡，刘邦兴奋地说道：“今日畅饮，各位不妨畅所欲言。你们说说，与项羽相争，为什么我能得到天下呢？”
群臣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其中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能以利让人，攻城略地，凡有收获，就用来赏赐有功之人，因此属下奋勇效命，所以您能得天下；而项羽嫉贤妒能，有功不赏，还迫害功臣，所以他失去了天下。”
刘邦听了，得意地笑道：“你二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能与部属同甘共苦固然重要，但也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而已。就我而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保障军粮供应，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攻必克，战必胜，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当世的豪杰，我却能加以重用，这才是我夺取天下的关键原因。至于项羽，手下只有一个人才范增，还排斥不用，他岂能不败？”
群臣听了，茅塞顿开，点头称是。刘邦本人虽然才不出众，但确实很会用人。战争是人才的较量，人才的质量决定战争的胜负，而汉初三杰无疑是楚汉战争时期最杰出的人才。刘邦重用人才，堪称是中国帝王中的典范。汉高祖“南宫论三杰”，也成了流传千古的佳话。
苦战了多年，刚刚安顿下来，刘邦本想久都洛阳，但是修缮宫室的工作还未展开，就有一名齐国的戍卒娄敬路过洛阳，前来献策，认为不宜定都洛阳，应该建都关中。理由有三：第一，洛阳地处平原，乃四战之地，无险可守。楚汉战争也主要是在中原展开的，当地人民死伤惨重，项羽旧部以及战争中分封的诸侯王如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等都在洛阳以东及其南北地区，万一发生战乱，洛阳首当其冲，受到威胁。第二，关中地区四面有山河屏障，易守难攻，即便关东战乱也难以危及朝廷。第三，刘邦当年初入关中，便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废除秦朝苛政，深得关中民心，在关中有较好的统治基础，而且刘邦统一天下依靠的也是关中的人力和物力。
刘邦认为，娄敬言之有理。可是，刘邦的属下主要是关东人，这些开国元勋们都希望荣归故里，不愿意远离家乡，反对去关中建都。只有张良赞成娄敬的看法，并进一步指出：洛阳“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而关中地势险要，物产丰富，“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转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最后，刘邦一锤定音，迁都关中，在秦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乡修建宫廷；同时加封娄敬为郎中，号“奉春君”，赐姓刘，提拔为随侍伴驾的重要谋士之一。
迁都长安之后，刘邦开始大规模加封功臣，安排统治班底。刘邦在位期间，功臣封侯者137人，加上皇亲外戚合计143人。在楚汉战争时期和称帝之初封王的功臣共有8人：
1.赵王张耳，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原系陈胜的校尉，攻下赵地30余城。秦亡后，被项羽封为“常山王”，后被陈馀袭击，转投刘邦。公元前203年被刘邦封为“赵王”，次年去世，子张敖袭王爵。
2.韩王信，战国时韩襄王之孙，追随刘邦入关中、汉中，参与收复关中及韩地，公元前205年被刘邦封为“韩王”，后降楚，不久又归汉。公元前201年迁往太原为王，治所在马邑（今山西马邑）。
3.楚王韩信，淮阴（今江苏淮安）人，贫民出身，起初投效项梁、项羽，不受重用而转投刘邦，被萧何保荐为大将，攻取三秦、北伐赵燕及三齐，屡立战功。公元前203年农历二月被封为“齐王”，公元前202年农历六月改封“楚王”，统辖淮北地区，治所在下邳（今江苏邳州西南）。
