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大的学子，他的身上继承了北大那种平实和谦逊。对于个人的成绩，郇中建一直不愿多谈。他认为，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人总是要往前看的，特别是对于一个被“文革”耽误了10年的人来说，时间是非常宝贵的，要尽可能多做一些事，而不要一味地欣赏自己。他只觉得，生命中更值得记忆的是恩师对他的蒙味的思想的启迪，是父母对他的自始至终的希冀，是爱人情深意切的支持和理解。从他们身上，郇中建无时不感受着默默奉献、不求索取的精神魅力。郇中建，一个不服输的铮铮男儿，要用不辍的耕耘回报生活、回报世界。在平凡而又平淡的生活中，创造出了有北大特色的伟大。
□走我们自己的路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千万个“文化人”为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历史却又证实了他们身上的一种精神，求实，为真理而奋斗。
1963年，史学界把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观点视为马克思主义最经典的理论引入史学界，迅速地掀起极“左”浪潮，有人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翦伯赞。
根据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原则，批判者们为翦伯赞列出了“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两大罪状。这两在罪状的宣布用心是非常险恶的，其目的是要将翦伯赞开除“马克思主义的队伍”，置于死地而后快。关锋的观点很快在《历史研究》上刊载出来，点燃了全国范围的“批翦运动”，各种批翦文章连篇累牍地在各种报纸、杂志、广播等新闻媒体上发表，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造成的声势越来越大。面对着这漫天的批判，面对着莫须有的“罪状”，翦伯赞是有口难辩，也无处申辩，然而他的态度却是十分明确的。这年12月，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道：“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能让步。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在那帽子、棍子满天飞的岁月里，翦伯赞通过一系列的言行不断地将这种态度表现出来。
1964年，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行动，陆平受到了批判，一时墙倒众人推，各种批判锋芒直指陆平。面对此情此景，翦伯赞很不以为，决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道：“一个人绝不能干落井下石的事。”
1965年6月，毛泽东批示将聂元梓等人贴出的一张大字报在全国广播，十年浩劫拉开了序幕。《光明日报》单刀直入，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翦件赞，6月1日这一天发表了《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和《翦伯赞是怎样积极卖身投靠蒋家王朝的》等文章，翦伯赞一下子跌进了深谷，成为众矢之的。从这天开始，许多人涌到翦伯赞家向他兴师问罪，每天都要折腾十几次。家里的许多小摆设、字画被人顺手牵羊拿走，遭到了空前的浩劫。这种局面一直到工作组进校后才有所缓解。
然而，正义之心是不可战胜的。翦伯赞尽管受到了如此的待遇，他坚持真理的决心、做人的标准却没有改变。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翦伯赞读罢大怒，痛骂姚文元。“为什么要对吴晗同志那么粗暴”、“乱打棍子”、“乱扣帽子”、“这样搞，以后没有人敢写历史剧了”。
1966年，报刊上点名批评翦伯赞的文章越来越多，各种帽子、棍子纷纷落在翦伯赞的头上、身上。此时的翦伯赞已没有任何发言权，但翦伯赞却没有向恶势力低头，他曾沉痛地跟友人说道：“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死不瞑目”，“我要等着看到批判我的最后一篇文章”。翦伯赞相信真理是在自己手里的，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最后一定能战胜这群丑类，迎来新的纪元。
1968年夏，翦氏夫妇被扫地出门，囚禁在一间小黑屋中，每月两人仅有30元的生活费。
中央文革刘少奇专案小组找上门来要翦伯赞歪曲一段历史事实，从而确定刘少奇的内奸行为。翦伯赞严辞拒绝了这一无耻要求。专案组的人便以立即“逮捕”、“坐牢”、“枪毙”相威胁，连续逼供了二十多天。为了维护实事求是的原则，并实践自己的誓言——“我总是走自己的路”，翦伯赞与他的妻子在12月18日夜一起饮药弃世而去。
翦伯赞以坚持真理、坚持正义而死，虽死犹生。
这些人，他们在走着自己的路，坚定而自信。同时，也走出了一种做人的品格，一种伟大的魅力。
□为真理而言，不讲违心话。
说真话，应该是做人最起码的要求。但有些时候，人们在某些特殊的环境里往往忘记了说真话。而当一个人为了真理而说真话，并且是冒着危险和阻力说真话时，他的做人之道也就可见一斑了。
