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不知情的革命党人对装备先进的旗人还是很忌惮的，在战术上很重视旗人武装。毕竟旗人占着要害重镇，那黑洞洞的炮口、明晃晃的钢枪，都在那摆着呢！弄不好，要牺牲好多革命同志。结果，他们发现旗人压根不足为虑。多数旗人在枪响后，都乖乖待在家里，静候新政权来收编。少数旗人跑出家门，一哄而散。只有个别地区的旗人武装，担心反清排满风潮，害怕汉人也来个“扬州十日”、“嘉兴三屠”，所以拿枪顽抗。革命军发现，对付顽抗旗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找掩体藏好，听旗人噼里啪啦地放枪。等旗人子弹打完后，他们就会竖起白旗投降。旗人射击根本没有准确率可言，只要不被流弹击中，革命军可以保证零伤亡。如果等不及听完“枪炮交响曲”，你只消用猛烈的火力压制一下，旗人也会投降。害得个别想抵抗的军官，无兵无将，无法“杀敌报国”。镇江的载穆就有心抵抗，奈何部下旗人全都要求投降，他只好一个人孤单地上吊殉节去了。
京师八旗的兵额最多，装备也好。尤其是禁卫军，在各支八旗队伍中算是先进的。皇室用它来贴身护卫。南北和谈达成，禁卫军兵心不稳。他们倒不是要挽救清王朝，而是担心清朝没了，自己当不了禁卫军，没了月钱和待遇。身为统领的冯国璋只好拿着《优待清室条件》，集合全体禁卫军官兵训话。他详细说明皇室和八旗子弟的待遇不变，禁卫军照常当差，不会有变动。官兵还是出现骚动，哭泣声、叫骂声不绝，甚至有人持枪拔刀，大声鼓噪起来。冯国璋以性命担保，承诺与禁卫军进退一致。官兵们不相信，骚动愈演愈烈。最后，冯国璋登台高呼，如果大家不信任，可以推举两个人持枪日夜守在我身边，如果发现有违背诺言之处可以立刻将我击毙。禁卫军这才慢慢安静下来，平静接受了王朝覆灭的事实。之后，禁卫军被改编为陆军第16师，冯国璋守信用，一直保证这群老爷兵的“待遇不变”。结果，由京师八旗改编而来的第16师，上阵不行，闹饷在行，成了直系军阀的一大负担。
辛亥革命能够以很小的代价，相对和平地成功结束，旗人们也有一份功劳。革命党人如果事先降低一下排满的宣传调子，突出一下“五族共和”，申明保护旗人生命和财产安全，估计连那一小部分抵抗的旗人也会静静呆在家里，等待新政权来收编。旗人对革命的“功劳”也会更大。
清朝的覆亡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八旗子弟的颟顸糊涂、懦弱无用，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八旗子弟是被王朝体制废掉的一群人。一个人不是凭真才实学，凭艰苦奋斗，而是凭血缘关系获得稳定的收入，躺在一个体制上闲逸度生，坐享其成，换作你，人生也会被废掉。八旗子弟荒废的悲剧，给后世的制度设计、人事激励等等都提供了宝贵的教训。
清末朝廷为何管不住舆论？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声响起，震惊清廷。北京城陷入一片恐慌，官府仓皇在京城戒严，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钳制舆论。
10月12日，清政府民政部给内外城巡警总厅发文：“准陆军部咨开，查鄂省近有匪徒聚众滋事，意图倡乱，现已派兵剿办，京师五方杂处，诚恐无知愚民散布谣言，希冀煽惑，应即严加防范，以镇人心。相应咨行查照预为防范，并希传知在京各报馆，关于此次鄂省匪徒倡乱情事，暂缓登载。”镇压起义，是陆军部的分内之事。但陆军部显然对五方杂处的北京城的人心安定，也很在意，于是就给民政部发函，要求“配合工作”。民政部简单地下令：不许刊登武汉起义的新闻！
一场有关武昌起义的新闻战，就此打响。
