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生的煽动下，从1959年底到1960年1月中旬，北大掀起了全校规模的批判马寅初高潮，几千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校园，甚至马寅初在校的住宅燕南园63号也贴满了大字报。全校性的批判大会召开了三次，还精心组织了一次有200多人参加的面对面批判会。从此，马寅初从一位正直进步的民主战士，变成了中国的马尔萨斯。
1960年3月，马寅初被迫辞去校长职务。他说：“在北大政治上我是不能领导，可是在学术上我是可以领导的吧！我的人口理论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可是有人硬要把它扯成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服。”
他还说：“我是根据毛主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指示，大胆地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的。我勇于更正错误，但坚持真理，而且在真理面前无私无畏。”
这就是真正的北大人，他体现的正是一种纯粹的北大精神。明确志向，为理想而斗争，为正主和真理而奋斗做人应该有如此的品格。
□去尽浮躁，洗却铅华，保持真我之志
北大有自己的特色，北大人有自己的风格。第一代北大人都继承和发扬了北大自己的风格，他们无论在思想上、学术上还是人格上，优良的品质在北大人身上一代代星火相传。
在一篇回忆温儒敏的文章里，曾这样描写他的处事各为人：
“这是镜春园内一处极平静的住宅，深秋之时繁华落尽，一片萧索。满院的秋菊，柘荣交偃仰俯卧，一任天然。主人的天性，恐怕是爱花的，可是于修剪经营之事似不经意。窗前几丛竹子长得尤其盛大，隔着窗房看去，竹影婆娑，很有一点韵致。主人蔼蔼如也，与他叙谈的时候，他的语调始终舒缓平和，即使激动时也绝不高亢，正可谓温文儒雅，名实相符。怪不得有位同窗说，与温老师一度闲谈一身浮躁之气便扫荡殆尽，他的沉重的气质，别是一种不露痕迹的力量。”这也许正是去尽的浮躁之后的一种沉静洗去铅华之后的一种力量吧。
自从1978年进入北大，二十个寒暑交替。从年方而立到知天命之年，他把人生最浓重的一笔写在了北大。北大，几乎意味着他的一切，这并不夸张。“让我说些什么呢？”他摊开两手，很率真地笑着。他并非故作谦逊避让之语，对于一个半身心性命都融入北大的人来说，想置身事外，心静如水地梳理于北大的种种思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二十年中，他划过了青年到中年一段深刻的轨迹。他虽然没有惊天泣鬼神足以彪炳汗青的大功业，可是，在这里，生命的历练，学术的造，信仰的抉择，一天天地走向丰满成熟，对此，他不能不对北大怀着举深深的感激。“北大给予我的很多，我回报北大的太少”，这是他的心里话。温儒敏对于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人生与学术取向有着很清醒很客观的认识。他的童年，经历了崭新的中国的洗礼。中学时代，又怀着近乎朝圣者的忠诚与理想主义，经历着一次次运动，经历着饥饿、狂热、疑惑和对知识的渴求。
高中时负笈他乡，在那间用两块半钱租来的潮湿发霉的小屋里，他编织着文学之梦，乐此不疲，身心俱醉。“读书使人感到精神上的满足与超越”。那一代人，对于艰难，有一种来自本能的坚强的抗御力与容纳力。当时他并不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悲壮的预想，在这种昂扬的精神里面，是没有任何功利主义的色采的，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一颗向往的心，就是凭着这一腔执着，他们透视过时代的艰辛，走着自己平常而又伟大的路。“现在的年轻朋友往往用更现实而怀疑的眼光去看我们那一代的单纯与理想主义。不管怎样，我确实是在理想的激励之下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发奋读书的，好时我很充实。”他执着地坚信，“富足，可能销蚀人的意志，助长惰性”，“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古训在这一代人身上实践着，不仅是身行，而且还有心灵就是凭着这种洗去铅华，浮躁的沉静与安然，他们追逐着自己的理想。但对于那一代的理想主义，却不能置微词，而始终怀着由衷的崇敬。
温儒敏不无调侃地说，大喧时代对于未来生活所有的梦想，不外乎一间书房，几册书，一架收音机而已。由现在看来，这三样东西颇富象征色彩：书房，代表着必要的生存空间；书籍，代表着精神的寄托与自由创造；收音机，则昭示着他们对于外部现实世界的强烈关注与参与的心态。这三大件，不客气地说，几乎成为现代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欢愉与痛苦的根源。他们在痛苦中磨练着自己，锻造着沉静的灵魂这的确是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但也正是由于生存空间的熏陶，他们对于现实世界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敏感，即使蜗居书室的冷静的学者也不例外。以天下为已任的责任感， 在某些现代青年 看来近乎虚妄而幼稚，可这种品质在他们身上却根深蒂固，几乎同对于磨难生活的隐忍宽容的态度一起，成为他们的第二种本能。对于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社会使命感决定了他们的独特的学术取向——学术与生命，在他们那里合二为一水乳交融。中国式的书生，往往自得于他们的“辽阔”，而温儒敏们却完全不同，对他们而言，学术固然要求纯粹，但纯粹并不等于完全超然的技术操作。他们在其中贯注了深切的历史责任，他们的理想与人格。也代表了北大人的理想与人格。
