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海青天”海瑞，在其官宦生涯中，不仅敢于逆龙鳞而直陈明世宗种种“过错”，而且孜孜以惩贪厘弊为念。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十月，海瑞刚出任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不久，就上了一道“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的奏疏。在这篇《治安疏》中，他一反“大臣持禄而外为谀，小臣畏罪而面为顺”陋习，而“不容悦，不过计，披肝胆”地直言世宗为君之不足说：“陛下则锐情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反刚明而错用之，谓遥兴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纪纲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严嵩罢相之后，犹之严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汉文帝远甚。……若夫服食不终之药，遥兴轻举，理之所无者也。理所无而切切然散爵禄、竦精神玄修求之，悬思凿想，系风捕影，终其身如斯而已矣。求之其可得乎！”《海瑞集》，第217—221页。海瑞的此番“激烈”言辞，无疑点中了世宗的病痛。故世宗看后，愤怒地将这道奏疏扔到地上，并让人赶快去捉拿海瑞，不要让他跑了。但此时在一旁的宦官黄锦进言道：“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世宗听后默然。过了一会，他又拿起海瑞的奏疏读了读，不禁“感动太息”，遂“留中者数月”。《海瑞集》附录［清］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嘉靖四十四年、公五十三岁。世宗虽然承认海瑞所谏是对的，但受不了其如此“诟詈”自己，所以第二年手批海瑞奏疏“詈主毁君”，并“送锦衣狱究主使者”；不久，又移交刑部，论罪当死，然世宗仍留中。过了两个月，世宗去世，遗诏复海瑞原官。《海忠介公年谱》嘉靖四十五年、公五十四岁。海瑞大难得免，无疑值得庆幸，但更值得庆幸的是，他敢于对皇帝不当行为的直言无隐精神，而这恰恰体现出其心系国运、民生的情怀。神宗在谕祭海瑞文中，如此评价道：“惟尔高标绝俗，直道禔躬。视斯民由己饥寒，耻厥辟不为尧舜。矢孤忠而扣阙，抗言争日月之光；出百死而登朝，揽辔励澄清之志。……岩石具瞻，卓尔旧京之望；素丝无染，褒然先进之风。综铨务而议主惩贪，领法台而政先厘弊。”《海忠介公年谱》万历十五年、公七十五岁。此可见海瑞一生为官持身之取向。
无独有偶，与海瑞为官同时的吕坤，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五月，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忧危疏》。在疏中，他不仅对“今日之政，皆拨乱机而使之动，助乱人而使之倡”的种种弊相，如苍生之困顿饥馑、国家之财用耗竭、防御疏略、官风吏习之颓坏病民等等，做了大胆揭露，而且还将针砭的锋芒直指神宗本人。他强调说：“陛下数年以来，疑深怒重，殿庭之内，血肉淋漓；宫禁之中，啼号悲惨。……今环门守户之众，皆伤心侧目之人，外表忠诚，中藏险毒，……陛下卧榻之侧，同心者几人？……陛下不视朝久矣，人心之懈弛极矣，奸邪之窥伺熟矣。……章奏不批，先朝间有，未如今日，强半留中。……天下民穷财尽，未有甚于此时者矣。陛下织造烧造日增，采取收取益广，敛万姓之怨于一宫，结九重之仇于四海，臣窃痛之。”而从“君身之安危，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权”的认识角度，他强烈呼吁神宗能“移宫中之勤以勤庶政，推利国之念以利烝民”，以达到收人心、厘弊政、安民情之效。然而，疏入不报，吕坤遂乞休返乡。［明］吕坤《去伪斋集》卷一《忧危疏》，《吕坤全集》，中华书局，2008年。
在所著《实政录》中，吕坤还就明职（自吏承、仓官至督抚）、民务（养民之道、教民之道、治民之道）、乡甲约、风宪约、狱政、安民实务、督抚约等，做了详细申说，以表明自己为官施政之取向，以及对官场腐败的厌恶。他指出，“今天下无一事不设衙门，无一衙门不设官，而政事日隳，民生日困，则吾辈溺于其职之故也”，希望大小职官能“子夜点检，自慊自愧”《实政录》卷一《明职》，《吕坤全集》。，而警醒奋起。不然的话，“反先王之道，背昭代之训，玩愒日月”，唯富贵之腥膻是逐，而置民生利病于不顾，则“人品卑卑甚矣”，“何足齿于士君子之林”？《实政录》卷二《民务》，《吕坤全集》。吕坤不惟以“经世安民”之念对僚属屡屡劝诫，更亲身表率。其《身箴》曰：“朝廷法度是该遵守底，圣贤言语是该听信底，鬼神阴谴是该恐惧底，乡邦公议是该畏忌底。……扩那浅狭底心，定那浮躁底心，降那骄傲底心，止那贪求底心。”《仕箴》曰：“植节概于两间，流仁恩于万姓，委荣华于中路，贻清白于后昆。是谓仕途四美，君子务之。”又《官扇铭》曰：“民害如暑，民利如风。尔职如扇，尔除尔兴。无日勿蔽，有风勿扇。兴利除害，惟民之使。”《座右铭》曰：“堂有嘉宾，座无俗话。不言性命身心，则言家国天下。士君子口，当出好言。非法不道，思昔圣贤。”《去伪斋集》卷七《杂著》，《吕坤全集》。凡此，无不体现出其律身、勤职、为民、淑世、嫉恶如仇的情怀，非无病之呻吟，实有为、疾时弊之“呻吟”。而此种“呻吟”，是官场中所甚为缺乏的。
