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祖于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亲政以前，摄政王多尔衮是实际上的掌权者。由于权势欲的膨胀，多尔衮不断培植自己的亲信，排斥异己，扩大势力，从而引发了满洲贵族内部权力的斗争。世祖在其母孝庄皇太后等的扶持下，以缓和手段清除了多尔衮的势力，从而使潜在的皇室动乱得到妥善解决。亲政后的世祖，为加强皇权，着手进行各项制度建设。在中央行政机构方面，对“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的权力加以限制，将内三院改为内阁，重新厘定翰林院的职掌，对各部院加以规范，建立宗人府，设置十三衙门；在地方上，则扩大总督、巡抚的权力，改变其在明代特派、临时性的性质，而成为直省的最高长官，裁革巡按、御史等。面对长期以来的经济凋敝和财政危机，世祖亦施行了节用爱民的措施，制定《赋役全书》以整顿税收。在文化建设方面，恢复了明代的科举考试，以振起士风。凡此，皆对政权的建设起了促进作用。不过，由于满汉民族间文化、制度的差异和冲突，清廷所推行的剃发易服，以及圈地、投充、缉捕逃人等弊政，亦产生了相当恶劣的社会影响。由于此一时期清廷的主要精力放在军事征战上，所以，在制度、文化建设方面，还处于草创阶段。尽管如此，世祖的以上努力，无疑具有奠基作用，昭示了新局面的开启。
清圣祖玄烨继位之初，亦遭遇了与世祖相似的窘境。因其八岁登基，政务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佐。四大臣辅政虽然消除了宗室协理政务的羁绊，但鳌拜的揽权骄横，无疑对皇权形成很大的威胁。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七日圣祖亲政后，愈发不能容忍这一格局的存在，在索额图等心腹的密谋下，铲除了鳌拜集团。统治集团内部的隐患消除之后，“三藩之乱”重又引发政局的动荡。圣祖决意撤藩，遂对“三藩之乱”进行了毫不妥协的征讨，于二十年（1681年）消除了这起先降后叛的动乱。平息“三藩之乱”后，圣祖又派兵攻打台湾，继于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台湾。至此，全国局势基本稳定，清朝进入平稳发展时期。
鉴于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圣祖适时地对统治政策加以调整。在政治方面，从加强中央集权的角度，一方面自己勤于朝政，置南书房以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密折制度以周知吏治民生，抑制大臣间朋比争斗之习；另一方面，大力整顿吏治，严格京察、大计，惩治贪官，奖廉励清，树立清官典型。在经济方面，鼓励垦荒，改革赋役，蠲免钱粮，兴修水利，治理河道，恤商裕课，废除匠籍等，以纾民困，缓和社会矛盾。在文化上，“崇儒重道”观的形成和推行，明礼乐、兴教化的努力，经筵、日讲的重开，治、道同体一贯的践履，满汉一体的倡导，以及御纂、钦定诸书的编纂，无不彰显出一代文治的新气象。经此努力，康熙中期的政治和社会，一扫明清更迭之际的残破、混乱和动荡，呈现出一派民物康阜的兴盛之势。
然兴盛之余，朝臣朋比结党的不断出现，皇位继承人旋立旋废引发的储位之争，佃农抗租和各地民众为负担不合理的地丁钱粮而进行的抗争，以及因圣祖宽大为政而埋下的隐患等，在繁盛背后却暗藏着危机。这其中的一些问题，终于在康熙朝后期突出地表现出来，而吏治的废弛更是愈演愈烈。诸如纪纲不饬、滥征科敛、贪赃行贿、捐纳陋规、党援庇护等，官场风气为之大坏。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康熙后期的政纪懈怠、吏治废弛，以及诸皇子为争夺储位造成的结帮拉派等等，不但造成民生不安，引起社会矛盾的部分激化，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利于封建统治的稳定。要扭转局面，给清朝政权注入新的活力，打击朋党、整顿吏治已势在必行。”郭松义主编《清代全史》第三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2页。
在储位之争中胜出的胤禛，虽然其继位的合法性问题不免给后人留下层层疑团，但在既成事实之后则显示出其过人的政治谋略和才能。为了消除因权力过渡造成的影响和加强皇权的需要，世宗一方面以强硬手段铲除允禩等异己力量以及此后拥权骄横的年羹尧，打击朋党势力，另一方面则着手权力机构的调整和各项制度的建设。在强化皇权方面，世宗在圣祖南书房制度的基础上，创立军机处，职掌机务和用兵，但不具决定权，这既架空了议政处，又分割了内阁的权力，更有利于皇帝大权在握；奏折制度的全面推行，不惟提高了政令实施的效率，而且增强了处理政务和对内外官员的控制力；而“台省合一”制度的推出，则无形中消除了谏议机构对皇权的约束。为了提高整个统治机器的运作效率，世宗则从清查亏空、实行耗羡归公、推行养廉银制度三个方面，进行了颇有力度的政治改革，从而有力地扭转了康熙后期以来的吏治废弛问题。在文化方面，世宗一则赓续圣祖“上谕十六条”制为《圣谕广训》以行教化，一则借兴文字狱以加强思想控制。而改土归流、除豁贱民、摊丁入粮、重农抑末等政策的实行，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和阶级矛盾。所有这些，对政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世宗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改立皇太子为秘密建储的大胆尝试，避免了康熙朝皇室内部纷争的隐患。高宗弘历的平稳登基，即证明了此一制度的可行性。
