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腐败现象的泛滥，不仅破坏了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这一局面的存在，既背离了君权独尊趋势的专制需求，也破坏了官僚体系整体结构的均衡，更阻碍了社会共同体利益的合理化发展。一句话，无论就政治体系、权力结构、行政效率，抑或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世风民俗，腐败皆是不得人心的一大毒害。明清统治者尽管身陷其中，但对其危害还是有一定程度清醒认识的，特别是那些奋发有为之君和心系世运民瘼的正直官员，无不在努力寻求消除腐败之道。其中，律例、法规的制定和不断增补，即他们借律法以威慑、惩治腐败的一条重要途径。
第一节明清律例对腐败的威慑
作为引导、规范、纲维社会的基本骨架，律法的作用无疑是必需的，也是社会有所遵循的内在需求。而能否制定一套适合社会需要的法度，则体现出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至于能否被社会上下遵守，就属于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就明清时期来看，统治阶层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是颇有建树的。无论明代的《大明律》、《大诰》四编、《问刑条例》，还是清代的《大清律例》等，都是应对时势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加以制定、修改的。其中涉及腐败问题的条文规定，不仅反映出统治者对腐败问题的重视，而且为作相应惩治提供了明确的律法依据。明清社会之所以得以维系、绵延，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些大法大规。
一、明初律令制定与《大诰》四编
明王朝建立之前，朱元璋于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即吴王位时，即鉴于“元氏主荒臣专”、“元政弛极，豪杰蜂起，皆不修法度以明军政”的弊病，提出“建国之初，先正纲纪，纲纪先礼”的思路。《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开国规模》。不过，当此兵荒马乱之际，“纲纪先礼”一时难以施行，而“先正纲纪”才是当务之急。在翌年平定武昌后，朱元璋便着手律令的制定。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建立吴政权后，律令的制定正式提上政治日程。是年冬十月，朱元璋本着“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明史》卷九十三《刑法志一》。的精神，命左丞相李善长率同杨宪、傅、刘基、陶安等人，主持律令的议定，而且还亲自参与其间，在西楼与诸臣从容议论律义。至十二月书成，依吏、户、礼、兵、刑、工分类，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准唐之旧而增损之），即于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颁行洪武元年正月十八日钦奉圣旨曰：“朕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齐之于后。……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简，使之归一。直言其事，庶几人人易知而难犯。……天下果能遵《令》而不蹈于《律》，刑措之效，亦不难致。兹命颁行四方，惟尔臣庶，体予至意。钦此。”（见《大明律》“附录”），成为明代开国之初的基本法典。
然而，李善长等人的此次议定律令，虽然顺应了建立新王朝体制建设的需要，但因成书仓促，故不免因陋就简，还不完善。因此，该书颁行之后，明太祖又不断地命臣僚加以厘定、调整和增补。其中，有几次大的更定：其一，洪武六年冬，明太祖命刑部尚书刘惟谦“重会众律，以协厥中”，并对“近代比例之繁，奸吏可资为出入者，咸痛革之”，经始于是年十一月，讫工于翌年二月。本次更定，一反前此律令篇目结构，而改从唐律十二类之法，计分：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犯、捕亡、断狱。至其条目，则计有：“采用已颁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律百二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一百二十三条，合六百有六，分为三十卷。”［明］刘惟谦等《进大明律表》，见《大明律》卷首。即此可见，本次更定无论就体例还是内容都有大幅度的变动。其二，洪武二十二年，明太祖接受刑部“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的建议，“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类附入”。《明史》卷九十三《刑法志一》。书成仍为三十卷，但改十二类为六部名目（适应废丞相制而改六部行政的体制变化），而“析篇目为十九，约条为四百六十”《春明梦余录》卷四十四《刑部一》“大明律令”。，且置《名例律》于篇首。其三，经过几次更定之后，洪武三十年，明太祖在“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的基础上，成《大明律诰》。至此，“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明史》卷九十三《刑法志一》。的《大明律》，遂为有明一代之定制。而不同于律的不断更定，《大明令》则自成书后，“未见复修，所行乃洪武元年修者”《春明梦余录》卷四十四《刑部一》“大明律令”。。