列宁曾有名言：“我们的力量的源泉在于说真话，说假话也是一种腐败。”就个人而言，讲假话是对自己人格的背叛。十年特殊时期里，在当时那种众所周知的政治环境与学术氛围下，真话不能讲，违心的假话又不愿讲，于是沉默，就成了无可奈何、同时也是最理性、最明智的选择。《文集》下卷最早的文章发表于1959年，第二篇文章发表于1978年，其间有着20年引人注目的空白。整整20年，陈岱老一直保持着缄默，没有发表一篇论文，没有进行过一次学术演讲。由陈岱老，我想起北大其他两位老寿星，那就是马寅初先生与冯友兰先生。在北大，三人都可算是声名显赫的人物，比较三者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戏剧性的际遇，颇有可耐人寻味之处。马寅初先生历来是直言敢谏的人物，快人快语，热心刚肠，在时代的潮流中，他始终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涛头上的勇者。在五六十年代铺天盖地的对于其《新人口论》的批判中，马老不顾老迈，“单枪匹马出来应战”，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尊严和铮铮铁骨。“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只唯实”，已成为流传宇内的至理名言。我总觉得马老有一种孔子所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猛与悲壮。这是我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类典型。
曾有人问冯老：“您的人生信条是什么？”先生答道：“老实。”他一生都在实践着这两个字。老实，从人生上讲，就是诚笃忠厚，谦虚谨慎，从学术上讲，就是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不人云亦云，维护学术的独立与尊严。
冯友兰先生一生为人清高，高标自持，不随流俗，这种在任何情势下不苟且、不敷衍的品质，正显示着一种生命的尊严，一种洞察世事的大智慧，一种高贵超脱的生存状态。这是从近百年的人生沧桑与忧患中获得的感悟。在任何时代，都会有一些人格上卓绝的罕见的知识者，他们的知识见与操守，他们的清醒与高贵，为士林维系着一丝元气。冯友兰先生作为一种人格的象征，已经超出了他单纯作为学者的价值与意义。
季羡林也曾说：“我看到有一些学者，在某一个时期集中精力研究一个问题，成果一出，立即罢手。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学术问题，有时候一时难以下结论，必须锲而不舍，终生以之，才可能得到越来越精确可靠的结论，有时候，甚至全世界都承认其为真理的学说，时过境迁，还有人提出异议。听说，国外已有学者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真理的长河是永远流动不停。”
“有这样批敢于并乐于牺牲的‘傻子’，静下心来，决心坐冷板凳，走一条充满艰苦却功德无量的学术之路。坐冷板凳，没有毅力不行，没有精神不行，没有一股‘傻劲’不行。”
无论是冯友兰、翦伯赞还是陈岱孙、季羡林，在他们身上，都闪烁着为真理而奋斗的求实的精神。他们不仅学术求实，做人更加求实。在他们的人生历程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他们留给我们的辉煌的成熟，更有他们骨子里做人的优秀品格，这是值得我们一生受用的东西。第1章钱理群：坚守信仰，保持自我
——做人要有独立的品格
人都崇尚自由。自由只有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一个民族需要独立，一个国家需要独立，同样，每一个希望自由发展渴望成功的人，也需要独立，保持真我之本色，钱理群便是这类人。他的精精神世界里，有一种出于使命感的自觉地承担苦难的责任，在他的肩上，担负着时代赋予他的重任。他纵论世事，慷慨激昂，有着智者的方式，有着真我的独立风采。
■人生范本：钱理群——做人要有独立的品格
北大教授王曙光曾在其文章中写道：
钱理群大约秉承了吴越之地的士风，所以很有些放旷不羁的趣味，高谈阔论，无所顾忌。他的浙籍同乡、曾为饮中八仙之一的贺知章，“性放旷，喜谈笑，……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旧唐书》）流风所及，吴越之士也多放恣，为所谓正统文人所不齿。“为人但有真性情”，钱理群于这豪放之外，还有一点近于天真的唐·吉诃德气，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在《痛悼同代人的“死”》一文中，他说：“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生活在封闭的，却又充满信仰、理想、浪漫精神的、制造‘乌托邦’的时代”，而这样一个时代，往往“执迷于一种幻觉——一个绝对的、纯粹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不惜为之付出一切代价”。他不厌其烦屡次描述的贵州精神兄弟尚沸，便是这种理想主义的典型。尚沸总是“沉迷在一种宗教般的感情中，以致旁观者都不忍心告诉他，那不过是幻觉；但很快他自己就会清醒过来，幻想破灭了……但不久，他又会制造出一个新的‘美’，又开始新的迷恋、新的破灭、新的痛苦……这就是尚沸；他永远是‘幻美’的俘虏，认真、率真、真诚、甚至到了天真的地步”。这分明也是钱理群的自画像，尽管他远比尚沸清醒，远比尚沸更能摆脱童话语境下设的甜密网络。赵园曾说钱理群“童心未泯”，这倒不是说他玉洁冰清，不谙世故，而是说他虽然深通世故，自己却不沾世故气。这才是做人的极致。在钱理群的‘真性情’中，最本质的恐怕还是他的唐·吉诃德式的圣徒性格，那是对自己终极道德信仰的执着的坚守，对庸俗时风与人类天性缺陷的拒斥，这是一种更为深刻也更为难得的回归。惟其难得，所以才更显得弥足珍贵。