即位后的高宗，针对时势的需要，一改圣祖过宽、世宗过猛的为政思路，而采取“宽严相济”的统治策略。其当政前期，锐意进取，多所更新。继世宗强化皇权专制之后，高宗更推进了一步。如恢复军机处之后，更扩大了其权限，“内而六部、卿寺暨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东北至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于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清］王昶《军机处题名记》，见［清］梁章钜撰、［清］朱智续撰《枢垣记略》卷二十二《诗文三》，中华书局“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而事权皆由皇帝裁决；在强化奏折保密制度的同时，通过引见和严格考核制度，以加强对官吏的控制；迭兴文字狱，以强化对臣民的思想钳制。在权力机构调整方面，与军机处地位的抬升相反，议政王大臣会议被取消；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宗室御史处、稽察内务府御史处的设立，增强了皇帝对内阁、宗人府、内务府的管理；而督抚作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地位的固定，以及介于布政使和府之间的“道”由临时性差使到实官的转变，则重新厘定了地方的权力结构。与此同时，高宗还大力惩治贪官污吏，推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完善律例、则例，进一步推进文化建设等。
然而，这种局面至乾隆朝后期，因和珅当权和统治集团的日趋腐朽而危机四伏。当时，官场贪风大炽，一、二品大员贪污亏空者不断出现，集体作案恬不为怪，科派盘剥置民生于不顾，如此种种，不仅造成国库空虚，更引发川楚陕白莲教等民众的大起义。在民众不断抗争的声浪中，高宗传位于仁宗颙琰。
接过高宗晚年烂摊子的仁宗，虽然平息了白莲教起义，于高宗去世后清除了和珅这股恶势力，并力图采取限制进贡、严格规章制度、广开言路以刷新政治，但官场积弊之深，已成痼疾。尹壮图曾言：“近年以来，风气日趋浮华，人心习成狡诈。属员以夤缘为能，上司以逢迎为喜，踵事增华，夸多斗靡，百弊丛生，科敛竟溢陋规之外。上下通同一气，势不容不交结权贵以作护身之符。”［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中华书局“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此一颓风，终嘉庆朝亦无法扭转。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仁宗一句“怠惰玩公，积习甚为可恶”《清仁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九，嘉庆二十五年四月乙巳条。本书所引《清实录》均据中华书局影印本。，即沉痛地道出了世运将变的个中消息。
宣宗继起，虽一度倡行黜华崇实、厉行节俭，大力裁减冗员，并对害政扰民的陋规谕令加以清理，而且也有个别能官干吏厘剔某些弊政，但这些努力却被更多只为一己私利的官员所扼杀。而随着“捐纳和署职的泛滥，贪污攘窃和骄奢淫逸，政务废弛和道德沦丧”喻松青、张小林主编《清代全史》第六卷，第64页。的不断恶化，军队因腐化战斗力的减弱，加上广大民众反抗的此起彼伏，更要命的是西方列强依仗坚船利炮而实施的强横侵略，使本就腐朽的清廷统治愈加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转折，在西方各国列强的蹂躏、瓜分、蚕食下，清廷一次次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而当政者则不知悔改地争权夺利、内讧不已，临民者朘民无厌、寡廉鲜耻，各种痼疾已如痈在背，只待溃烂。面对广大民众的反抗，清廷挖空心思地纠集各种力量加以打击，却对西方的攻势无能为力。尽管为挽颓运，清廷不得不搞洋务、搞维新、搞新政、搞预备立宪，但不是被内部守旧派所扼杀，就是流于形式。如此一来，经过太平天国、义和团、捻军等农民起义军的连续冲击，以及西方列强肆无忌惮的掠夺，清廷这个油干灯枯的躯壳，终于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崩溃覆灭，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节腐败诸种形态概览