温儒敏说他最难忘的是导师王瑶先生，忘不了导师对他的学术生涯一次次的引导与教诲。他尤其感铭于先生在最后的日子里对他的勉励，劝他振作精神，埋头著述，不必东张西望。“在行生弥留之际，他对人生对死亡有过许多形而上的思索，没有感到生命的虚妄，因为他同鲁迅一样，是很入世的，是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即使预感到死神的将到，也还是对于事业的发展，青年的进步抱有信心。他同样不愿将恶劣的情绪传染给别人。”
他喜欢一个人漫步，沉浸在一种静美空灵的境界中，与湖光林色融为一体，在他的心目中，北大极普通，就如同他自己的一部分；北大又是极其特殊的一个群落，挥之不去的自由的学术空气，精神的富足，雍容廓大的气象，在中国，具有这种气质的学府无疑是可贵的。温儒敏说：“北大学风的存在，对于中国是一种幸运，很难得，应该珍惜。”自1996年秋开办以来，来自不同的领域、持不同观点的学人纷纷登坛亮相，在此切磋砥砺，交相辉映，在燕园引起不少的轰动，对于年轻学者的学术创造，他总是坦言：“我可能不赞成他们的结论，但我赞成他们的存在。”
在王瑶的弟子身上，我们不仅仅看到钱理群的激越冲动，将生命体验注入学术；赵园的妙悟，以直观驾双纷纭；再如吴福辉的机智细腻，陈平原的才气横溢，温儒敏的稳健严整，我们更应该看到，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现代文学研究第三代学者的活泼多姿的气象。可是他们共同格守着王瑶先生的治学风范，同时又都保存着一腔对学术的执着和热忱，用一颗真诚而宁静的心去面对学术，面对纷繁的社会，坚定地走着前进的路。
身逢百年校庆，温儒敏不能不生出万千感慨。北大赋予他学术灵魂，给了他梦想和幸福，但是北大并非完美无缺，在现实的烧铸之下，他和北大一起，有着并不平坦的过去。他并非没有遗憾，但他一如既往地以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去面对生命与学术。他处世和平，而决不苟从，待人老成，却不世故，于圆通之中自有板眼。而今，他已50岁，他达观知命，澹泊名利，自信而且从容。他仿佛进入一个丰硕的收获季节：已发表专著四部，论文百余篇，洋洋百万言，共中《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两书，被学术界誉为新时斯以来研究文学思潮与批评“坚强而有创见”的专著，被国内外许多大学指定为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读书，而且都被翻译到海外，在异国引起反响。除了写书教书，他还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当过中文系主任，近来又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他说，因为自己太认真，不见得合适“当官”，何况行政事务对于自己做学问有太多耽搁。然而学校指派自己做，没二话说，即使对个人的学问有些损失，也得认真去做。这是一种责任感。他对自己并不满意，“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学术无止境，事业无止境。对于北大，对于自己，他在沉静的审视中寄寓着希冀。
钱穆治学不盲从，不随流俗独有一份清新，淡然沉静。保持着真我色彩。钱穆的治学态度也是令人感佩的。他治经学，敢向康有为挑战；治先秦诸子，敢于章太炎、梁启超论短长，与胡适争论谁的“老子”更“老”；讲近300年学术史，根本不同意梁启超的说法，另起炉灶，研究历史，在钱玄同、胡适、顾颉刚等疑西思潮盛行之时，他打着信古的旗号，重整了中国历史连绵不断的生命脉络。钱穆对待自己的学术思想是认真而严肃的，从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见解。据说《先秦诸子系年》写成时，先送清华大学丛书出版，但清华有人指责其体裁不当，令改撰。钱穆二话不说，转送商务印书馆；后《国史大纲》写完后，国民政府出版委员会审查，指令修改书中某些章节，钱穆坚持不从，经过多次争执，终于依原稿出版。这就是北大人，他们的身上，总有着北大的真我色彩。
而北大的传统是对于学术问题，自己可以坚持已见，但也要容许别人坚持已见，而且择善而从的事也不少。
不断保持沉默也不成，逼得梁漱溟非开口不可。1974年2月 ，梁漱溟在政协学习会上作了长达两个半天的发言，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梁漱溟认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今天回头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量，就是一分为二。”“我现在认识到文化，孔子是代表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这从字面上我理解，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不过我之批林，有些不同于众人之说。”“我认为林彪没路线，谈不上路线，无路线可言。”“我认为林彪没有路线，谈不上路线，无路线可言。”“路线是公开的，可以见人的，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从做人的有度说，光明是人，不光明是鬼！林彪就是一个鬼，他够不上做一个人，没有人格，就是我对林彪严厉的批判！”