清末，近代新闻业发展迅速，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媒体从业者普遍“革命化”，自觉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官府的阴暗面，巴望着政府出丑。革命党人办的报纸、杂志自然如此，就是租界和使馆区内的外国媒体，也混在革命浪潮中瞎起哄。批评官府、鼓吹革命俨然成了时尚潮流。
而当权者的疏忽与无能，客观上也助长了这股潮流。摄政王载沣等满族亲贵上台后，对舆论控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们对许多东西的认识都不足，难怪体制内外的人都批评他们“年少轻浮”），放松了对媒体的控制。晚清新政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辖区内办了多少家报馆、每天出几份报纸，成了考核地方官的一项指标。之前对近代媒体几乎一无所知的清朝官员们，为了通过考核，纷纷礼贤下士、海纳百川，支持开报馆出报纸，对过火的言行也睁只眼闭只眼。所以在清朝的最后几年，新兴媒体的生存环境大为改善，媒体记者和编辑们，还真找到点“无冕之王”的感觉，时不时破口大骂也能平安无事。
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部新闻法《大清报律》。报律规定，凡是年满20岁的正常人，都可以成立媒体，只要在发行前20天向衙门申报即可。除了少数几条法律限制报道内容外，官府对报刊内容几乎没有限制。即便从业者违反了报律，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流配充军甚至砍脑袋了，大不了就是罚款，最重的惩罚也就是查封报馆。等到官差衙役去查封的时候，早就人去楼空了。查封后，原班人马换个名字、租间房子又重操旧业，继续骂官府。
比如，当时武汉的《大江报》就是革命党的“机关报”，激烈抨击清朝的内政外交，挖苦清朝官吏，毫不留情。1911年的7月，《大江报》发表短评《亡中国者和平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赤裸裸地鼓动暴力革命，号召推翻清政府。《大江报》太高调太过火了，湖北官府不得不出面干涉，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和“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罪名查封报社，逮捕主持人詹大悲。作者何海鸣闻讯“自首”。按说，湖北官府是根据报律“依法办事”，结果引起全国舆论哗然，一边倒地支持《大江报》，各地革命报纸遥相呼应，一天好几篇文章声援。詹何二人最后被判处罚金800元。两人都无钱缴纳，被改判有期徒刑18个月。坐了两个多月牢后，武昌起义爆发，两人就出来做“革命元勋”了。
对于轻微的处罚，各家报刊都遵照执行，不过缴了罚款就发表《抗议声明》，然后继续骂政府。对于触犯政治红线的内容，记者编辑们就说反话、用曲笔，拐着弯地绕开限制。比如，《神州日报》一字一句地抄录官府审讯革命党人的供词，变相阐述革命道理；平时大量发布各级官府发布的有关革命党活动的通报、缉捕令等，变相宣传革命形势。
当12日民政部下令禁止北京城媒体刊登武昌起义新闻时，各家报馆大多嗤之以鼻。之前，革命党人的起义屡战屡败，尤其是4月份的广州起义让同盟会伤了元气，倾心革命的记者编辑们大受打击，提不起精神来。武昌的枪声让他们士气大振，正想大展拳脚，哪里会理会民政部的禁令。好在之前和官府的斗争，让各家报馆积累了充分的经验，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家都琢磨着怎么突破民政部禁令。
