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善待媒体，就要讲关心、重服务。广大媒体工作者长期夜以继日奔波在采访现场，奋笔于案头灯下，他们的敬业精神应当得到全社会的理解和尊重，应当得到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对媒体工作的领导，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切实关心帮助媒体工作者，努力创造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切实维护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新闻工作者协会也应增强服务意识，加强行业管理，发挥独特优势，创新工作机制，真心实意地为媒体工作者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发挥好党委、政府联系媒体和记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少埋怨媒体，多自省吾身
领导干部与媒体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政府与人民群众关系的一种体现。人民群众在信息传播渠道上的多元和自由，正是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多元与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媒体为载体的舆论监督，既是监督公共权力，遏制权力腐败的“利剑”，同时又堪称保障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盾牌”。然而，现实中，经常有主管领导干部向媒体发火，把社会治安、医患关系、食品安全等问题的恶化都说成是“媒体惹的祸”。
传播学认为，媒体在传播事实、报道新闻过程，就会引起不同层次的人们的重视，从而形成社会舆论。而舆论在其酝酿和形成的过程中，会呈现出一种社会力量，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舆论力量。因此，西方一些国家将舆论监督视为独立于司法、行政、议会之外的代表公众力量的“第四种力量”。在中国，媒体也告别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宣传定位，日益朝这个大方向趋近。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要正确认识媒体的这种角色定位，对媒体有敬畏感，而不要动不动就伸出权力之手，横加指责，甚至粗暴干预。领导干部确实应该做到：少批评媒体，多检讨自己。
在信息化社会中，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让媒体完全按照政府指示办事的时代已经改变了。这对习惯了灌输意图、主导议题的领导干部来说，首先应该顺应时势，尊重新闻媒体的规律，重视媒体、善待媒体，尝试用传播理念和技巧去把握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少批评媒体，多检讨自己。
据介绍，2008年年底，被网民称作“最牛房产局长”的周久耕对媒体发表不当言论以及消费高档香烟、戴名表等行为被曝光后，引起了南京市委、市政府和江宁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纪检监察机关迅速组织精干力量开展了初查工作。2008年12月28日。江宁区委按照有关程序免去其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职务。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纪检监察机关逐渐掌握了周久耕涉嫌严重违纪的证据。2009年2月13目，江宁区纪委决定对周久耕立案调查。
经查，周久耕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已查实收受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数十万元。同时，还有其他涉嫌受贿线索待查。周久耕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纪政纪，并涉嫌犯罪。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经江宁区纪委、区监察局审议并报江宁区委、区政府批准，决定给予周久耕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有关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真正做到少批评媒体，多检讨自己，就应该弄清楚监督与批评的关系。监督和批评似乎是一对孪生儿，一提及媒体监督，一些领导干部无独有偶地联系到批评、揭黑，认为监督等于批评，批评就是监督。事实上，批评是监督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监督的定义项。批评报道是媒体监督中一项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但是，批评报道不是捕风捉影式的叙谈，应该以确凿的第一手事实材料为基石。
真正做到少批评媒体，多检讨自己，首先，要敢于面对媒体监督，不要有消极和抵触情绪，更不要为了顾全所谓的“大局”而颠倒黑白，结果置自己于更不利的境地;其次，必须加倍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减少批评性报道的诱发因素，让媒体“无话可说”;再次，当报道失实和不全面时，应及时与媒体沟通，掌握主动权，以最快的速度来消除公众的误会。
营造媒体监督的舆论氛围
媒体监督需要环境，监督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媒体相关作用的发挥、监督效果的好坏。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社会生活等其他诸多方面都正在或即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公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文化的发展等，都在影响着媒体。与此同时，媒体自身内部也涌动着一股“聚变”的态势。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竞争日趋白热化，网络日益兴盛，手机报、手机电视等新媒体正以强劲的态势扑面而来。