与明太祖以重典治吏的统治思想相应，《大明律》中有不少篇目即针对官员违法乱纪行为而设置的。如《名例律》中的“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同僚犯公罪”、“公事失错”，《吏律》中的“大臣专擅选官”、“滥设官吏”、“举用有过官吏”、“擅离职役”、“交结近侍官员”，《户律》中的“私役部民夫匠”、“任所置买田宅”、“多收税粮斛面”、“那移出纳”，《礼律》中的“禁止迎送”、“服舍违式”，《兵律》中的“失误军机”、“私卖军器”、“多支廪给”，《工律》中的“擅造作”、“带造缎匹”等，皆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而《刑律》中的《受赃》一项，更以专篇的形式，对官员贪污、受贿严加惩治。该篇计有“官吏受财”、“坐赃致罪”、“事后受财”、“有事以财请求”、“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家人求索”、“风宪官吏犯赃”、“因公擅科敛”、“私受公侯财物”、“尅留盗赃”、“官吏听许财物”等十一条。如“官吏受财”规定：“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无禄人，各减一等。官追夺除名，吏罢役，俱不叙。说事过钱者，有禄人，减受钱一等；无禄人，减二等；罪止杖一百，各迁徙。有赃者，计赃从重论。有禄人：枉法，赃各主者，通算全科。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绞；不枉法者，赃各主者，通算折半科罪。一贯以下，杖六十。……一百二十贯，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无禄人：枉法，一百二十贯，绞；不枉法，一百二十贯以上，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坐赃致罪”规定：“凡官吏人等，非因事受财，坐赃致罪。各主者通算，折半科罪。与者，减五等。一贯以下，笞二十。……五百贯之上，罪止杖一百，徙三年。”《大明律》卷二十三《刑律六·受赃》“官吏受财”条。
对于职事风宪的科道等官，其受财“及于所按治去处求索借贷人财物，若卖买多取价利及受馈送之类”，则“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大明律》卷二十三《刑律六·受赃》“风宪官吏犯赃”条。
其他如《贼盗》篇中的“监守自盗仓库钱粮”，《诈伪》篇中的“伪造印信历日等”，《犯奸》篇中的“官吏宿娼”等，于官吏不同情况的犯罪，皆有比较严厉的处治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吏律一·职制》中的“奸党”条规定：“凡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斩。若犯罪律该处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谏免、暗邀人心者，亦斩。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刑部及大小各衙门官吏，不执法律，听从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亦如之。若有不避权势，明具实迹，亲赴御前执法陈诉者，罪坐奸臣。言告之人，与免本罪。”《大明律》卷二《吏律一·职制》“奸党”条。
这一规定，反映出明代对言论、朋党为害的重视。
与《大明律》不断更定和最终成为一代法典的命运不同，《大明令》作为律典成型过程中的一种过渡，一度在明初发挥一定的法律效力。但随着《大明律》的定型和《明会典》等的出台，其作用则趋于衰微。这是因为：其一，当洪武六年更定律时，曾将三十六条令改为律，其中有不少条目入于《名例律》；其二，“明令的法规因后出条例、诸法典或单行法令而被修改或废除的情况也很多”［日］内藤乾吉《大明令解说》，见刘俊文主编，姚荣涛、徐世虹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法律制度》，中华书局，1992年，第395页。。这一变动，一方面抬高了某些令的法律地位，另一方面则使作为单行法规的《大明令》失去了独立的价值。然而，若从明初稳定政局的角度来看，《大明令》的作用亦不可忽视，尤其是与律并行的格局，体现出其地位的重要。其中，刑令中的许多条目，即被《大明律》所吸收，尽管名称稍有不同，内容亦有繁简之别，但对官员赃私之罪予以严惩的主导精神则是一致的。
介于洪武元年颁布律令和《大明律》成型之间，明太祖鉴于贪官污吏泛滥的形势，还曾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连续发布了《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以期收明刑弼教、惩戒奸顽之效。四编《大诰》由案例、峻令、训戒组成，共计二百三十六条，其中，很大部分是针对官吏贪污和豪强作恶的。在《御制大诰序》中，明太祖指出：“今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赃贪，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明太祖《御制大诰序》，见《御制大诰》卷首。基于此一主导意向，明太祖以近期发生的案件为例，一方面揭示官吏诸如贪赃枉法、科敛害民、肆虐舞弊等不法行为；另一方面则反复告诫臣民应以此为戒，家藏户诵，以免蹈于刑辟。而从相关条目来看，明太祖对贪官污吏的惩治是十分严厉的，其中的律外用刑，如“族诛、凌迟、极刑、枭令、弃世、斩、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斩趾枷令、常枷号令、枷项游历、重刑、免死发广西拿象、人口迁化外、迁、充军、徒、全家抄没、戴罪还职、戴罪充书吏、戴罪读书、免罪工役及砌城准工等三十余种，皆较明律为严，又多为明律所未设”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1页。，而像剥皮实草之类的酷刑，更是惨不可睹。至于某些案件株连之广，更以数百、数千甚至万以上计。这些举措虽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如一些官员“以禁网严密，朝不谋夕，遂弃廉耻，或事掊克”［明］叶居升《万言书》，见《皇明文衡》卷六《奏议》，台北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正编”本。等“治愈重而犯愈多”的恶性循环，但在当时亦对官吏贪墨起到了很大威慑作用。整体而言，四编《大诰》尽管有其局限性，而且至洪熙、宣德时已搁置不用，但作为由初颁律令到《大明律》定型的过渡，其于明初皇权的强化，特别是吏治的相对澄清，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问刑条例》的修订及其局限性