《国风日报》是同盟会在北京办的报纸。当初，革命党人白逾恒化名“乌有氏”到衙门注册，竟然通过了！得知起义军占领武昌后，《国风日报》马上用二号大字排版，准备推出号外。警察赶紧过来干涉，重申不准刊登起义消息。《国风日报》也不争论。第二天，该报头版开了大天窗，只有一行字：
“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这下可不得了了，读者很自然浮想联翩：警察禁止刊登的是什么新闻呢？是不是清军一败涂地了，不让刊登呢？这天窗开得，还不如不开呢！警察又一次跑到报社，请求编辑们：有什么新闻您就照常刊登吧，只要不是胡编乱造的就行。于是，《国风日报》有恃无恐，铆足了劲刊登武汉前线的消息。民政部的禁令形同虚设了。
官办的和外国报纸，则寻求通过正常途径突破禁令。10月14日，外城巡警总厅给民政部回了一个申文，说禁令下达后，12日夜间《京师公报》等就来禀报，说接到禁令时，报纸已经排印，恳请照常发行。巡警总厅予以拒绝。但是13日、14日市面上发行的各家报纸，如《帝国日报》、《政报》等，还是登载了武昌起义的消息。《宪报》等八家报纸更是给巡警总厅去函，指出“现在京师人心皇皇，若本国报纸一律停载此事，则民间谣诼纷出，益属可虑”。“报馆等公同决议”，“所有关系军事秘密不敢登载并由同业确实调查情形，凡确系谣传不为刊登外，所有确切消息，似应一律照登为便。所以息浮言而维大局者，亦即在此。”总之，各家体制内的报纸也都要求刊登起义消息。巡警总厅搬出《大清报律》来，查报律第十二条：“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该条款专指军事，而陆军部关于“暂缓登载”的范围太广，总厅专门询问民政部：“是否专禁记载军事抑系全禁关于鄂省乱事之处？”
不等民政部回函，外城巡警总厅厅丞在10月15日又给民政部去函，说当天《帝京新闻报》来函称：14日《北京报》报社的朱淇面见了陆军部副大臣寿勋，直接询问为什么要禁止刊登起义消息。当时陆军部大臣荫昌去武汉前线了，寿勋就是陆军部的最高长官了。面对媒体人士的询问，寿勋否决要禁止媒体刊登武汉的消息，而是为了“禁止谣言而已”。为此，寿勋当即派司员赴民政部说明情况，要求“变通办理”，“并不一律禁止登载”。得到寿勋的回答后，《北京报》14日开始刊登起义新闻。如此一来，巡警总厅夹在媒体和陆军部之间，里外不是人。总厅厅丞大为恼怒，特意去函民政部，“尚乞速示”，要求尽快给个解释。
民政部也觉得诧异，当天就去函陆军部询问：到底怎么回事？不是你们让我下令禁登的嘛，怎么又反悔了呢？这让民政部的工作很难做。
16日陆军部回文说：“此次鄂省匪乱事起仓猝，不免谣言纷起，本部为镇定人心起见，是以咨请贵部将关于此次鄂省匪徒倡乱情事传谕各该报馆暂缓登载在案。”但这并非禁止一切前线新闻，陆军部认为如果消息确实，能够制止谣言传播、维持大局，“原可准其登载”。至于具体如何变通、如何加以制限，“应由贵部酌核办理”。陆军部把自己装扮成宽容大度的模样，把责任和工作都推给了民政部。
民政部也不是吃素的，在18日复文陆军部：“贵部既准变通办理，其办法限制，权限攸关，自应仍由贵部酌核见复，以便转饬遵办。”一记猛射，民政部把球踢回给了陆军部。这种既负责任又得罪人的事，陆军部的老滑头们自然不会真的去做。之后，陆军部始终没有商量出如何刊登起义新闻的具体标准、具体方法来，没有给民政部回文。民政部乐得一个清闲，对此不闻不问。武昌起义的新闻禁令，就消失于无形之中了。
在各家媒体的阳奉阴违、软磨硬泡之下，在各个衙门的相互扯皮、推脱搪塞之下，北京城内的新闻战，以各家媒体全胜、官府夹着尾巴退却而告终。事实上，起义发生后，革命的消息在京城就不曾被封锁住，越传越广，起到了很好的革命宣传作用。老百姓们追踪起义消息，莫名地兴奋；达官贵人们则仓皇失措，纷纷准备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