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一个组织的灵魂，全在主义。孙中山先生说：“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要实行这个主义，就要靠“政纲”、“政策”。主义是不变的，政纲、政策则是随时代需要、环境需要，而因时、因地、因人、因敌、因友而可变与必变的。所以只是一种好的主义还是不够的，尚须随时代之推移与变迁而有崭新的政纲、政策提出，以号召天下，以推动天下。一个组织的精神，全在领袖。蛇无头不行，无领袖便等于群龙无首，它是一个组织的神经中枢，乃发号施令的所在，所以最要健全。干部则为五官、四肢、骨骼与整个神经系统，群众则为细胞，纪律则为气血，自领袖以下，全不能缺此。
21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人物打天下，有两件法宝，一是冒险犯难，一是孤注一掷。要冒险犯难，首先需要战胜恐惧心理、怯懦心理，而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大胆精神；要孤注一掷，首先需要战胜苟安心理、退却心理，而有一种“不成功即成仁”的以死去完成的牺牲精神。
22世界上最伟大的帝王，无不是开创天下的帝王。由世袭而继承粗业的帝王，除极少数能在文治武功上有特殊成就者外，总是平凡无奇，与匹夫匹妇无有二致的。开大局、创大业，总是有大危险、大困难、大挫折的，而且所经过的困难、危险、挫折愈甚愈多，其成功也就愈伟大而愈能超古迈今！
23无畏的气概、冒险的性格、刻苦的毅力、创造与牺牲的精神，是一切伟大人物的特征。大凡干天下事，非气莫济。处横逆困苦之中，要能忍得下气；适患难危险之来，要能沉得住气；当死生成败之际，要能提得起气，也就是所谓振作精神、抖擞精神者是。我能刻苦，则自无苦；我能冒险，则自无险；我能无畏于敌，则自无敌可畏，且敌自有畏于我。这是不二的真理！
24孤注一掷，乃是一种较冒险犯难更进一步的摊牌行为，完全是一种大赌注。一个做伟大事功的人，是应当懂得孤注一掷的原则的。一到必要时，不但要拿一切势力权利，作孤注的一掷，而且要拿自己的生命做孤注的一掷。
25择人任吏，总要选择看得自己重，看得外物轻者，方臻上乘。一个人总要看得自己重，看得富贵功名轻，才不致屈己以干富贵功名；总要看得自己重，看得金钱货利轻，才不致辱己以事金钱货利；看得物质享受轻，看得精神享受重，才不致枉己以图物质享受；看得个人子孙轻，看得国家民族重，才不致私己为个人子孙计，而处处为天下后世计矣！如此择吏，方可能望得人，而用人亦不致有失矣！
26无论任何一个人，都是最易为左右之人所潜移的，尤其是亲属戚属及幸爱宠近者之潜移力最大。一个伟大的领袖，无不极力避免这一点。一个领袖如尽信左右之言，则不如无言；盖无言，也许一个人之决断，使其事业前途，更弄得好些。
27无我精神，乃是一种超我的圣人境界，也就是一种天地境界。天地无私，故能成其大；日月无私，故能成其明；圣人无私，故能成其我。领袖事业与圣人事业，不是一种“为我”的事业，而是一种“为人”的事业；不是一种救己的事业，而是一种救人成人的事业，救世成世的事业。我一为己，则我只能成就一个有限的小我；我为人人，则我便能存在于人人的心中；我为天下全人类，则我便能存在于天下全人类的心中。我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则我便与天地万物而永生不灭。还我于天地，则天地永在，而我亦永在。故日：圣人无我，无我所以有我；圣人无私，无私所以成其私；圣人无能，无能所以有大能；圣人无功，无功所以有大功。
28人生在世，“不为圣贤，便为草芥”。做了父母官就更应做君子不做小人，做圣贤不作草芥，精神领袖与事业领袖应二合为一，以事业发现精神，用精神引导事业。不要因爱钱而自污，损害了自己的人格尊严。这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只是有些人不愿这样做罢了。
29下属是可怜的，做领导的不要与民争利、与民争功、与民争名。舍名利而修德行的办法就是要有“损上益下”的行动。而对于过错、责任、风险则应敢于承担，不要层层推诿，而且知错即改。一个人，凡事于当其败也，能自任其咎，则能使人感德；当其成也，能让功于人，则使人感恩。老子日：“功成而弗居。”不但让功如是，处名让名，处利让利，处善让善，处得让得。凡恶处则归之于己，好处则让之于人。人得其名，我得其人；人得其利，我得其心。这是双向人生保持良性发展趋势的游戏规则。
30任何一个领导者要实施其领导行为（“临”），都必须要有心甘情愿的追随者。“领导能力”不等于“领导者”，它包含了领导者与追随者两方面的互动关系，这有点类似整体组合的舞蹈。领导者只有把注意力集中放在取得追随者们上，不断解决“我需要做什么才能使他们和我保持一致？”“我如何做才能使他们始终支持我？”然后，集中心思去取得追随者的信任支持、默契配合，才能具备和扩充领导能力。在这个“临”的全过程中，领导者的信息处理能力是主导领导能力高下的关键。只有透彻了解自己的追随者，把他们提供的一些零散、片面、表面的信息经过综合提炼，变成系统、完整、全面、有效的纲领目标、方针、方法、团队精神，才能使追随者的意志得以集中，从内心接受领导者的行动路线，双方在相同方向上取得一致，形成力量的凝聚、整合、共振，造成众志成城之势。舍此，便谈不上领导能力，领导者只会徒具虚名。“咸临”者，上下一志，同心同德之道也。
