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辉祖曾评论说：“展卷若有余腥，何足污目。虽然，录此者有深意焉。……自班氏以来诸史所载黩货之臣，罔不亡其家以及其身，而覆辙相寻，不可计数。……大臣贿败，固历历不爽；小臣不廉，幸免者亦复有几？悖入者悖出，岂谋之不臧，盖有天道矣。观是录能不悚然惕乎？”［清］汪辉祖《〈天水冰山录〉跋》，见《天水冰山录》。赵怀玉亦感慨道：“夫财犹脂也，以脂涂地，履之鲜不至于倾跌，况外有佥人宵小迎合以赞其奸，内有骄子豪奴怙纵以济其欲，其能卓自树立者，有几人哉？虽然，人即富贵，同此耳目口鼻之具而已，方丈之供，餍饫不过果腹，万间之厦，偃仰不过容膝，不能日食百牢、身衣千袭也，不能夏兼进炉、冬兼奏扇也。而顾昼夜孳孳乾没不已者，特夸多斗靡，务快一时心志。以为不若是，则权不足以胁人、富不足以甲众。”［清］赵怀玉《〈天水冰山录〉序》，见《天水冰山录》。严言在对严嵩“不图安社稷，但计肥身家，遂至党同伐异，误国殃民”表示可惜的同时，强调说：“夫纵欲必求多藏，多藏必召厚亡，此从来相因至理。”［清］严言《〈天水冰山录〉序》，见《天水冰山录》。沈志雍更加以引申，认为“儒者立身，莫先于义利之辨。……君子之心，天理光明，人欲净尽，知有义而已，不知有利也。是以居家为寒士，出仕为廉官，往往身苦而家穷。小人之心，人欲锢蔽，天理昏昧，知有利而已，不知有义也。是以居家为豪绅，出仕为贪吏，往往身荣而家富。究之为寒士、为廉官者，清风峻业，泽被天下，名垂万古。向之所谓身荣家富者，曾几何时，而已身戮家籍矣”，并告诫“士君子慎勿纵欲而以利为利也”。［清］沈志雍《〈天水冰山录〉跋》，见《天水冰山录》。总之，周石林此举，及汪辉祖诸人的言说，目的很明确，即借此以“垂千古贪墨之炯鉴”［清］鹊华游子《〈天水冰山录〉跋》，见《天水冰山录》。！
《天水冰山录》卷末，还附录了籍没张居正和宦官朱宁、江彬之名目数额。平步青读了是录后，曾将嘉庆朝大贪官和珅与他们作一比较，认为和珅所贪虽不及严嵩，却多于张居正，但若与钱宁、江彬相比，则前三人仍属小巫见大巫。竹坞文氏说：“严嵩之资可谓极矣，而比之宁、彬二竖子，黄金不当三之一，白金仅及其半者，何也？严嵩用事日，每一白简至，世蕃辄辇数十万以贿左右，一也。从奴数百，女侍称之，皆锦衣玉食；而世蕃与朱、陆诸贵酬酢，粪视金钱，二也。后先两逮，消息旷久，埋瘗寄藏，臧获剽窃，不可赀数，三也。所不如二竖子者，黄、白金耳，古玉瑰宝以至书画之类，出其一可以当百者，二竖子所不敢望也。”（《天水冰山录》附录）但平步青要说的，并不在此，其所要表达的，乃在于感慨“小人贪愚不足怪，而明政之不纲，即此可见矣”［清］平步青《天水冰山录》。。
此外，如《殛珅志略》对和珅劣迹、受惩处过程的记载，无名氏《贪官污吏传》对明珠、和珅、富勒浑、牛鉴、崇勋、奎俊、崇礼、瑞洵、刚毅、苏元春、庆宽、贻谷、焦滇等恶行劣迹的暴露，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有这些，无不体现出有志之士对大大小小蠹国害民者的极度痛恨。
二、小说等对腐败的挞伐
贪官污吏之为害，广大基层老百姓感受最深，亦对之恨之入骨。小说、传奇、戏曲、笔记、野史，以及民谣、歌谣等，对上自皇帝下至小吏之贪婪赃私、横暴枉法、生活淫靡、酷烈盘剥等的揭露、抨击、挞伐，即表现出世人对官场黑暗面的道德审判和情感诉求。有学者指出：“明代，尤其中后期贪污腐化、贿赂成风的黑暗现实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许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家用小说、戏曲和诗歌作为锐利的武器，猛烈抨击腐朽的黑暗社会，对贪官污吏进行有力鞭挞，对反贪斗争进行歌颂，甚至连市民百姓、村老野夫也将贪官污吏的劣迹和反贪斗士的风采编成歌谣，加以讽刺或赞扬。在小说、戏曲作品中，有的以明代为背景描写故事，直接反映明代的贪污与反贪污；有的更描写明代的大贪官，更为强烈地指斥明代的贪贿风气；也有的借言往代故事，以较为隐蔽的手法，对明代贪污受贿现象表示鞭挞。”王春瑜主编《中国反贪史》，第993页。明代如此，清代尤其是晚清亦复如此。“清末社会动荡，反贪文化勃兴，揭露社会的阴暗面，特别是官场的腐败，官吏的贪赃骫法劣迹。通过笔记、杂记、野史、传奇、戏曲、章回小说的形式，记叙、描写、讽刺、鞭挞，抑恶扬善，振俗救世。笔记、野史、杂记中记录了不少官场的腐败，如《道咸宦海见闻录》、《新世说》、《清朝野史大观》、《清朝奇案大观》、《巢林笔谈》、《郎潜纪闻》、《耳食录》、《春明梦录》等。晚清章回小说，在清代反贪文化中独树一帜，成为清代反贪文化的特有的文化现象。贪官为清代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特别是晚清谴责小说刻意讽刺的对象之一。”王春瑜主编《中国反贪史》，第1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