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后不到1小时，便有人把现场的视频、照片传到网上。6月28日晚，大量小道消息在论坛、博客里传播。在反思瓮安“6?28”事件时，瓮安县委书记龙长春说，事件发生之初，网络上谣言四起时，没有充分利用媒体，引起了社会各界和群众的猜疑，在思想上制造了混乱，致使不少不明真相的群众卷入。
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十分关心，胡锦涛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两次作出重要批示;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多次打电话到前线直接指挥;武警总部司令员吴双战作出批示，并派人赶到瓮安指导处置工作。一些反驳传言的帖子也开始出现了。这些帖子大部分出自瓮安“6?28”事件应急指挥部的“政策舆论法规宣传组”，组长为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晓云。6月29日一早，新华网发布《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打砸烧事件》消息，这与以往类似事件发生数日后才予以披露的做法形成了对比。随之而来的，是贵州省及黔南州等本地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政府针对性地辟谣在事件后第4天展开。7月1日19：40，贵州省政府新闻办、省公安厅、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在贵阳举行了“瓮安6?28严重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新闻发布会。
贵州省政府在介入事件处理后，允许媒体进行报道，主动、及时向社会通报事件处理进展情况，使我们看到了一次“与众不同”的政府公共危机处理景象。瓮安事件在后期处理中，就注意邀请部分媒体参与事件处置会议，使媒体第一时间在第一现场直接采访事件处置进程，积极效果明显，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媒体行为。
第二，发挥媒体的作用，做好突发事件应对的社会动员工作。我国一直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良好社会传统。在处置突发事件的实践中，人民群众、企业和其他组织在共同帮助政府成功处置突发事件，与受突发事件影响的群众共渡难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突发事件处理的过程中，如果政府及领导干部的行为能够得到广大公众的理解、尊重和支持的话，突发事件成功处理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对突发事件的控制和处理不仅要依靠一定的组织来维持社会秩序，同样需要让公众了解危机局势的社会危害性、处理突发事件的政策和策略，唤起公众对政府行为的广泛支持。因此，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进行社会动员是很有必要的。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没有社会力量参与应对突发事件是不可想象的。社会力量的参与，一方面可以缓解危机在公众中产生的副作用，使公众了解真相，消除因危机而产生的流言、恐慌等，起到稳定社会、恢复秩序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政府救治的成本。由于社会力量的参与，信息通道不再堵塞，政府决策的可信度和可参与度得到提高，降低了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成本。因此，要及时有效地处理突发事件，不能只依靠政府的力量，还要广泛动员，调动社会各界资源有序参与突发事件的处理。
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突发事件的处理也最终是为了群众，因此，在处理突发事件的过程中要走群众路线，真正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现代政府管理的趋势是向“小政府，大社会”方向发展，政府要从以往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这时就更多地需要依靠公众和社会的自身力量来实行社会的管理活动，突发事件的管理也是如此。只有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齐心协力地参与突发事件处理。才能有效地解决危机。
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媒体宣传能够起到很好的社会动员作用。更好地发挥集体的力量。由于媒体宣传动员得力，在2008年抗击汶川特大地震中，社会力量奉献的捐款达700多亿元;在抗击“非典”期间，2003年4月26日北京市民政局开通了24小时“防治非典，奉献爱心”社会捐助热线，在此后的一个多月，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数额直线上升。截至6月25日，全国各级民政、卫生部门以及各类慈善机构共接收非典型肺炎防治社会捐赠款物38亿多元;1998年，面对特大洪涝灾害，民政部门在全国发动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救灾捐赠活动。紧急募集境内外捐赠款物134亿元，其中现金64亿元;衣被3亿件，衣物折价70亿元;1998年，韩国发生金融危机，国家面临支付外债困难，整个国家发起了“献金运动”，广大民众纷纷自愿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和银行中的外汇，只买国货，帮助国家渡过难关。
第三，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在突发事件应对中提升政府和领导干部的形象。突发事件中的政府与媒体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协作关系。事件发生后，政府应该建立恰当合理的应急机制，化解危机，在与媒体良性互动的协作中使社会和群众转危为安，同时也通过有效的政府媒体公关使政府与领导干部树立良好的形象。
政府媒体公关是解决突发事件的重要环节，也是提升政府和领导干部形象的重要途径。所谓政府媒体公关，就是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社会事务，争取公众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运用各种传播手段，与社会公众进行信息沟通的活动或过程。而突发事件中的政府媒体公关，就是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运用各种传播手段，与社会公众进行信息沟通，共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过程或活动。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媒体和公众存在一种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政府依赖媒体将信息通告给公众和引导公众;公众依赖媒体传播的信息来了解事情真相以及各方面的情况;媒体则依赖公众的反应来强化自己对事件的影响和监督，并依赖政府获得自己难以得到的消息来满足公众的需要。政府、媒体、公众的关系是动态平衡的关系。政府和领导干部都应该重视这种平衡，在突发事件中使人民群众的损失程度降到最低，树立和提升政府和领导干部的形象。