在明清沉沉浮浮、治乱兴替的时代走势中，随着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和官僚体制的不断发展、完善，既孕育出像明代“仁宣之治”、“弘治中兴”，清代“康乾盛世”等或长或短的承平、兴盛局面，其间亦不乏锐意进取、试图革新政治之君。而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明中期新经济因素的增长，也促进了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但与这些正面景象相伴随的，则是腐败的潜滋暗长、泛滥流行，对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和毒化，其波及层面之广、历时之长，成为明清社会难以医治的一大痼疾。也许对腐败的界定观点不一，但政治层面的枉法舞弊、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渎职陋规、宦官乱政、权臣弄权，经济层面的贪赃纳贿、侵吞诈财、科敛盘剥、鱼肉小民，以及文化层面的道德堕落、科举舞弊、思想钳制等，诸凡不合乎常规、有损社会发展的异态和弊政，无疑应属于这一范畴。当然，这些不同层面的腐败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彼此交叉、相因互促，但其核心不外乎招权揽势，以谋一己之私利，而置国计民生于不顾，穷形毕相，寡廉鲜耻。尽管某些皇帝和许多有志之士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且作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惩治，然这些异化力量的盘根错节、坐大势成，则形成一张笼罩社会的无形巨网而挥之不去。以下略述数端，以观其概。
一、最高统治者的腐败
作为政治体系网络的核心人物，皇帝能否识大体、勤政事、律己率众，以国家治乱和民生利弊为念，不惟直接关系到官风、民习之善否，更对社会的稳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明清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一些开国、守成、治世之君的励精图治无疑应予肯定，但也有不少君主昏庸不堪、腐化堕落。其表现为：
一是不理朝政。如明代的宪宗、武宗、穆宗、熹宗和世宗、神宗后期，以及清代嘉道之后的几位皇帝。他们或因不信任臣僚而几年、几十年不接见朝臣，或因驰骛他好而无暇理政，或因皇权、皇位的分离而不得不做傀儡。尽管其间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但由此而造成的权力纷争和异化，则对政局的稳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二是纵情女色，癖好珍玩，挥霍浪费。与不理朝政或怠政、厌政相应，一些君主则好色不衰，如明武宗置豹房以资淫乐，镇压宁王宸濠之乱时仍不忘贪恋女色；一些君主则嗜财如命，如明宪宗之好珍宝、神宗利用矿监税使之大肆搜刮，清高宗接纳和珅“议罪银”以充小金库；一些君主则恣意挥霍，自衣食住行、佳节诞辰、赏亲赐宠，至游玩巡幸、大搞庆典，无不挥金如土、滥用无度，如乾隆朝的六次南巡，虽然积极意义应予肯定，但其费帑之巨，亦难以估量。
三是独断专行，不循法度。不同于大权旁落者，一些君主则乾纲独断，擅作威福，以一己之好恶，打压臣僚，抑制言路，变乱成宪，废弃朝纲，滥设厂卫，暴凌小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四是制造冤狱，钳制思想。明太祖之迭兴大狱，固然有其澄清吏治、打击贪污腐败的积极意义，但广事株连的后果，则造成了不少冤案，致使正直、清廉者亦不免为之心寒气丧。及至明中后叶，由于宦官、权臣的擅权乱政，一些刚正官员及职事监察、谏议的科道官，挺身而出，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对抗，然终因君昏势弱而不断地身陷囹圄。与此略有不同，有清一代则更多地迭兴文字之狱，而尤以康雍乾三朝为甚。“要而言之，康熙初年，明遗老颇怀故国之思，反清著述自入禁毁之列。雍正即位，其得帝座，疑问重重，故对舆论倍加留心，又不满大臣年羹尧、隆科多之权倾压主，因此雍正朝之禁书，多含帝王之私意。乾隆帝乃足智多谋之君，既开四库馆以博奖励学术之美名，然禁书之苛，亦无出其右，除销毁康、雍二朝已列禁毁者，并巧立名目，趁机毁书”丁原基《清代康雍乾三朝禁书原因之研究·自序》，台北华正书局，1983年。。此乃兴文字狱之原因。其恶劣影响，则导致了学风、士风和居官态度的转变，而官场风气的败坏，亦与此大有干系。详参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第56－65页。
明清帝王的以上腐败表现，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皆造成一定或很严重的负面影响。作为掌控国家统治机器的总舵手，尚且如此腐朽不堪，其他零部件又怎能协调运作！
二、宦官乱政与权臣弄权
作为皇权的一种异化，宦官把持朝政，成为明代中后期官场腐败的一大痼疾。明代“无论就宦官组织之严密、队伍之庞大，以及权势之重、危害之烈、作恶时间之长来说，都可以称得上历代王朝之‘最’”卫建林《明代宦官政治》（增订本），第14页。。尽管明太祖于洪武年间一再诫饬宦官不得干预朝政，且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饬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但随着其后继者对宦官控制的松懈，以及宦官各项权力的取得、队伍的剧增，遂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清人曾指出：“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考其祸败，其去汉、唐何远哉。虽间有贤者，如怀恩、李芳、陈矩辈，然利一而害百也。”《明史》卷三百四《宦官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