在守望者与漂泊者之间，钱理群选择了后者，这个选择注定了他的精神流浪汉气质。但他并不轻视甚至有些崇拜守望者的存在价值，与漂泊者以个人姿态横空出世不同，守望者以群体的面貌出现，默默无闻，以生存为惟一目标，但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在守望者，伟力在守望者，希望在守望者，整个社会赖于守望者的支撑。钱理群与贵州的长期不断的精神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漂泊者与守望者之间的心灵交流与沟通，这种沟通不单是为了印证，更是为了信念与灵感的汲取，为了安慰与充实的收获。几十年的患难之交，成为一条坚韧的情感纽带，连接着钱理群和他贵州的精神兄弟，使他们虽然相隔久远，仍旧神秘地默契，无须过多的铺垫。
天下事只怕你不认真，拿不定主意，没有自己的思想，看别人的言行而做事。如果你一旦认真起来，不怕别人的褒贬，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做，事情成功之后，别人的议论自然会平息。即使是不成功，而你所做的恰恰是你所想的，是实践了你自己的观点的，成败并不是惟一的目的。
有这样一个故事：
父子俩赶着一头驴到集市上去。路上有人批评他们太傻，放着驴不骑，却赶着走。父亲觉得有理，就让儿子骑驴，自己步行。走没多远，有人又批评那儿子不孝：“怎么自己骑驴，却让老父亲走路呢？”父亲听了，赶快让儿子下来，自己骑到驴上。走不多远，又有人批评说：“瞧这当父亲，也不知心疼自己的儿子，只顾自己舒服。”父亲想，这可怎么是好？干脆，两个人都骑到了驴背上。刚走几步，又有人为驴打抱不平了：“天下还有这样狠心的人，看驴都快被压死了！”父子俩脸上挂不住了，得，索性把驴绑上，抬着驴走……
故事中父子俩的行为很可笑，但笑过后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做：做事或处理问题没有自己的思想，或自己虽有考虑，但常屈从于他人的看法而改变自己的想法，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一味讨好和迎合别人，而失去了自己的原则？
钱理群特别反对做事没有自己的思想。他说，如果做事怕别人提出反对意见，就放弃了自己的想法，那你就失去了你自己：做人做事，要有明确的立场、要独立。他进一步说，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会完全一致，我们不能要求人人的看法都与自己相同。因此我们做人做事要看我们想达到的目标效果，而不要过于顾虑一些人的议论；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当你成功了，那些议论自然也止息了。只要是正确的，也就是我应当做的，论不得成败。做人就应该有自己的品格。
钱理群还曾告诫青年人遇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绝对不可盲从，绝对不可做盲从的奴隶。社会生活是复杂的，许多东西并不是看着自己周围有多数人在做，在说，就是正确的。“别人都在为自己谋利益，我也不能犯傻。”“别人都在贪污，我干吗要守着清水衙门？”诸如此类的想法，或者是糊涂，或者是一种利己的“精明”——这些精明者并不是简单地放弃自己的“定见”或缺乏主见，而常常是为自己的堕落寻找借口和挡箭牌。我们说的，就是要有自己做人的原则，就是要独立自主。有了这个独立思考的根本，天下事再风云变幻，人际关系再错综复杂，我们也能“认得真”，都不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会人云亦云或随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污，不会被商业社会的种种时髦潮流所迷惑，不会失去自己的本色。
我们要成就一项事业或工作，常常会听到许多反对意见。这些意见或来自朋友与亲近的人，他们从自己的角度考虑，或纯粹是为我们担心，可能不赞成我们的做法。也可能来自那些对我们心怀恶意的人，他们诬蔑、攻击、诽谤，把我们所要做的事说得漆黑一团。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过多地顾虑别人的看法和议论，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我们就可能半途而废，甚至事情还没做就夭折了。因此，我们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如一句格言所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当然，这并不是说独立思考就不去认真听取别人有益的意见。如果别人的意见有可取之处，哪怕是来自“敌人”的意见，我们也应该吸取。但这和丧失自己的主见、屈从于他人不正确的议论是两回事。
一次与北大的一位教授谈到一个人独立的问题时，他给我讲了两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