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官员们能脱去官服，却难以褪去官威、官风。古代衙门讲究官威官风，官员们身上总有那么一股异于常人的仪态、作派和风格。品级越高的官员，身居高位时间长了，那种特殊的味道就更浓。它与身份和权力有关，与穿戴无关。比如清朝的康熙、乾隆祖孙两个皇帝都喜欢出巡，而且都标榜自己曾经微服私访、惩恶扬善。不过史书上记载他俩出巡，虽然没穿龙袍，没有盛大仪仗，不搞锣鼓喧天那一套，但也是随侍成群、威风八面，根本算不上什么“微服私访”。再具体到长麟，他姓爱新觉罗，虽然不是皇室嫡系，但也是远支宗室，又官居巡抚一职，言谈举止自然和普通老百姓不同。像他这样的高官即便穿上了便服，走在大街上也会让人觉得怪怪的。
总之，官员微服私访，在大街小巷、乡间地头会显得格格不入，不正常。而他们要调查的信息、侦讯的案情，甚至查询当地父母官的劣迹，都涉及具体的个人、牵涉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人普遍内敛谨慎，断然不会对陌生人透露可能对自己带来不良后果的信息。因此，官员很难从知情人口中得到有用的信息。这还不是更糟的。他很可能得到的是干扰信息，甚至是错误信息。
清代纪晓岚就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通过故事表达了对微服私访效果的怀疑：乾隆年间，著名循吏明恕任太平知府，喜欢微服私访查疑案。一次，他乔装打扮到乡间查访一个案子。经过一座小庙时，庙里的老和尚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口迎接，口称：“知府大人驾到有失远迎。”明恕大惊，问：“你怎么知道我是知府？”和尚笑道：“知府大人不认识一府之人，但一府之内，谁不认识知府大人？”明恕问：“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吗？”和尚说：“还不是为了某人某案？”明恕再次大吃一惊：“你怎么都知道啊？”老和尚跪下磕头请罪，说：“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个案子才在此等候大人的。大人为官清正廉洁，就是太喜欢微服查访了。即使是小民，谁没有亲戚朋友？谁没有恩怨情仇？大家知道大人喜欢私访，就请亲戚朋友故意等候在路旁，见了大人就装作不认识，讲一些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话。大人遇到原告一方的，自然听到许多原告的好话和被告的坏话，反之亦然。如果大人碰巧遇到当事人的仇人，就不会听到好话；如果遇到当事人的恩人，又查访到完全相反的信息。如此查访，能够得到事实真相吗？”明恕听后，默然而归，第二天派人送礼酬谢老和尚。想不到庙里的小和尚说，师傅说“我心事已了”，昨晚就圆寂了。
纪晓岚讲的故事是虚的，却道出了实情。官员私访的接触面有多大，持续时间又有多久？他接触到的信息是有限的、片面的，譬如查案子，遇到的原告的亲友必然帮原告讲话，查访到被告的亲友必然帮被告讲话。同时，官员很容易被查访对象辨认出真实身份，相关的利益攸关者必然要想方设法将自己一方的利益诉求、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说辞强加给私访的官员。因此，官员微服的确能查访到信息，但是不是实情就很难说了。
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坚持认为微服私访可以帮助官员接触到真相。一些衙门和高官遇到疑难问题之时，也常常派出官员四处暗中查访。比如清朝后期，大批候补官员最常见的工作，就是受“差遣”或者“委派”去查访具体政务。某地衙门钱粮出现了亏空，账实不符；某件案子久拖不决，案情曲折，这些官员就常常脱去官服，乔装到目的地查访。遗憾的是，这类做法成少败多，大多数以失败告终。事实上，查访官员也知道微服私访没有效果。往往是，官员穿上便服刚走出衙门，要查访的对象和衙门就知道了他的行踪，开始布置“接待”工作了。清末，候补知县李阳谷奉四川总督黄宗汉之命，前往合州私访一件命案的真相。李阳谷装作商人模样，挤在客船上来到合州，刚登岸就看到两个人拿着名帖前来迎接。见到李阳谷，他俩跪地禀告：“李大老爷，道台大人命小的在此久候，大老爷何来迟也？”李阳谷惊问：“我是商人，与官场素不相识，你们认错人了吧？”