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办“钱庄”，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通过接受太平天国兵将的存款来融资的举动，就冒着极大的风险。
胡雪岩做出吸收太平军兵将存款的决策，自然有他自己细致的考虑，首先是这一举措的确有它的可行性。太平军占领江南富庶之地已历数年，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定从各种来路积蓄了不少的私财。如今太平军败局已定，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开始暗地里盘算着如何逃过这场灾难。对于太平军兵将来说，这个时候是保命容易保财难，而他们只要保住财产，逃过这场劫难之后，风头一过，局势一定，后半辈子也就可以衣食无忧。这些人的财产当然是变成现银存到钱庄里最安全。
但是，不用说，接受逃亡太平军兵将隐藏私产存到钱庄的钱款，风险也是存在的。其风险有二：
第一，按朝廷律例，如太平天国兵将的家财私产便是“逆财”、“逆产”，按理不得隐匿。接受逆产，私为隐匿，只要查出，很有可能被安上助“逆”助“贼”的罪名，与那些太平军逃亡兵将一同治罪。胡雪岩刚刚经营起来的钱庄生意与社会地位，很可能会随之毁于一旦。
第二，太平军逃亡兵将的财产既是“逆财”“逆产”，抄没入公则是必定的，被抄的人如果有私产寄存他处，照例也要追查。接受这些人的存款，如果官府来追，则不敢不报。虽然官军中不乏贪财枉法之辈，自己搜刮太平军兵将能够逃过官府抄没家产的追查，但尽管如此，也决不能彻底排除有些人要一查到底的可能。这样，一旦查出，就算不被安上接受“逆产”的罪名一同治罪，存款也必被官府没收。按钱庄的规定，风平浪静之后有人来取这笔存款，钱庄也必须照付，如此一来，钱庄不但血本无归，而且还要“吃倒账”。
有这两层风险，接受太平军逃亡兵将的存款，也就的确有点类似刀头上去舔血了。但是这笔“买卖”风险大获利也大，因为这样的存款不必计付利息，等于是人家白白送钱给你去赚钱。因而胡雪岩依旧决定做，这就是他勇毅的体现。
结果证实胡雪岩的判断胜利了。这笔太平军的存款大大地增强了钱庄的实力，使得胡雪岩的事业又上了一个台阶。
“敢于刀头上舔血”，这确实是一个希望获得大成功的商人所必备素质。这里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没有风险的生意人人会做，利润均沾，要在同行同业中出类拔萃确实是难之又难，弄得再好，大致上也不过只是保本微利，混个糊口而已，用胡雪岩的话说，是“不冒风险的生意人人会做，如何能够出头？”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所有能够带来滚滚财源的机会，都会包含有风险的成分，就如胡雪岩要学山西票号借款给那些调补升迁的官员，表面看来似乎没什么风险，而事实上仍然担着风险，那些新官上任，也许在到官途中或到官不久就出了事，比如病死，比如丢官，兵荒马乱之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要是这样，借出去的钱也可能血本无归。
与此相比，风险更大的一次生意是胡雪岩在上海的蚕丝生意。他的徒弟打听到，上海市面将会不平静，帮会组织“小刀会”将在八月起事。起事了会带来什么状况？该怎么应对？这就需要胡雪岩做出决定。
如果小刀会在八月起事，之前专做丝生意，大概不会有太大风险。只是，假定小刀会声势扩大了，外边的丝很难运进。知道了这一情况事先囤丝，大批吃进，也是一笔好生意。但是囤丝又有囤丝的风险。首先是要压本钱，如果市面不出半月又平静了，囤丝也就意义不大。
这就又需要下决策了，因为商人不可能尽知与下决断相关的所有信息，所以就有风险。在最后时刻，只能根据大概的情势估算。至于估计是否准确，情况会不会按估计的方向发展，这都是一个待卜之数。正因为是未知待卜的，才需要商人勇毅果敢的品性。
胡雪岩这次作出的决断是：大量买丝，囤往租界，必赚！高价亦不惜。
他的辅助理由是：洋人暗中支持小刀会，政府必定要想个法子治一治洋人。最好的法子就是严禁和洋人通商。所以过不了三个月，洋人有可能有钱而买不到丝，丝价会大涨。
局势果真按他的估计发展了。两江督抚上书朝廷，力主禁商而惩罚洋人，清廷也回复答应这么做。
这是胡雪岩自立门户以来的第一笔大宗生意，为了这笔生意，他筹集了几十万银款，其中多半是钱业同行拆借的，大家都相信胡雪岩有远见。其实是胡雪岩下的判断也不会错。回头想一想，如果这一次正好是胡雪岩错了，或者是丝已囤了三月，利息已经进去了几千，忽然市禁大开，丝价大跌，也许我们一开场就看到的是终场的胡雪岩了。
幸好，结局甚为圆满。勇和智结合，智和义结合，义和胡雪岩是狗洞也要塞的处世手法结合，胡雪岩从官场、从洋场、从江湖得来的消息也都准确误，没有纰漏，这一决断变成了现钱，胡雪岩经商的勇敢，得到了回报。
要做一个能赚大钱的成功的商人，必须有过人的胆识和魄力，简单说来，也就是要敢做别人想不到去做，或者想到了但不敢去做的事情，尤其是，能察人之所未察，在人所共见的风险中见出人所未见的“划得来”，而且只要看准了就敢于去承担别人不敢承担的风险。当然，勇毅并不是决断的唯一原因，这种勇毅是有基础的，那就是对事情的全面彻底的了解，预见的眼光，正确的判断。