政府应对突发事件之媒体公关
危机管理是公共管理中的重要内容，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引起的危机这一问题，考验着当前政府的管理能力。突发事件不仅可能引起经济和社会危机，在当前的中国还可能引发媒体公关危机。近些年来，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应对媒体不当，“失语”、“失声”甚至于“失控”的现象屡见不鲜，造成许多不良的后果，如海南“:毒香蕉”事件、阜阳医疗信任事件等等。当然，也有部分地方政府，在此类危机面前应对得当，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如重庆拆迁“钉子户”事件。
第一，媒体公关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重要意义。在社会生活中，意外事件的出现是最不令人意外的事情。对政府而言，在本区域内发生某种类型的突发事件，几乎无可避免。特别是在当前的中国，由于社会正处于巨大的转型之中，种种环境问题和社会矛盾引起的各种突发事件，屡见不鲜。在对本区域进行管理时，地方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抱着“永不出事”的鸵鸟态度，而应正面地、积极地为面对突发事件做好各种准备。
一是突发事件的类型与媒体公关危机产生的可能性。一般将突发事件理解为那些不可预测的、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乃至国际关系构成影响、引起世人普遍关注的事件。在性质上，突发事件具有如下的共同特征：
1、突发性和急迫性。在突发事件爆发状态下，政府所面临的环境是一个“猝不及防”临界值，在瞬息之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需要快速做出决策。政府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迅速寻找到应对策略。
2、破坏性。突发性事件引发的危机，往往是在不利的情况下产生的，其中蕴含着众多不确定因素。稍有不慎，危机就可能升级，并导致更大的危机，带来难以估价的损失，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和消极影响，长时间内都难以消除。
3、易碎性。政府处理突发性事件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好坏，决定着突发事件负面影响残存时间的长短。
4、信息的不确定性。之所以称其突发事件，在于其时间的有限，与此相对应的是信息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人们无法在短时间内辨别其信息的真伪，也无法估计信息的多少，这就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采取最优的措施。
二是媒体公关的必要性。所谓的媒体公关，主要是指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形象，增强公共治理能力，处理好突发性事件，而与媒体在日常和危机时刻建立起良性关系。媒体公关，属于政府公共关系管理中的一种。媒体公关处理不当，就可能引起媒体公关危机。
对于政府而言，媒体公关的必要性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回避媒体没有可能。首先，对媒体而言，突发事件的产生，是绝好的新闻素材，是本机构获得社会认同并实现发展的良好契机。因此紧抓突发事件，进行及时优质的报道，是由媒体业的内在利益驱动所决定的。从另一个方面看，对媒体而言，传播事实，报道真相，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更是其责任甚至是天职所在。其次，在现代各种信息工具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发达的情况下，政府以往处理重大突发事件时对媒体采用的“封”、“杀”、“堵”等手段，已不再可行。也就是说，通讯技术的发展，迫使政府必须直面媒体，否则各种或真或假的消息将通过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媒体方式传播，从而使其陷于更为被动的地位。
2、回避媒体没有必要。媒体介入突发事件，可以发出有效的预兆信息，满足包括政府、公众在内的信息需求，并引导公众情绪，指引政府对突发事件的有效处理，从而达到消解危机、稳定社会的目的。特别是在中国今天民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的情况下，公众意识已经觉醒，他们要求对重大事件的知情权，要求监督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回避媒体是违背民主制度和社会要求的不明智举动。
因此，政府应该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就树立起媒体公关意识，特别是在突发事件爆发时，更需具有这种意识并具备相应的能力。当然，对政府而言，应对突发性事件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媒体公关不是唯一手段，甚至不是最为重要的方面。这是因为，突发事件以及该事件引发的众多危机中，媒体并非始作俑者。但就政府而言，应对突发事件时如果不重视媒体，不但会直接影响到突发事件的化解程度，而且可能导向更大的危机。
第二，政府的媒体公关战略之一：在认识层面上,要树立媒体意识。
重视媒体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事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法宝之一。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十分关注媒体，并特别重视新媒体。在公开场合，他们不仅不讳言乐于通过网络了解民意，而且以更为积极开放的心态面对网络舆论。相形之下，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人缺乏媒体意识，其媒体思维远远滞后于媒体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
要求地方政府领导人树立媒体意识，并非是要他们仅仅在形式上做到读报、上网，或者只是关注媒体究竟说了些什么不好的话，而是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