31以甜言蜜语笼络人心，没有什么好处；如果知过而忧，改过自新，那就不会有灾祸。领导者最忌讳的是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轻率许诺，心口不一，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就是兑不了现。这样的“甘临”是先甘而后苦，必然导致失信于追随者，离心离德。及早“忧之”，尚可挽回。如知错不改，一味信口开河随意许愿搞下去，最终会使其领导能力丧失殆尽。
32“至临”是最好的领导者。至诚至善，勤政恤下，公正谦和，自信信人，能够给追随者带来安全感、信任感、使命感、成就感，能够把追随者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扬出来，使各方面资源优势迅速聚集起来，推动事业由小及大，由低及高向前发展，获得成功。这样的领导者，堪称“至临”。“无咎”，不是没有不利因素，而是有了“至临”，便可以化不利为有利，化腐朽为神奇，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33作为一个领导者要达到“至临”，不外用心于“参与”、“服务”四字而已。
34“参与”是在组织体制所规定的程序之内，参与到事件和你的追随者们中间去，与他们打成一片，亲临现场，上下同欲，同甘共苦，同舟共济；一道制定目标，分解和实施目标；一道提出问题，研究和解决问题；一道承担风险，排除和化解风险。在实施“临”的全过程中，领导者一步也不能离开他的追随者。为了参与得法，领导者制定计划既要高远又要沉实；沟通方式既不要殊俗又不要失正；表述方式既要周全，又要透明；调度手段既要规范又要灵活，使领导者和追随者双方之间有调整余地、有施展弹性。参与性的“临”，脚踏实地，身临其境，距离近，反馈快，容易找到“至临”的通道和要津。
35“服务”是在组织体制所规定的程序之外工作，解决事件发生之后下属所无暇、无力、无心去解决的实际问题，如聚资源、通信息、开才路、保后勤；创造良好的人才生长环境，竞争激励环境、关系协调环境，安全健康环境、家庭生活环境、精神愉悦环境等等，使组织体制规定的程序能够按质按量如期完成而畅通无阻，没有后顾之忧，顺利实现预定目标。用圆满的结果去证明领导者所具有的领导能力，这不正是至临的要义吗？
36马基雅维利指出；一位聪明的君王，必须要作一个大杜撰者，大伪装家。他应该“显得：虔诚，忠实，厚道，诚恳，但为了保持他的地位，他必须准备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反信实，反慈悲，反人道，反宗教的行动。一般的民众总是以貌取人的。关键在于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王者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他就可以得到每个人的赞叹——不论他如何达到这个目的。”
37一个非常诚挚的爱国主义者，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面对杀戮和毁灭的威胁，敢于犯颜直谏，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感觉说出来，仅凭这一份忠诚，我们就应当被马基维利所感动并对其肃然起敬了。
38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无分东方西方，人们对外部事功的成败标准没有二样——“胜者王侯败者寇”，与此孪生的至理就是“不择手段，目的就是一切”。马基雅维利教给君王的东西，正是中国历代君王实践的东西。表面“王道”，实质霸道；满嘴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浮尸百万，流血千里”，乃为黎民计……
39需要思考的是，人类文明已到了太空时代，政权和主权的得失，还非尸山血海不行吗？
40顺着人们的意愿发展自己，而不是逆着人们的意愿突出自己。前者是“随人”，没有烦恼和祸殃。后者是“先人”，招灾惹祸，麻烦不断。
41“宽容于物而不毁于人”是不是消极？绝不是。不毁于人的意思是珍惜生命，自我保护，不要因放纵物欲而毁了自己。
42生命来到世间，是造物主的恩赐。生命是宝贵的，要倍加呵护，倍加珍惜。每一个生命都有他的使命，要完整地完成使命，就要了解生命的本质，并且顺应其使命要求，把握住生命的要义。
43“宠辱不惊”。为什么可以做到宠辱不惊？因为自重自爱。世间什么东西应当看得最重？生命和人格。无论所宠、所辱者为何物，皆不及我的身心更值得珍视。正因为懂得了这一点，才能做到宠辱不惊。“不惊”不等于“无患”。“吾所以有大患者，惟吾有身。苟吾无身，吾有何患？”生命比一切外物都更重要，我之所以为宠患，为辱患，为吉患，为凶患，正是因为看重生命。如果不看重生命，那我就跟着外界去折腾自己，迷失自我好了，何必有患呢？
44生命与身外之物的关系，是母与子、本与末、根与枝叶的关系。一切身外之物，高官、厚禄、暴利、美色、令名……一旦与生命发生冲突，应当舍弃的都是外物，而不是生命。否则便是舍本逐末，是不明不智之举。真正懂得了这一点，就没有什么东西放不下，“宠辱不惊”就很自觉很自然地在行为举止上表现出来。
45不争——不自见、不自是、不自矜、不自伐、不自作多情，亦称“冲虚之德”。凡是争的东西，结果多是两败俱伤；既知争之不利于生命，何必去争？独辟路径，避开争端，于是曲径通幽，柳暗花明，人类社会的每一步发展无不是这样的。