随着时代的推移，继《大明律》、四编《大诰》之后，明中后期条例的制定和颁行则趋于主导地位，其中的《问刑条例》更发挥了几乎与《大明律》相等的作用。其实，早在明初酝酿律令、《大诰》的过程中，为补律诰之不逮，条例的制定即已出现。百余年后，一方面由于在实施过程中因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己私，致使律浸格不用，另一方面则出现了如《会定见行律》等轻重失宜不正规律文对《大明律》的冲击。而一些随意性较大的条例的制定，更给奸吏舞弊以可乘之机。所有这些，皆不利于政治的稳定和对社会的规范，有待加以整顿。正是基于这一混乱状况，自弘治朝始，开启了对条例进行划一的努力。
弘治五年（1492年），刑部尚书彭韶等采纳鸿胪寺少卿李钅遂的建议，着手删定《问刑条例》。十一年十二月，孝宗诏称：“法司问囚，近来条例太多，人难遵守。中间有可行者，三法司查议停当，条陈定夺。其余冗琐难行者，悉皆革去。”［明］白昂等上奏，《问刑条例》卷首，见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二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17页。遵照孝宗这一指示，在白昂的主持下，对相关条例展开了讨论。至十三年，“增历年问刑条例经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条”，是为第一次大规模的修例活动，即弘治《问刑条例》。“自是以后，律例并行，而网亦少密”《明史》卷九十三《刑法志一》。。其后，嘉靖朝保定巡抚王应鹏曾请新增问刑条例四十四款，刑部尚书胡世宁亦曾请编断狱新例，然皆格而不行。至二十七年，刑部尚书喻茂坚再次呼吁增修和对此前废除者加以斟酌。在诸臣的一再申请下，世宗遂命顾应祥主持详议定奏。两年后成新例三百七十六条，加上三十四年续增九条，嘉靖《问刑条例》共计三百八十五条。此次重修，较弘治时有所提高，但轻重失宜者亦复不免。故至万历初年，在诸臣不断呼吁和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下，神宗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对前此《问刑条例》又进行了一次大修。本次修订，除各例妥当，相应照旧者，共一百九十一条，其应删、应并、应增者共一百九十一条，总计三百八十二条。其体例以律文为正文，例附于各相关刑名之后，律例合刊，颁行于世，到明末而未改。
作为明中后期的重要律法，三部《问刑条例》的修订，在实际行政司法中无疑发挥了主导作用，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三次删定的《问刑条例》，均贯彻了‘革冗琐难行’、‘情法适中’、‘立例以辅律’、‘必求经久可行’的指导思想，对《大明律》和前一《问刑条例》的过时条款予以修正，针对当时出现的社会问题，适时补充了许多新的规定。《问刑条例》的修订和颁行，突破了‘祖宗成法不可更改’的格局，革除了明王朝开国百年来因事起例、轻重失宜的弊端，使刑事条例整齐划一，对维护明王朝的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杨一凡、曲英杰《明代条例·点校说明》，《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二册，第5、6页。“明代三部《问刑条例》的修订是‘度势立法’的结果，它表明明代君臣经过长期的立法实践，到明代中叶时已对‘依律以定例，定例以辅律’的律例关系及例的作用有了明确的认识。由于《问刑条例》较好地解决了律例关系，技术性地处理了累朝杂例，并成功地增入了适于当代发展所需的新定例，为当时法制的划一作出了贡献，也为后代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立法经验。”赵姗黎《〈问刑条例〉考》，杨一凡总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甲编第六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61页。而从篇目设置和惩治腐败的主体精神来看，《问刑条例》与《大明律》可谓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刑律中的受赃篇较《大明律》减少，仅有“官吏受财条例”、“因公擅科敛条例”两条，但综观其他各条，不难发现《问刑条例》对官员监守自盗、枉法舞弊诸不法行为还是甚为重视的。所有这些，体现出《问刑条例》积极性的一面。
但也应看到，在宦官乱政、权臣擅权、厂卫滥刑，以及阁臣互争、各派系相互倾轧的氛围下，《问刑条例》又是不可能得到很好实施的。而条例的不断更改、前后矛盾、轻重失宜等，在客观上亦损害了其自身的权威性，官吏的有法不依、因缘舞弊，即与此有关。清人曾指出：“始，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后屡诏厘正，至三十年始申划一之制，所以斟酌损益之者，至纤至悉，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而后乃滋弊者，由于人不知律，妄意律举大纲，不足以尽情伪之变，于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纷而弊愈无穷。初诏内外风宪官，以讲读律令一条，考校有司。其不能晓晰者，罚有差。庶几人知律意。因循日久，视为具文。由此奸吏骫法，任意轻重。……英、宪以后，钦恤之意微，侦伺之风炽。巨恶大憝，案如山积，而旨从中下，纵之不问；或本无死理，而片纸付诏狱，为祸尤烈。”《明史》卷九十三《刑法志一》。就明中后期政局动乱、官场腐败泛滥的情形而言，这一评价还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