在清廷进攻太平天国初期，胡雪岩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提前知道了官票即将发行的消息。一日，刘二爷在路上碰到了钱庄总管刘庆生，他将刘庆生悄悄地拉到僻静之处，从身上掏出一个铁盒子，取出两张银票交给刘庆生。刘庆生入眼便觉得不寻常，它不同于一般的银票。只见那银票是皮纸所制，上面写的是满汉合璧的“户部官票”四字，中间注明“库平足色银一百两”，下面还有几行小字“户部奏行官票，凡属将官票兑换银钱者，与银一律，并准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项，伪造者依律治罪。”平时刘庆生见识的银票不算少，但从未见过这种银票。所以，他问刘二爷，得知这银票在京里也是刚通行，听说抚署已经派人前往领去了，市面上不久就会流通。
刘庆生将这两张银票揣入怀里，直奔胡雪岩处而去。
胡雪岩命刘庆生找来来源钱庄和鸿财钱庄的大东家们请来一同鉴赏，希望弄清其来龙去脉。
来源钱庄的大东家孙胖子，反反复复地细看，然后放下银票说：“我隐约听说，京里要发行新官票，没想到已经出来了，上面做事也够快的了。”
“这种官票不知道发行了多少，说的虽然是‘属将官票更换银钱者，与银一律’，但如果这种官票太多，现银不足，那咱们钱庄岂不要蒙受损失了吗？搞得不好，会招致灭顶之灾啊！”鸿财的一位大东家摇摇头，忧心忡忡地说道。善于察言观色的刘庆生此时将目光投向了胡雪岩。胡雪岩此时却是满脸沉思之色。
客人走后，当刘庆生问起胡雪岩的意见时，胡雪岩摇了摇了头，又仔细看了看银票，说：“乱世出英雄。越是乱的时候，才越有机会。有其弊必有其利，最关键的是，我们随时都要抓住利的一面，就会永赚不赔。这就好比做米生意，跌得差不多时，就买进；涨得差不多时，就卖出。卖米是这样，做钱生意更是如此。你明白了吗？”
刘庆生也是聪明之人，听了胡雪岩的这番话，觉得很有道理，自觉获益匪浅。但是要把握好跌涨的趋势，这就要靠自己独到的眼光了，这眼光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它又从何而来呢？
刘庆生把自己心中的疑虑提出来向胡雪岩请教。胡雪岩就此提出了他觉得官票可行的几点依据：首先，京里发放这种官票，只不过是想聚敛银两，充实军饷，以抗衡太平军。其次，他认为太平军胜则骄，败则气馁，不治人心，甘于守成，必不能成大器。现官兵得西洋利器协助，左、曾二位大人又带兵有方，故太平天国必败无疑。只要官军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朝廷必将感谢。到时候，不管做什么生意，朝廷必将一路放行，这哪有不发的道理？
由此，胡雪岩作了一段精辟的论断：记住，做生意就要将目光放远，生意做得越大，目光就要放得越远，不要怕投资过大。只要能用到刀口上，投资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做大生意的眼光，一定要看大局，你的眼光看得到一省，就能做下一省的生意；看得到一国，就能做下一国的生意；看得到国外，就能做下国外的生意；看得到天下，就能做天下的生意。
胡雪岩的这番高屋建瓴的话语是刘庆生闻所未闻的，但再联想到胡雪岩在王有龄身上“投资”一事，不由得大为敬佩，暗自赞叹。
两天后，杭州钱业公司召集同行开会，讨论如何处理上头交下来的二十万两“户部官票”。刘庆生作为胡雪岩的代权人，在召集会上复述了胡雪岩关于“户部官票”的观点，并率先认销了两万两官票。其他钱业同行也纷纷踊跃认销，结果二十万数的“户部官票”还不够分派。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钱业还出现此种景象，连德劭年高的钱业值军执事也十分吃惊，对阜康钱庄很是钦佩。自此，“阜康”这块招牌，不但在同行之间，而且在朝廷里，也立即响亮起来，经过阜康钱庄转兑、私蓄的朝廷官员也越来越多。
由此可见，胡雪岩之所以在做生意中能有“刀头上舔血”的勇气，首先来自于他对时势、对商情的充分了解。这种勇气不是鲁莽的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最后决定，所以他才能在各个机会来临时有惊无险，并稳赚巨额利润。
商场无处不风险，不敢承担风险，唯唯诺诺，始终不会成大气候；要想出人头地、称雄一方就必须具备大气魄、大胆识和果断的豪情，“成为王，败为寇”，视死如归地去玩一把，才无愧于一生。风险越大利润越高，在当今动荡、迅捷的社会变革中，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里，稍纵即逝的机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并敢于尝试的，以静制动的保守观念使人无法借此领略风骚，铤而走险已频频出现在那些光彩照人的创业者身影中，冒险精神已成为这个新时代中最畅销的口头禅，最有激励性的口号，最可贵的财富。
石油帝国洛克菲勒以其富有传奇色彩的冒险发家史和其敏锐的眼光、卓越的思维创新像一部经典西部片一样令人陶醉。金融大王摩根一生无处不在冒险，在险风恶浪中遨游，常常有惊世之举，冒险的清晰目标和强劲手段使之在背水一战的险恶环境中屡屡致胜，终成一代霸业。同样，胡雪岩的经商生涯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冒险，是他过人的胆识、敏锐的判断、当机立断的勇气，带给了他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这一点是值得后来的经商者注意和学习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
