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还曾与大臣讨论过隋文帝的得失，《贞观政要·政体》载：“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可见唐太宗对君道的认识，又包含了对帝王心术和君臣关系的深刻理解。他认为人君不应察察多疑，而应正心诚意，任贤用能，严明法纪，这显然总结了历代的相关论述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为君之道不仅是个认识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历代之所以极为推崇唐太宗的为君之道，根本原因在于其不仅认识高明，而且在践行上也高迈古人。他本是贵公子出身，又文武双全，智略盖世，功高一时，在践行君道上却能做得如此出色，其所付出的努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也确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即以纳谏一事而言，历代为君多易知而难行，这是因为忠言逆耳，主易疑臣，而唐太宗在引导臣下进谏上可谓不遗余力。如贞观三年（629年）他要求宰相必须对政事之非提出异议：“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贞观五年他又要求近侍大臣说：“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治国之大害也。”贞观十九年太宗又谓侍臣曰：“朕自平定突厥、破高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服，声教益广。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如此，庶几于时康道泰尔。”以上皆引自《贞观政要·政体》。至于唐太宗抑己从善的诸多自律功夫，更是脍炙人口，历代传为佳话，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唐太宗的为君之道，既是导向贞观之治必不可缺的重大因素，又从特定侧面对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作了提升和发展，同时也是唐代反腐败的一份极可宝贵的思想财富。《贞观政要·政体》对唐太宗的君道专门作过一番评介：“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学，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后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又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所说虽不无溢美，但也反映了古代政治体制之中，君道对于世道人心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第四节韩愈和柳宗元的反腐败思想
韩愈和柳宗元都是唐后期的重要文学家、思想家。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韩、柳极大地推进了当时文风的变革；作为杰出的思想家，韩、柳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都是与儒学复古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都适应当时社会的平民化趋势来重新诠释古代思想传统，对唐宋间观念思想的转折变迁发生了重要影响。而作为重要的官员，韩、柳又都提出过具有改新意义的政治主张，他们的为文论说，实际上也都针对着中唐以来政局动荡不安、腐败加速发展、观念领域较为紊乱的形势，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以下谨依次概括韩、柳著述中有关反腐败的思想内涵，以为唐后期这方面情况的代表。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南）人。韩愈文名早著，做官的经历十分丰富，先后担任过文教官，县、州地方长官和朝廷部门大员，亦曾参与中枢决策。任文教官时他尊儒重教，学问文章甚受推重；他几次出任地方长官俱有不错的政绩口碑，反映了他的政治才能；宪宗时他开始担任重要或高级官职，在政治上也多有建树、建言。不过韩愈政治上、思想上、文学上的成熟，都是在唐政局、政策和制度发生重要变化的德宗时期。阐述其教育理念的《师说》、代表其文学观的《答李翊书》、代表其思想体系的《原道》等作品，都形成于贞元十八年（802年）前后。而贯穿于这些作品的一个核心，就是要收拾动荡变化中的人心，以振起每况愈下的世局，也就往往都蕴含着抑制社会肌体腐败的内涵。
韩愈的反腐败思想，首先表现在对大量思想观念的正本清源上。如《原道》开篇即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杂文》。这是对仁、义、道、德所作的一个晓畅明白和富于时代气息的解释，韩愈即是由此出发，把道德解释为践行和弘扬仁义的品格，以此来统合儒、道所述“道、德”的差异，说明儒、佛之间的同异，试图以仁义为轴心来建立统一的道德标准。又如《原性》开篇说：“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杂文》。性、情与道德修养密切相关，韩愈这里同样是要以儒家先贤所说的性、情，来统合已被佛、道理论淆乱了的性、情说，以有助于世人的道德修养。韩愈的这类论述，显然都是要在新的形势下，借助古代以来的思想文化传统，来澄清和重新解释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其中的反腐败意蕴是相当突出的。
韩愈的反腐败思想，又表现为对人格修养及其修养方式的高度重视。他曾撰有《游箴》、《言箴》、《行箴》、《好恶箴》、《知名箴》，俱见《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杂著·五箴》。即是要求自己及世人在各方面加强修养、谨言慎行的作品。在《答李翊书》中，他指出为文立言，根本在于品格学识的修养：“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卷十六《书》。他写《原毁》这篇文章，针对的是人间的毁誉，也就是对己对人的评介问题，这种评价的风气正还是不正，对于人们向善向恶的世风趋向是有重大意义的。其文说道：“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
《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杂文》。通过这样的对比，韩愈不仅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在评介人的问题上的态度，而且确立了毁誉之时必须严于责己宽于待人的人格标准。他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杂著》。即是把学业与人格修养联系到一起加以讨论，认为学习的价值，不在于求得财货和官职，而在于增进知识技艺和完善自身。其论实际上抨击了当时学风不正的世态，明确了改善学风首先必须在观念上端正学习目的。