东林党人也提出了许多关切时弊的改救思想。在他们看来，吏治是关系国家危亡的关键，而整饬吏治的办法，在于严惩贪官。赵南星曾指出，干进、倾危、州县、乡害是官场的“四害”，如果不除此“四害”，国家就不能得到治理。李应升认为，与其言兴利而利未必能兴，不如先从“除害”着手，凡徭役繁重、奸胥欺隐、长吏贪残、酷罚重耗、俗吏妨农等等，皆在所除之列。而针对当时为害甚烈的矿监税使的贪暴行径，东林党人不惟予以大力揭露和抨击，而且敦请皇帝去“欲心”、罢弊政、恤穷民，以挽颓风。有学者评论东林党人的为政立身旨趣说：“东林党人政治主张的根本特点是立足于调节和缓和社会矛盾，在维护明王朝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兼顾君、民各方的利益和要求。……表现在政治实践中，东林党人大多能爱护百姓，惩治贪吏，为政清廉。……东林党人既忠于君主，又能得到民众拥护，是典型的‘清官’形象，亦即封建统治阶级自我政治调节机制的典型表现。”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89页。
有清一代，尤其是清前期，虽然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然官员队伍中亦不乏忧国忧民、揭露和抨击腐败者。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左都御史陈廷敬曾上疏呼吁“劝廉祛弊”。他痛言当时风气之弊坏说：“外官之任者，或拥仆从数十百人，衣轻策肥，车马阗咽，震惊道路。泥沙之用不惜，贪饕之行易成。由是则富者黩货无已，贫者耻其不如。冒利触禁，妄冀苟免。幸不罹于法，则以高赀夸耀闾里。愚民无知，见其如此游末趋利，多离农亩，弃其本业。”如此风气，不惟有损为官之道，而且对社会造成很坏的影响。为扭转这一风气，陈廷敬强调：“贪廉者，治理之大关；奢俭者，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当先使俭。然而不能遽致者，则积习使之然也。”他的这一思想，乃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国家久安长治之基，关于风俗；风俗盛衰之故，系乎人心；正人心、厚风俗之机，存乎教化。故品节度数，必有定制，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使天下移风易俗、回心向道，尤教化之急务也。”《康熙政要》卷十三《论尚廉》。
康熙年间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官”的张伯行，更以廉介、拒贿、却陋规、禁奢华、解民困、激励士子、倡导正学为表率，体现出“嫉邪崇正”的为官取向。他曾作《自勉诗》曰：“强仕年逾八，居然一老翁。白驹愁迅疾，青简费研穷。寡过思遽相，勤修羡武公。遗徽犹未远，努力在人功。”［清］张师栻、张师载编《张清恪公年谱》上卷，康熙三十七年、四十八岁。清乾隆间刻本。此一志向，有件事很好地作了注脚。康熙四十年（1701年），张伯行督修黄河，很见成效，有人进《德政歌》，并欲为其立碑，但张伯行拒绝了。此人甚是不解地说：“先生催工年余，上不食朝廷之俸，下不受分官之馈，日用饮食取之家中，夫役居民并加体恤，感恩颂德出于至诚，何辞为？”张伯行回答：“所言皆某职分应尔者，奚颂之有？”那人说：“职分固应如是，然在工多人，谁能如先生之勤劳王事、清苦自甘者乎？”张伯行应道：“若子言，则更不可。我方以职业未尽为忧，而子乃谓在工数十百人皆不如我。以我之长，形人之短，人纵不忌我，心何安？”此人乃叹息而去。［清］《张清恪公年谱》上卷，康熙四十年、五十一岁。而在任江苏巡抚时，张伯行不仅禁属官馈送之恶习，讽励他们“一铢一黍，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受一文，身受一文之污。虽云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清］《张清恪公年谱》上卷，康熙四十九年、六十岁。；而且，还与贪残的总督噶礼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弹劾噶礼的上疏中，他痛斥其恶劣行径说：“皇上待督臣高爵厚禄，何等隆重！而督臣竟忍负皇上，擅作威福，卖朝廷之官，卖朝廷之法，复卖朝廷之举人，恶贯满盈，贪残暴横！两江之人知之，在朝之人知之，天下之人亦无不知之，只缘督臣权势赫奕，莫敢撄其锋以贾祸。”在处理这起事件上，圣祖表明态度说：“朕以张伯行天下第一清官，不可参他。”并声明：“朕自幼读书，研穷性理，如此等清官朕不为保全，则读书数十年何益？而凡为清官者，亦何所倚恃以自安乎？如萧永藻、富宁安、张鹏翮、赵申乔、施世纶、殷泰、张伯行、李陈常，此数人皆清官，朕皆爱惜保全。……清官固所当惜，而其言之不可行者，朕亦不行。”［清］《张清恪公年谱》上卷，康熙五十一年、六十二岁。正气终究压倒了邪风。
