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底前的国际媒体纷纷表示，金融危机将会动摇美国的超级地位，但到了现在，更多的媒体开始关注美国的重生。同时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美国的这种地位变化也受到了地区大国崛起、自身内外政策失误等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也就是说，美国现有地位的变化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金融危机以外因素的作用，而其作用方向是与金融危机的冲击相一致的，因此如果单纯探讨金融危机对于美国地位的作用，结论应该是比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影响更小。
第四，美国地位受到影响的进程尚未终结，现在还不是最终下结论的时候
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影响还远未结束，现在的探讨只能是对目前为止美国地位受到冲击状态的一种阐释，但长远影响仍存在很多变数。
2009年6月11日的俄罗斯《新闻时报》曾报道说，德国联邦情报局的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的三种可能后果是，世界经济缓慢增长且美国保持领先地位，中国主宰亚洲时代，以及人类慢慢走向不稳定。而美国国内的学者则担心“不仅我们的敌人甚至一些我们最亲密的盟友也在怀疑，是否我们处在美式资本主义和美式超级大国终结的开始。”当然还有不少人在预言中国将成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实际上美国未来的国际地位不仅取决于金融危机对其的直接损害程度，还与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努力效果密切相关。从短期来讲，美国确实受到了削弱，但从长期来看，其相对地位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美国与其他同样受到危机威胁的国家在应对危机方面进行竞争的结果。既然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整个世界都尚处在自我疗伤和调整的过程中，因此我们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并继续予以关注。
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表明，美国或者说任何霸权国的逐步衰落都是大势所趋，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发展不均衡是其根本原因，而一些关键性的突发事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或者延缓这一进程。现在看来，金融危机促进了单极时代的瓦解，加速了美国地位下降的步伐，其他国家尤其是崛起中的地区大国的影响正变得愈发重要。那些为美国辩护的人强调的都是美国没有发生改变的地方，而金融危机确实给美国带来了变化，只是这种变化的效应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美国的霸权地位不会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在短期内终结。因此总的来说，如果以当前是否衰落来衡量美国的国际地位，那么答案将是否定的；如果以其能力是否下滑来衡量，答案将是肯定的：如果以未来的国际格局来考量，答案将是不定的。
中西关系是中国崛起的重头戏
全球化之下的经济与政治不可分割。全球化要求中国的政治环境也要出现调整和改变。中国的政治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化，除了执政党主导的政治一极，大众参与的民族主义政治的一极之外，中国缺少一个具有国际地位的精英政治、精英文化阶层。中国的一个当务之急，是必须培育出一个有效的政治群体，这个群体必须客观且理性，懂得国际语言和沟通习惯，有权威、有地位，能够担负起向西方社会老百姓做解释工作的重任。而且，这个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要有信誉，尤其是要为西方社会所信任。
懂得宣传，并不等于懂得信息，更不等于懂得信息战。实现宣传目的，只要会限制舆论就成了；但要实现信息的全球流动，就还必须有组织，有活动，有人物。
中国在2001年7月13日晚申奥成功之后，大概没有想到2008年会在国际上受到前所未有的反对和挑战。在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官员的心中，北京申奥成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登上新台阶的象征，是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获得了新的承认的标志。申奥成功与中国加入WTO一起，象征着中国已成功与国际接轨，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开始酝酿又一个汉唐盛世的梦想。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奥运会临近之时，以拉萨发生骚乱事件为导火索，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华浪潮——以CNN、BBC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量歪曲报道甚至是公开侮辱；一些中国过去“感觉”对华关系良好、对华经济利益密切的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这次竟然成为攻击中国最强烈的国家；中国按照惯例在全世界传递奥运圣火的过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抗议和阻挠。
对于这场由西方国家掀起的反华浪潮，中国在国际上难以发出声音，实际情况是，即使发出声音也根本没有人愿意倾听。
明明被人冤屈和侮辱，明明黑白被颠倒，中国却无处申辩，在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背景下，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然而，事实是客观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世界各国对华政策为什么会发展到现在这一步？今后中国在战略和政策上应该如何调整？都值得认真反思。
可见中国崛起的重头戏之一便是强化中西关系，积极寻求改变，应该尽快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新框架。
北京奥运会是此轮全球反华浪潮兴起的导火索，却不是问题的根源。应该意识到，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仍有如此强的“敌意”，这与中国的崛起有关。一个经济规模庞大的共产党国家，以存在很大差异的价值观体系、以西方完全不熟悉的方式逐渐崛起，这让西方国家存在深深的担忧。