同洋人做生意，两种态度完全不能要：一则以洋人为野蛮人，茹毛饮血，未经开化。一则见洋人则腿软骨酥，称之为父母大人，拿这两种态度来办洋务，怎有不丧权辱国的道理？
——胡雪岩
一个国家、民族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不断地吸纳世界各国的优秀先进的文明成果。一个人的事业也是如此。胡雪岩的成功之举也在于顺应了此理。在当时落后的中国，“洋务”是西方先进的东西。胡雪岩能在商人与国家的两重角度看到其先进性，进而“尽竭力，协理洋务”，“假借洋人之用”。这一点胡雪岩又是超越其他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其通常的经营理念应是：只有不断大胆借鉴，不断创新，才能经营获胜。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加上自然经济使中国“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使封建统治者养成妄自尊大的心理，把外国贬称为“夷”，称外国人为“夷人”。
但是，跨入19世纪以后，中西方文化差距越来越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国势日强，而中国处于封建末世，可悲的是统治者依然昧于时势，沉迷于“天朝上国”的迷梦。只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创伤，面对数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变局，才开始明白傲慢不足拒坚船，清议不能抗利炮。林则徐“最早睁眼看世界”，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李鸿章等识时务实的大吏率先用“洋”取代“夷”，预示着中国人对世界大势的认识正发生根本变化，传统的“夷夏”之辩为对等的华洋之称所代替。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振邦兴国运动的开展，仿效欧美东瀛以振启锢弊、救亡图存日渐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
19世纪60-90年代，清统治者中一部分中央和地方的官僚提倡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文化，从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甚至外交各个领域开启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旧时称这段史事为“同光新政”，后被历史学家命名为“洋务运动”。
胡雪岩是一个商人，思之所及，首先考虑到的是利益。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因此他个人的利益又常常与民族的利益分不开，特别是当他同洋人做生意时。
江南是蚕桑业发达的地区，在外国势力未侵入之前，一般都是手工染丝业，由当地一些小手工作坊加工，所以，与蚕桑业有关系的人数以万计，只要市场出现什么风波，往往就会使无数家庭破产，沦为难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清政府对江南特别是江浙一带的蚕桑业起初是有保护政策的，严禁大手垄断，哄抬价格，或贱价收购，所以江浙一带桑蚕业一直发展得很好。
但是洋人的势力一侵入中国，形势就变了，西方的机器工业的生产效益远远强于清朝的手工作坊，而且质量也强于传统的手工技术标准，洋人先是大量地收购生丝，然后把生丝运回国内，这使得江浙一带的手工作坊没有生产原料，因此不得不关门大吉。在许多手工作坊纷纷倒闭之后，西方的商贸势力就掌握了蚕桑业市场，他们肆意压低生丝的价格。刚出的生丝如果没有特殊的保护措施，不到一个月便会由雪白变成土黄，进而分文不值。那些分散的蚕农看着刚出的雪白的生丝，根本不敢久留，并且桑蚕业一直是江南一些地区的主要农业，维持着千家万户的命运，如果丝质变坏，洋人拒收，那么这些蚕农一年的工夫就化为泡影，所以，尽管洋人把价压得十分低，但无数蚕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还是乖乖地把生丝送往那些洋人设的收费点。
胡雪岩在浙江多年，对蚕桑业中间的名堂看得十分明白。他一直想在蚕桑业中分一杯羹，却苦于无资金，因而先安下心来办钱庄，拉政府部门关系。很快，资金雄厚了，于是，他开始步入他梦寐以求的蚕桑业了。
他以浙江巡抚的名义在乡下收购生丝，并且价格高于以往洋人的收购价格，这对那些久受洋人摆布的蚕农来说，无疑是天大喜讯，纷纷把生丝卖给胡雪岩的人。但是以胡雪岩一人的资本，怎能能够收购完浙江一省的生丝？于是胡雪岩想了个主意，由浙江巡抚率头，成立蚕丝总商会，商会成员都是浙江的大富翁、乡绅、告老还乡的官僚等等，这些富翁们如果愿意出钱，则出钱；不出钱，则提供担保。向谁提供呢？向那些蚕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