4.淮南王英布，六（今安徽六安）人，秦时违法受黥刑，因此又称黥布。起初带领骊山刑徒逃亡为盗，陈胜起义后，英布率众响应反秦，后投奔项梁。英布作战极勇敢，常为先锋，战功卓着，被项羽封为“九江王”。楚汉战争期间，被随何游说归汉。公元前203年农历七月被刘邦封为“淮南王”，统辖九江、庐江、衡山、豫章诸郡。
5.梁王彭越，昌邑（今山东金乡西）人，巨野泽中渔民兼草寇。秦末聚众起兵，归附刘邦。楚汉战争期间，率部在楚军的后方开展游击战，破坏项羽粮道，使项羽两面作战疲于应付。公元前203年农历七月，被刘邦封为“梁王”。彭越与韩信、英布并称汉初三大名将。
6.燕王臧荼，原是燕王韩广手下的将领，公元前207年受韩广派遣南下巨鹿救赵；后随项羽西入关，受封为燕王，原燕王韩广被项羽徙往偏远的辽东。韩广不愿搬迁，臧荼攻杀之，并王燕地和辽东。楚汉战争期间，臧荼偏安北方，公元前203年农历十月，韩信荡平赵国，臧荼害怕，主动投降，刘邦仍封他为“燕王”，治所在蓟（今北京西南）。
7.燕王卢绾，丰（今江苏丰县）人。卢绾与刘邦同里，两人同日生，从小就是好朋友。后来刘邦起兵，卢绾相随。刘邦被封为汉王入汉中时，卢绾被任命为将军，随侍左右。楚汉战争期间，卢绾官至太尉，封长安侯。因其与刘邦的特殊关系，常常出入刘邦的私宅。萧何、曹参等虽因才能过人而得到刘邦的礼遇，但亲密关系和被宠信的程度都比不了卢绾。公元前203年农历七月，臧荼谋反，刘邦亲征。农历九月灭臧荼。
8.长沙王吴芮，波阳（今江西鄱阳）人，春秋时吴王夫差的后裔。父吴伸是楚国大夫，谪居番邑（即鄱阳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番邑首批置县，吴芮为第一任县令，治政恤民，深得民心，被百姓尊称为“番君”。陈胜、吴广起义后，全国纷纷响应。英布率7000人投靠吴芮，吴芮以女妻之，命他领兵入淮与项梁会师，随项羽攻取三秦；另派水军随刘邦入武关。项羽分封诸侯时，封吴芮为“衡山王”。汉朝建立后，改封为“长沙王”。
封王之外，封侯的137人中以萧何名列第一，封为“郯（今河南永城西北）侯”，食邑8000户。其次是张良，封为“留（今江苏沛县东南）侯”，食邑1万户。第三位是曹参，封为“平阳（今山西临汾）侯”，食邑10630户。
这些汉初的功臣们，除了少数先秦权贵后裔之外，主要出身于民间中低阶层，平常很少受到礼仪的规范，经常饮酒争功，肆无忌惮，甚至拔剑击柱，朝廷毫无秩序。于是，谋士叔孙通提出“起朝仪”，经刘邦同意，征集学者及其弟子百余人，参照秦仪，制定出汉廷的朝仪。公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诸侯群臣前来朝贺，起用新定的朝仪。自诸侯王以下，莫不诚恐肃敬，秩序井然，刘邦高坐龙廷，不禁感叹说：“吾今日乃知为皇帝之贵也。”
封功臣、定朝仪之外，汉初还进行了大量的立法工作，重修了历法，再次确定了度量衡的标准，制定了严密的军法，完善了比较全面的统治制度。
在国内政治上，刘邦采纳群言，实行了强本弱末的战略思想，也就是加强中央的实力，削弱地方诸侯的实力，以便稳定政治局面。公元前201年，刘邦采纳田肯的建议，分楚地为二国，以从兄刘贾为荆王，弟刘交为楚王；以子刘肥为齐王，王70余城。公元前198年，刘邦采纳刘敬的建议，迁徙先秦六国王族后裔及豪杰大姓移居关中，以加强关中，实施强本弱末之术。另外，刘邦晚年还宣称：“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这种强本弱末的措施，是巩固专制统治的必要措施，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在灭楚战争中，将领以韩信的军功最大，威望最高，彭越、英布次之，战后可能成为威胁皇权的人物。因此，在灭楚后不久，刘邦就夺了韩信的兵权，并改封为楚王。公元前201年农历十月，又贬韩信为淮阴侯。
公元前196年，以谋反的罪名擒杀韩信和彭越，灭三族。兔死狐悲，英布随后起兵反叛，刘邦亲征。前195年农历十月，英布被斩于鄱阳。凯旋途中，刘邦路过家乡沛县，置酒款待父老乡亲，叙旧为乐。席间，刘邦慷慨伤怀，老泪纵横，起舞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畅饮了10多天，才起驾返回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