蔡世远与朱轼共同主持编纂的《历代循吏传》，为当官者提供了一个镜鉴。蔡世远认为：亲民之官，应“以廉为基，以仁为本。引而近之欲其亲，格而禁之欲其严，理之欲其明，措之欲其简。虑民之不给也，为之课农桑、训节俭、轻徭役、广积蓄，遇有故则赈贷之，又加详焉；虑民之不戢也，为之教孝弟、敦睦姻、惩诬黠、息讼争，以事至者诲谕之，又加详焉”。凡“根于中而不徇乎外者，贤守令也”，而“结欢上官而不体下情者，民之蠧也；自恃无他而张弛不协者，诚不足、识不充也；视犹传舍，因为利薮者，本心既失，殃及其身者也”。［清］蔡世远《二希堂文集》卷一《历代循吏传序》，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一正反两方面的告诫，无疑对为官为吏者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明清时期大量官箴书的流行，更显示出官僚系统中对为官道德、从政经验的弘扬，以及对腐败行为的抵制和警醒。其中，既有皇帝御制、钦颁的，也有地方官及州县名幕佐职所撰的。如明代宣宗《御制官箴》、汪天锡《官箴集成》，清代世宗《钦颁州县事宜》、陈宏谋《从政遗规》、徐栋《牧令书》、刚毅《牧令须知》，以及汪辉祖《学治臆说》、《学治续说》、《学治说赘》、《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等等。而在形式上，或为训诫格言，或为政绩实录，或为公牍文集，或为三者的综合。这些“牧民宝鉴”、“宦海指南”，“既有为官者强取豪夺、明哲保身、惟上为是、权力崇拜的‘经验’总结，又有牧民者为民请愿、洁身自律、严格执法、身体力行的人生体会，同时也有历代士子以自身的亲历过程对官场入木三分的观察和见彻见悟的分析，以及所提出的诸多有助于补弊救败的见解”，而“反躬自省者读之，可以知运命；心系天下者读之，可以成大事；淡然自处者读之，可以明清浊；游戏人间者读之，可以正进退”。郭成伟主编《官箴书点评与官箴文化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40页。清世宗曾指出：“牧令为亲民之官，一人之贤否，关系万姓之休戚，故自古以来，慎重其选。”而他寄望于地方官的，则是“慎守官方，勤恤民隐，兴利除害，易俗移风”。清世宗《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八《钦定训饬州县规条序》，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而这也正是官箴书的意指所在。
在一些官员所撰衙署联或诗中，也有不少洁身反腐思想的表现。如明代吏部尚书王恕自署衙联：“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仕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南安府知府张津题海宁县谯楼联：“宽一分，则民多受一分赐；取一文，则官不值一文钱。”清代刑部尚书魏象枢作对联：“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无锡知府武承谟衙联：“罔违道，罔弗民，真正公平，心斯无怍；不容情，不受贿，招摇撞骗，法所必严。”杭州知府薛为农衙联：“为政戒贪，贪利贪，贪名亦贪，勿骛声华忘政事；养廉惟俭，俭己俭，俭人非俭，还从宽大保廉隅。”晋州知州陈景登衙联：“头上有青天，做事须循天理；眼前皆瘠地，存心不刮地皮。”桂林知府赵慎畛衙联：“为政不在多言，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明代于谦的诗句：“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苟图身富贵，朘削民脂膏。国法纵未及，公论安所逃”（《无题》）、“大节还须咬菜根”（《题画》），“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吟》）；清代沈德潜的《吏胥》诗：“吏胥如虎狼，秉性在吞噬。遇虎狼可逃，遇吏胥难避。狰狞奉官符，到处肆怒奰。鸡狗不得宁，全家受锋刺。无计鬻儿女，聊以供饱醉。牵累及里邻，拘絷同嬉戏。虎狼不能飞，此更添两翅。虎狼不成群，此更千百辈。官能吏亦能，如指臂使器。谁云是虎狼，快比千里骥。民俗渐凋伤，天心自仁爱。驺虞得天心，仁风被草莱。不须用殄戮，久久化丑类。虎狼亦回心，共庆民攸塈”［清］沈德潜《归愚诗抄余集》卷八《吏胥》，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等等，无不是官员们持身型世、痛恨腐败的真情流露。这些反腐败思想，不仅是他们自励的真实写照，在客观上也对其他官员具有讽鉴意义，从而发挥了激浊扬清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