其中一个仆人笑道：“李胡子李大老爷（李阳谷多须，故有李胡子之名），何人不知？这次来，难道不是奉总督大人的命令查访合州命案的？此事不忙，大人请先入道台衙门小住。”事已至此，李阳谷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是李阳谷，这次来此收私债，故不敢以真名告人，并不想叨扰官府。”迎接的两个人见李阳谷承认了，强行带他进入道台衙门“小住”。地方官员恭恭敬敬地接待李阳谷，好酒好菜好言好语伺候着。虽然李阳谷坚持不告知真实目的，但合州官员心知肚明，也不戳破，只是殷勤招待、轮番宴请，让李阳谷“多住几天”。李阳谷不得已在官署中住了好几天后，坚持要走。合州官员不再挽留，对李阳谷摊牌：“你的事，我等早就知道了，何必讳言？这里有三千两银子权当孝敬。”李阳谷无话可说，银子不要，可案子也没法查了，当即告辞回成都。李阳谷这样的官员，还算是好的，一来是有心要查访实情，二来是没有借机吃拿卡要。同时期的许多官员，将微服私访的任务当做以权谋私的事由，在查访地好吃好喝，吃了原告再吃被告，最后拍拍屁股走人。这样的“微服私访”，完全背离了沟通官民、惩恶扬善的初衷，成了官员依托民意搞腐败的工具。
无奈的是，古代中国官民隔阂日深，百姓对官场腐败积怨甚重，热切盼望着有青天大老爷微服私访，荡涤身边的黑暗和腐败现象。百姓对微服私访的追捧，就一直持续下来。有少数官员就号准百姓的喜好，摆出微服私访的架势，沽名钓誉。翻看史书，不少贪官污吏，乃至大奸大恶之人，比如隋末的王世充，都有过类似的举动。这股追捧微服私访的民意，本质是对人治的呼唤，希望政府官员能够解决自己的所有问题，将个人的幸福与否建立在能否遇到一位好官的基础上。这可能比官员得不到真实的信息更加危险。
既然不能对微服私访寄托太高的希望，那么如何才能解决上下信息不畅的难题呢？官员如何才能了解实情，做出正确的判断呢？
纪晓岚在明恕的故事之后，指出审案的关键是“虚心研察”，“信人信己，皆非也”。官员对微服私访获得的信息、证据，有着天然的信任，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意见，这时候再要采信其他证据，难度就比较大。所以，官员要“虚心”，摒除成见，不存任何偏见，仔细研读资料，推敲信息，做出选择。
元朝名臣张养浩认为，审案的关键是“虚心诘问”疑犯。他写道：“狱问初情，人之常言也。盖狱之初发，犯者不暇藻饰，问者不暇锻炼，其情必真而易见，威以临之，虚心以诘之，十得七八矣。少萌姑息，则其劳将有百倍厥初者。故片言折狱，圣人惟与乎子路，其难可知矣。”清代袁守定说得更形象：“凡审词讼，必胸中打扫洁净，空空洞洞，不豫立一见，不豫著一物，祗细问详求，其情自得。若先有依傍之道，豫存是非之心，先入为主，率尔劈断，自矜其明，转致误也。”推而广之，只要官员将心中“打扫干净”，办事不偏不倚，就能最大限度杜绝冤假错案和糊涂政务的发生。
有一种观点，承认微服私访在信息获取方面效果非常有限，但认为它可以让官员多接地气、多接触风土民情，密切官民联系，所以认为微服私访是可取的。的确，官员不能老坐在衙门里，要密切联系百姓。但密切官民联系的方法有很多，不必要时常微服私访走街串巷。天天把调查研究挂在嘴边的人，不一定是了解实情的人；时常把百姓疾苦挂在嘴边的人，不一定是真心挂念百姓的人。真正与百姓同甘共苦的官员，是“虚心”把百姓请进心里、留在心底的人。绝大多数古代官员都不是从小在安乐窝里长大的，也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当官之前，他们就是百姓，而且做过几十年的百姓，还有很多依然是百姓的亲戚朋友。只要他不自离于百姓群体之外，不搞特殊化，古代官员和百姓的联系是难以割断的，也就不必借助私访之类的举动来密切官民关系。
总之，清官贤吏不一定微服私访，微服私访的也不一定是好官。有为民办事、做好官的心，远比搞微服私访的花架子重要。
钦差大臣有用吗？
古代皇帝派遣大臣出外办事，有的时候是查办大事要案，有的时候是办理御驾不方便亲力亲为的事情。这些大臣在元朝以前被称为“使者”或“天使”，明清则被称为“钦差大臣”或“钦使”。钦，意为皇帝，钦差即是皇帝差遣的意思。元朝以前派遣使者的频率不高，明清则钦使四出，“替天巡狩”，“钦差大臣”逐渐成了汉语中的一个常用词。
钦差大臣最大的理论优势是突破现有体制束缚，能够做到专事专办、特事特办。在古代，皇帝一般派钦差去查办大案要案，比如封疆大吏的贪污腐败、地方疑难大案等等；或者处理突发事件，比如镇压地方骚乱与反叛、重大工程建设、抢险赈灾等等。不论哪种情况，都是最高统治者对现有机制和人员失去了信任，所以才要加派钦差大臣处理。