正因为保持真我本色，梁漱溟发言后，受到批判，被指责为“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是对抗“批林批孔”运动。有人问梁漱溟对大家批判的感情时，梁漱溟答应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被勒令作出解释时，梁漱溟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持他自己的‘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下，梁漱溟以铮铮之言抵制了批孔，反 映了他不畏权势、不畏时流，坚持真理的可贵品质，他为了自己心中之“志”不畏强暴，体现了北大人的一种做人的风格。
对于文化大革命，梁漱溟有自己的看法：“‘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了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版、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凭着这种信念，梁漱溟在没有参考书的情况下，在文革的喧闹声中，写作《儒佛异同论》、《东方学术概观》 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和理想，也就是凭着对人生的平常而执着之心，梁漱溟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壮美的人生图画。
“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第三本书要写作，我及可以互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令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正是这样的一种品质，感召着北大无数颗赤诚的心灵。梁漱溟的为人之道，不但执着而坚定，同时又赤诚而正直。也正是这样的精神人格使历史为之动容，使生命为之倾倒。这样的做人方式，不仅影响了北大的代代学人，同时也感召着一代代华人，使之是为学习的楷模。
在北大，论做人，不无这种精神品质，这是应该在我们手中代代相传下去的一种无尚的财富。
□真风流出自真内涵
真正的才华不是装出来的，真正的品质是从内心之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丰富的阅历，博大的知识积累，这一切，才会使你周身焕发着一种特别的韵。正如苏东坡所说：腹有诗书气自华。真正有内涵的人，他决不会矫揉造做地表现什么，反而会自有一番气度，反之，一个只心追求外在的东西的人，他所表达的，也许只是简单的肢体语言。北大，正是以博大的胸怀培育了无数的有博大胸怀的真正名士，在他们身上，流露出的，是一种自然的气势。
在现在这个崇尚个性的社会里为了引人注目，不惜进行十分拙劣表演的学生也不乏其人。在一所师范学院校里看到过的一个小伙子，他穿着一件非常破旧的绒裤，绒裤显然已经有很多年头了，像是旧社会的产物，恐怕很快就可以成为古董进博物馆了，可以清晰地看到绒裤上打了很多补丁，但仍有几个醒目的窟窿在捕捉着过往的行人，当然，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左右腿上的四个大字：左边是“穷人”，右边的是“没钱”。他的这一装束招来了不少人的观望，但他丝毫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而似乎更加神气得意，仿佛“穷”是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后来据说系领导认为该生的行为影响了校容和校风，决定找他谈话，劝其收敛一下，但该生坚持认为他就是穷人，就是没钱，装不出很文明很有钱的样子，有什么办法呢？领导说系里可以考虑给予困难补贴，或者动员学校力量为其募捐，却遭到了该生的婉拒。实际上，他的家境并不困难，他之所以那样，只是想表现一下自己的个性，做出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这其实只是一种幼稚的行为，以为表面的东西是一种不随流俗的自我表现。恰恰想反，这正是这种人的可笑可弃之处。
而真正的风流是源于内涵之中的，所谓的“能人”、“名人”决不是装出来的或刻意“做”出来的，而应该是一种真实自我的自然表露，是才华的自我表达。
有个胡适的故事：胡适以我行我素而闻名于世，珍珠港事变前，我国北平图书馆有数百部书托美国车会图书馆代为保存。
书籍运到华盛顿后，美国方面认为这是件文化大事，所以当该批书籍在国会图书馆开箱时，美国国务院和该馆馆长努索·埃文斯特请胡适前往察看并派大员陪同。岂料胡大使这种“书迷”，他一进书库，便如入宝山，情自不禁地席地而会，旁右无人地看起书来，一看便是一个多小时，那些陪他前来的大员和图书馆馆长被冷落在黝黑的书库走廊，大踱其方步。最后，当胡适从书堆里提着上衣笑嘻嘻地走出来后，又开始和这批与“善本”无缘的要员们大谈其“善本”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