媒体监督环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媒体监督环境决定了舆论制度。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舆论制度。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舆论制度的制定必然要着眼于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群众，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其二，媒体监督环境对媒体运行的方方面面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主要受政治、文化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在一些涉及国际新闻的报道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其三，媒体监督环境还能影响到媒体的发展水平。众所周知，只有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度里媒体才能迈开发展的步伐。
2003年，一起殃及3000余人的豆奶中毒事件，发生在辽宁海城。直到4月8日，卫生部才从媒体上获悉这一消息，通过电话向当地卫生部门了解情况，责令查明事故原因并且派出专家。至此，中毒事件已经过了20天。在豆奶中毒事件中，人们听到了媒体所表达出的两种不同的声音：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和《京华时报》等为代表的北京媒体，在肯定当地政府在卫生部的医疗专家组到来之后“终于有所动作”的同时，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学生和家长的立场上，以维护法律尊严和国家权威为己任，深入采访，认真报道，细致入微到每个学生和家长敢不敢说话的小问题上。虽然报道的只是一个豆奶事件，但是每天都有新的内容，消息、通讯和评论等报道形式多样而深入。与之相对，辽宁当地的众多媒体涉及豆奶中毒事件的报道，不但少得可怜，而且内容和形式也很枯燥、单调，几乎每天都在重复着一个声音：省、鞍山市领导陆续到医院看望受治学生;鞍山市委、市政府领导多次听取汇报，并召开专题办公会;海城市建立了事件“包保责任制”，近千名机关干部已经深入到学生家长中走访慰问并征询意见，帮助受治学生搞好医疗衔接。一起学生饮用豆奶中毒的事件，本可以在当地圆满地得到解决，却被一捂再捂，终于弄得沸沸扬扬。处在不同地区的媒体依旧是两种姿态，这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掩耳盗铃”和“装聋作哑”两个成语来。
媒体监督涉及很多方面，营造一个良好的媒体监督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在党委政府的主导下，依靠党委政府、媒体、领导干部、普通群众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主要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把握媒体监督的正确导向。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媒体监督也不例外，也要把握正确的导向。媒体监督的矛头应该对准那些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人和事。但是，有的媒体记者滥用监督权力，一味追求轰动效应，把目光盯在了名人、明星的隐私上，这不能不说是导向的偏离。媒体监督的原则应该是“公平、公正、公开”，使之利于接受群众的监督，从而实现媒体监督应有的功能。
第二，注重增强监媒体督的生命力。监督是媒体的社会责任，而其又以维护社会利益为表征。因此，媒体的监督必须以社会利益为指南针，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就是以持续的关注来促成社会利益的维护与实现。虽然，媒体监督的生命力和时间不成正比，但是，时间能有效地促进监督效果的实现。因为能达到效果的监督，必然是有力的监督，媒体监督要有力则需要新闻报道的深度，而深度来源于调查、来源于思考，调查、思考都需要作为前提保证。因此，面对一次完整而且成功的媒体监督，各级领导干部要引导公众给予持续的关注，形成一定的社会声音，最终促成问题的解决，达到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第三，提供学习机会。要站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把提高领导干部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纳入干部学习和培训体系，采取组织党委中心组学习、办培训班和举行报告会、讲座、现场模拟等多种方式，帮助各级领导干部获得同媒体打交道的系统知识。与此同时，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学习国内外政治人士同媒体打交道的成功经验和做法。要就提高领导干部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开展研究，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为领导干部提供具有实用性的研究成果。
第四，创造实践条件。各级党委政府要努力创造条件，帮助领导干部在实践中获得知识、积累经验、增强能力。为此，一要完善干部选拔机制，选拔领导干部要吸收媒体和公众参与评议，让选拔对象直接面对媒体、面向公众，并把是否具有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作为选拔依据之一。二要强化民主决策机制，在制定法律法规和作出重大决策、部署重要工作期间，要求主管领导干部充分利用媒体发布信息，听取公众意见，实行民主科学决策。三要健全新闻发布机制，领导干部开展工作和处理问题时，一般情况下，要一面抓组织实施一面抓新闻宣传，一边做一边说。有的做了再说，有的说了再做，有的先做后说，有的先说后做，有的边做边说，有的边说边做，从而为做好工作和解决问题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第五，放宽话语环境。由于受传统文化和一些庸俗风气的影响，许多领导干部担心祸从13出、因言获咎，抱守言多必失、少说为佳的陈旧观念。要提高领导干部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就要鼓励领导干部克服不敢说的恐惧心理和不愿说的消极心理，做到敢说、愿说、会说、说好。为此，要提倡宽容失误。领导干部在媒体面前说了错话，属一般错误的要允许总结教训、逐步改进;属严重错误的要帮助立即纠正、挽回影响。无论小错大错，都要做到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使领导干部从“宽容说错话”的环境里逐步达到“从不说错话”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