那么，钦差大臣的实际功效如何呢？
钦差大臣发挥功效的关键是突破既有束缚。这就要求钦差的派遣、办差做到独立、保密、公平、公正等等。比如，清朝处理地方大案，派往甲地的钦差往往公开宣布派往乙地；具体事由常常语焉不详，防止相关人员揣测圣意，预作准备。
乾隆后期，山东巡抚国泰被弹劾贪腐。乾隆命令和珅、钱沣等人为钦差，赴山东核实情况。钱沣知道国泰在京城耳目众多，为避免消息提前泄露，钱沣派人盯死北京前往山东的交通要道，把通风报信的可疑分子一概拿下。这么做，就是为了保密。即便如此，国泰还是提前得到了消息，做好了迎接钦差大臣的“准备”。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清朝地方官员，“大凡在外省做督、抚的人，里头军机大臣上，如果有人关切，自然是极好的事，即使没有，什么达拉密章京，就是所称为小军机的那帮人，总得结交一两位，每年馈送些炭敬、冰敬，凡事预先关照，便是有了防备了。”原来，官僚体系盘根错节。地方官是庞大官僚群体中的一员，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想对他们封死消息，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钦差大臣到地方，听到的全是忠君报国、清廉奉公的话，看到的都是欣欣向荣、干净整洁的内容。一切都千篇一律地和朝廷保持高度一致。地方官员殷勤接待，宾主觥筹交错，各取所需。最后，钦差大臣无不满载而归。清代官员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他在山西当官的时候，每次有钦差大臣到山西办事，都由太原知府出面，向山西的官库预先领取“办公银”两万两用来接待。钦差走后，根据实际花费摊派到山西各个州县，每次都在三五万两银子左右。这么多的银子，除了钦差大臣一行人在山西的吃喝玩乐之外，就是给钦差大臣的贿赂。钦差大臣都不直接收受贿赂，山西省直接把银子送到钦差在北京的家里。
同样，钦差大臣也是官僚体系中的一分子，不可能脱离庞大的关系网络，不可能置现有的游戏规则于不顾。他们不可能真正做到独立办事、公平办差。比如，上述国泰案中，给国泰通风报信的恰恰是同为钦差大臣的和珅。到了山东后，和珅也是敷衍了事，配合国泰一心把违法乱纪行为掩盖过去。
和珅是个“明白人”，知道钦差大臣再公平公正，再雷厉风行，也是现行体制的“消防队员”而已。他们对处理的问题，治标不治本。国泰贪腐，查办了国泰，难免会出现第二个国泰。只有消灭产生国泰的制度土壤，才能真正杜绝新的腐败分子出现。遗憾的是，钦差大臣没有查办制度的权力，只能查办官员，而且是皇帝指定范围的官员。相信古代的多数钦差大臣，都与和珅一样是明白人，对钦差大臣的功效有清晰的认识，自己都对根治问题不抱希望。据张集馨记载，当时有查办地方大案的钦差大臣，根本不去事发州县，也不提审人犯，只是在官邸中织帽子而已，时间一到就回京交差。
清末讽刺小说《官场现形记》第十八回中，有个京官突然被指定为钦差大臣，吃惊且茫然，赶紧打听这事儿的幕后内容：
这趟差使原是上头有意照应他，说：“某人当差谨慎，在里头苦了这多少年，如今派了他去，也好叫他捞回两个。”等到圣旨一下，还未请训，他先到老公（指太监）屋里，打听上头派他这个差使是个什么意思。
老公鼻子里扑哧一笑道：“现在还有难办的事情吗？佛爷早有话：‘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但是御史不说，我也装做糊涂罢了。就是御史参过，派了大臣查过，办掉几个人，还不是这么一件事。前者已去，后者又来，真正能够惩一儆百吗？’这才是明鉴万里呢！你如今到浙江，事情虽然不好办，我教给你一个好法子，叫做‘只拉弓，不放箭’：一来不辜负佛爷栽培你的这番恩典；二来落个好名声，省得背后人家咒骂；三来你自己也落得实惠。你如今也有了岁数了，少爷又多，上头有恩典给你，还不趁此捞回两个吗？”正钦差听了，别的还不在意，倒于这个“只拉弓，不放箭”两句话，着实心领神会。
这段情节清楚地表明，晚清社会把出任钦差视为最高统治者的“恩典”，是“上头有意照应”。就此推演，后人完全可以把钦差办差视为“体制内的重新分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