胡锦涛主席2007年应邀访问英国时，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在国宴讲话中，含蓄而清晰地向胡锦涛表白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崛起为什么存有戒心。女王说：“中国的发展备受全球瞩目和钦佩。但是，我们很想知道，中国人民究竟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他们又将在21世纪的国际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国际社会如何看待它的新角色？”
这既是西方国家心中的疑惑，也是中国必须回答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背景已经有了重大改变，全球化的大趋势构成为新的时代背景，形成了一个新的全球政治框架。
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4月16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分析，单极时代——史无前例的美国称霸世界的时代——在持续了大约20年后结束了。替代单极世界的既不是两极世界也不是多极世界，而是一个权力分散的世界而非权力集中的无极世界。他认为，单极时代的终结不只是其他国家和组织机构兴起的结果，也不只是美国政策的失误和愚蠢的结果，其实它还是全球化的结果。
哈斯关于单极世界的判断暂且不论，但他的分析显示出美国精英政治阶层清醒地意识到，全球化正在深刻改变世界格局，即使是美国也必须适应这种大趋势的改变。问题很明显，时代背景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变，全球化要求中国的政治环境也要出现种种的调整和改变。
调整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战略认识上的改变。中国必须在新的全球化框架之下来思考问题和制定相应的战略。
过去，中国主要是忙于经济建设，深度参与了全球化的经济层面，但对于全球化政治的新框架则缺乏认识。然而，全球化之下的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过去我们可以不理不睬的事情，今后不可能不理不睬，因为全球化进程导致全球政治经济利益格局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自立于全球化之外。
就此而言，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韬光养晦”战略实际已经与时代背景有了剧烈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只凭单方面的意愿制订战略，更不能推动战略的落实。显然，战略上的调整，势在必行。
在战略调整的基础上，中国在政策体系上应该因全球政经新框架加以改变。在外交、对外贸易、市场开放、对外投资、金融改革、文化建设、意识形态、新闻自由、民主、人权、政府改革等多个领域，都要着眼于新的全球化背景来制订和出台相应的政策。
此外，中国还要在组织体系，尤其是在利益团体层面上，培养出一支亲中国的、有强大影响力的非政府精英政治力量（NGO）。未来这支力量将在应对类似奥运圣火传递之类的国际事件中，扮演非常关键的政策角色。
与西方的斗争应该限制在“精英政治”层面，“藏独”和西方国家抵制奥运圣火传递的事件，已经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民族情绪。以反对西方偏见、反对“藏独”、反对抵制奥运为主旨，国内的普通群众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举行了大量自发的抗议活动。
但在这场中西方冲突之中，迄今为止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这是一场中国政治精英与西方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在西方，对中国的“示威”并未演化为民族主义推动的大众政治，而是有代表人物在发挥作用；第二，这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基本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尚未到达经济层面，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往来没有受到影响。
我们认为，西方精英政治高度排挤共产主义，这是很明显的。西方媒体从来都是精英政治手中的工具，因此它采取了羞辱的手段，通过对事实的视而不见来羞辱中国。他们在显示力量的同时告诉中国：必须做出政治环境的改变。在事件的前后，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这次的反华浪潮只是由少数人策动和参与的活动，只不过这少数人却具有极大的标志性的影响力。
遗憾的是，应对西方政治精英的这种冲击，中国的政治精英，在国际上基本上没能起到什么作用，实际上他们已在西方媒体主导的国际舆论环境中被彻底封闭。中国政府能够运用的政治工具，只有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利用群众的力量来与之对抗。但是，民族主义与西方精英政治不同，它具有两面性，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会从民族主义走向民粹主义，会从意识形态走向街头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不像西方国家，中国的政治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化，除了执政党主导的政治一极，大众参与的民族主义政治的一极之外，中国缺少一个具有真正国际地位的精英政治、精英文化阶层。
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此次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中，只有如成龙、陈冲这样极少数的华人文化精英，站出来批评西方的偏见，而以往中国国内风生水起、大得其利的所谓“文化界大腕”们，却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在一场空前规模的文化时代考验面前，他们集体失语了。
由于中国与西方在精英政治力量方面存在双重的不对等——中外精英政治阶层力量的不对等，中国国内精英政治阶层与普通大众力量的不对等，国内民族主义力量的发展缺乏平衡和引导，因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有可能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现在已经有了向街头政治演变的迹象。在合肥、青岛、武汉、北京等多个城市，以抵制法资企业家乐福为代表，为数不少的普通群众正在把民族主义之火，烧向经济层面。一旦这种局面失控，产生的负作用将会很大。
中国需要多极影响力
一个国家的力量应该如何体现？在非战争状态下，国家力量应该通过多极的影响力来实现。现在流行的“软实力”概念，就是由多极的影响力来体现的国家实力。这一点是中国尤其欠缺的，是需要决策层极为严肃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从奥运圣火传递的情况看，中国花了大钱培养的那些专家完全失语，无法发挥作用。流行文化中的文化明星们，由于素质实在太差，除了成龙和陈冲鲜有的表态之外，其他人无论名气大小，基本都不知道此事与自己的关系，也不具备参与的文化素质。事实表明，中国没有美国着名演员李察基尔这样参与政治的文艺界人士，也缺乏像苹果电脑总裁乔布斯这样的企业界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