韩愈还在树立各行业的职业道德方面有过许多论述。如其《师说》指出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杂著》。，即是对教师职业道德的极好概括，至今仍有其借鉴意义。他又撰有《圬者王承福传》《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杂著》。，其中说道：“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这实际上是借圬者（泥瓦匠）之口，阐述了社会分工的必要和敬业的重要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韩愈此文又肯定了各种技艺之人不仅劳力、亦须劳心的特点，并指出：“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这就是说，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以自己的知识技能劳心劳力来养家糊口，这是正当的，但若为其私欲而患得患失，甚至不顾道德而行贪邪之事，那就会引致严重后果，需要全社会引为鉴戒了。韩愈的这类论述，针对着当时各种职业分工越加专门和官员等职业腐败迅速蔓延的世态，是有强烈现实意义的。
韩愈有大量文字是直接抨击时政的。如德宗贞元十九年他在任监察御史时，曾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指出当时关中因旱多绝收，“上恩虽弘，下困犹甚。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室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 这份表状直斥宰相失职，遂遭其所恶而被贬连州阳山县令，这是韩愈仕宦生涯中的首度被贬。其最后一次被贬则在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从刑部侍郎黜至潮州刺史，直接原因是其上《论佛骨表》切谏宪宗之佞佛，其中指斥当时崇佛之弊有曰：“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此表虽不得已对佞佛危害采取了虚拟语气，仍不失为对当时因此所致世风和政风败坏的一篇檄文。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西）人。其生于代宗时期，仕于德宗朝，对时政的黑暗腐朽多有抨击，顺宗时曾参加“永贞革新”，因此被贬，历任边远州刺史，宪宗元和十四年卒于柳州刺史任上。柳宗元与韩愈为同时期人物，两者的思想观念虽有所不同，而皆文名籍甚，影响颇大，特别是在反腐败的思想上多有相近之处。如柳宗元亦颇重视思想上或核心价值观上的正本清源，如其曾撰《四维论》（［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专门讨论和澄清管子所说国之四维“礼、义、廉、耻”的内涵，认为廉耻出于礼义，四维实为二维，着力解释了其现实意义。柳宗元也十分注意人格修养及其方式，他作有《说车赠杨诲之》（《柳河东集》卷十六），推崇外圆而内方的为人处世品格。又撰《诫惧箴》、《忧箴》、《师友箴》、《敌戒》、《三戒》等作品，均着眼于人格修养而针砭时弊，旨在振起世风。如《师友箴》之序曰：“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三戒》之序说：“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黔之驴》即为其中之一。俱见《柳河东集》卷十九。柳宗元在职业道德的建设上也多有建树，如其《守道论》指出：“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经分，而无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准，道从而丧矣。”《柳河东集》卷三《守道论》。他也像韩愈一样为某些技艺之人作传，如其为长安西市药商所作的《宋清传》，赞许其药质优，又能应人之急而获利远大，合乎商人之道，并痛斥了当时士大夫行为同于市井小人的风气。他为擅种树者所撰的《种树郭橐驼传》，则誉其能顺从规律善养花木，文末发挥道：“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俱见《柳河东集》卷十七。至于抨击时弊政风，柳宗元也不逊于韩愈，著名的如其《捕蛇者说》《柳河东集》卷十六。对当世“苛政猛于虎”的指斥，《愈膏肓疾赋》《柳河东集》卷二。对国症世病的针砭，皆为传世佳作。
从反腐败的角度来看，柳宗元较之韩愈有所不同的思想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下列两个方面：
一是柳宗元富于政治革新的理念。柳宗元并不像韩愈那样处处以捍卫传统而自居，他的思想观念确要比韩愈来得新鲜活泼，这也是他之所以成为“永贞革新”核心人物的重要原因。如其被贬后作《非国语》六十七篇，以抒发其政治见解。他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自述此书“非《左氏》尤甚”，希望其“不悖于圣道，而有以启明者之虑”。《柳河东集》卷三十一《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春秋左氏传》乃是当时的正统学说，“非《左氏》”而寄托其政治革新的见解，这与韩愈作《原道》而阐道统相比，可说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态度了。具体如其在《六逆论》中，即驳斥了《左传》隐公三年所载的“六逆”说，认为“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矣。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接着他指出：择嗣之时的身份贵贱，用人之时的新旧亲疏，都不能压倒贤能与否的标准，这才是“天下理乱之大本”。《柳河东集》卷三《六逆论》。这样的看法，显然适应了当时社会趋于平民化的根本趋势，同时也代表了“永贞革新”的重要方向，其对于反腐败的重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二是柳宗元非常重视腐败和反腐败的制度背景。他曾撰《断刑论》指出：“赏务速而后有劝，罚务速而后有惩。必曰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谓之至理者，伪也。使秋冬为善者，必俟春夏而后赏，则为善者必怠。春夏为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后罚，则为不善者必懈。为善者怠，为不善者懈，是驱天下之人而入于罪也。”《柳河东集》卷三《断刑论下》。柳宗元此论针对的是当时欲按《月令》规定来安排制度和行政的论调，其所揭示的是制度在化育人们行为和达到预期行政效果方面的重要影响。在其名作《封建论》中，柳宗元比较了封建诸侯与实行郡县制的利弊得失，指出两者都是适应时势而发展出来的制度。他认为对后世来说，封建诸侯，易于使整个统治体系分崩离析，“失在于制，不在于政”；而实行郡县制虽亦有弊，但其“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柳河东集》卷三《封建论》。这种区分“政”、“制”，从制度与行政相辅相成的关系出发，来探讨国家长治久安之道的理论框架，不仅在古代政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也给反腐败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和求索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