46为什么“一”就是“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熟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任何可圈可点，可指可数的东西，有其存在之日，便有其灭亡之时，都只是瞬息一过程。人生百年，何其短暂，如果把什么东西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连生命都不存在了，你还用什么去感知天地之万有？
47生命之能量有限，人只能在有限的生命里以有限之能量，做有限之事功。这是“抱一为天下式”的要义。“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以为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可以主天下神器，这是最荒谬的动机，一念之误，便为终生铸错。物有固然，不可强为；事有适当，不可复过。想执意得到什么的人，到头来刚好是失去了什么，甚至连性命也搭进去。“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不要想过大、过高、过火，过于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情。抱璞守拙、抱卑守贱，是社会运作中的“抱一”妙道。
48时下的理论探讨中有一个问题：“企业家离政治究竟应有多远距离？”我的观点是：企业家应当懂政治，但不要参与政治，更不要以从政当政治领袖为动机。否则咎莫大焉。
49企业家所追求的是经济效益，是在经济上当“巨子”而不是政治上当“领袖”。“巨子”和“领袖”在概念上有什么区别呢？
50第一，“巨子”是一个拥有财富的概念，而“领袖”是一个拥有政治资本的概念。第二，“巨子”是一个企业群体形象，而“领袖”是一个个人形象。第三，“巨子”的基本实践活动是使社会信任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而“领袖”要做的是社会信任他本人并进而拥护他提出的政纲。第四，“巨子”只寻求社会认同他们的产品理念，或消费理念，理解和尊重他们的劳动；而“领袖”所寻求的是制订和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争取社会的普遍认同，并据此建立起实施其主张的权威服从机制。第五，“巨子”与社会的联系方式侧重于网络型的横向联系，而“领袖”与社会的联系方式侧重于金字塔式的纵向联系。第六，“巨子”没有敌人，只有平等竞争，可以共存互惠的同行，外加各自的客户和朋友；而“领袖”有“政敌”。第七，“巨子”可以跨边界经营运作他们的企业；而“领袖”只能在他们的属区发挥作用。
51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专业化，“巨子”与“领袖”的分野将会更加明显。也就是说，今后搞政治的将主要是职业政治家而不会是商人兼任。商人可以兼搞文化成为学者型企业家，但不宜兼搞政治，争当政治领袖。
52有“领袖欲”的商人将可能给企业带来下列几种弊端：
53企业家参与政治必然因追求获得政治资本而精力分散，使个人与领导集团、个人与企业员工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企业经营决策的正确性会因此大打折扣；企业内部管理会因更频繁的应酬而难于深化，甚至出现领导作风漂浮，用人失当等问题，给企业做大做强带来负面影响。
54企业家参与政治，不可避免地会利用企业的资本优势为其达到政治目的，施展政治抱负服务。这将影响企业家办实事、办实效，造福桑梓、回报社会的良好形象，而派生出利用财富运作他人，凌驾于社会之上等不良感觉。从社会角度看，企业家凭借经济实力参与政治，还有可能造成谁有钱谁就可以谋权，谁就可以用金钱争夺人心的“金弹政治”偏向，败坏社会风气。当舆论大哗时，受害的将不仅仅是参政的企业家本人，而且会伤及他所领导的企业团队。
55企业家参与政治会给整个企业带来政治风险，等于将企业作赌注卷进了政治漩涡。企业的产品广告可能会被看作竞选炒作；企业的正当商业行为，可能会被看作政治表现；政治上的不合作者也可能因其需要而以种种口实直损企业形象和企业利益；而政治上的明争暗斗最终必然会引爆企业原已潜在的经济上的危机。
56企业家参与政治对企业的财富拥有状况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不利后果。企业家既要当“领袖”，就不可避免地要由其领导的企业出钱、出人、出物，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义务，如扶贫助残、社会福利、协调社会的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安定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好事，但企业负担超过了它的承载能力，就只能恶性透支，这只会给企业带来停滞、倒退的后果，而不能继续良性发展。而企业家企图利用手中权力去扩展企业的曲线努力还只是一种单相思或远期望值。即算偶获成功也可能成本高于收益，远不及一门心思搞经济来得直接、来得快、来得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