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概念
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已经具备了一个基本概念，并由这一概念形成一概念体系。编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支撑的理论体系。正如概念体系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门类的标志一样，编辑理论独特的概念体系也是编辑理论独立于学科之林的理由之一。“编辑”是编辑理论概念体系的逻辑起点，是构成编辑理论概念体系的基础。虽然，现今关于“编辑”概念有着诸多定义，在具体表述上存在着差异，但见于各家论述中的说法基本都还是倾向于将“编辑”作为编辑理论的最基本概念。由这一基本概念出发，再向纵深方向发展，形成编辑概念系统。因而，由“编辑”派生出编辑主体、编辑客体、编辑活动、编辑规律，进而派生出编辑策划、编辑思想、编辑风格、编辑现代化等，它们都是编辑活动发展过程中理论形成的基础。概念系统的最终形成正是事物活动发展的理论表现。
一、关于编辑概念的界定
1.著作行为与传播行为
编辑理论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即编辑行为究竟是著作行为还是传播行为。将编辑行为看做著作行为者认为：编辑的本质特征不是传播、不是出版、不是作者与读者的中介，而是著作行为。由此把编辑概念定义为：“编辑是组织、审阅、编选、加工原创作品以在整体上构成新作品（编辑作品）的著作活动及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员（或专职人员）。”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编辑是一种创造性的智力活动，把编辑行为列入著作方式的一种容易得到大家的理解。“创造性劳动”的观点无疑作了这种著作行为的最好注解。因为从策划选题到书籍最后出版的所有过程无不体现编辑的创造性劳动特征。正如选题策划是编辑创造性思想的具体体现一样，这种原发思想与完成科研课题无异，充满着思想者的知识与智慧之光。再如从审稿开始直到编辑加工完成，编辑始终与作者一样辛勤地同步进行着创造性思维，直至“宗本”的出现。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由于编辑站在类似于“旁观者”的位置上，所以“点石成金”、“画龙点睛”等都可让编辑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与聪慧。
上述可见，编辑行为是著作行为的观点实际上是建立在编辑劳动的原创性、原发性上的，承认其创造性劳动便是对“编辑行为是著作行为”的最好注释。
然而，事物总是具有多重性的。考察编辑活动，同样可以发现其传播行为特征。
编辑之所以要对原创作品进行系列加工，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传播。或者说，编辑就是为了传播而产生的种种著作行为。传统观念认为编辑就是收集资料，提供出版，便于传播，在“便于传播”这种思想指导下表现出来的活动应该说也属传播行为。编辑策划着重考虑的是传播时需要哪种选题，编辑加工又是从能否使作品更好地适于传播的角度来考虑的，而装帧设计与宣传直接就是市场传播的一部分。因此，“考其实质，编辑的所有操作无非是选择、组织和完善这三部曲。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为了使所操作的外载信息形成一定的序列纳入传播，参与整个文化大厦的缔构”。
因此，从编辑活动的过程来看，如果说编辑行为只是一种著作行为而根本不具有传播行为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编辑行为既表现为著作行为也表现出传播行为的双重性符合编辑逻辑思维，也符合编辑活动实际。在整个编辑活动过程中，二者协调统一。在逻辑关系上，传播行为自始至终支配、决定着编辑的著作行为。
2.广义概念与狭义概念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是思维的最小单位，一切思维过程都与概念密切相关，都是概念的运用和有机联系。
据不完全统计，各种编辑学论著中对编辑概念的不同表述达百余种，争论的主要焦点集中在究竟应在哪一个层面上讨论“编辑”一词：是编辑活动，著述活动，还是出版活动。从古到今的“编辑”定义中词义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编撰”、“编纂”到“避免史料发生差错或遗漏”，从“要广泛地收集整理资料，不要遗缺”，到“删削编纂或改编”，直至现代意义上的“编辑”的产生。
据考证，“编缉”一词是从南北朝时期开始使用的。自唐高宗和武后时期（650～704年）以后，“编缉”逐渐为“编辑”所取代，很少使用了。“编辑”遂成为一规范词。编辑即是指为一定目的，广泛收集材料，按所定的标准加以选择取舍，然后将得到的成果整理成书。至近代，编辑被确定用来表示新闻出版工作的一个基本环节。
中国古代图书文献整理活动极为重视资料的收集补遗工作，重视历史事件的完整记载，故而非常强调“编撰”、“收集时避免遗漏”，以保证史料能够尽可能地得到记录并流传下来。随着历史的演变，文化积累活动不断增强，“编辑”行为中增加了对资料的“删削”、“改编”等自主性活动行为，慢慢开始向现代意义上的“编辑”靠拢。及至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图书载体及印刷工艺都得到极大发展，出现了大规模的出版活动后，编辑工作量有了较大增加，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于是，近现代对“编辑”一词的解释就多与出版相联系了。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文化积累、社会分工逐渐细化、传播量的变化等因素，古代编著合一才发展到现代编著分离，并以物质载体为存在形式。而以传播为目的，更使出版成为社会分工中一独立的行业，编辑成为出版中一独立的职业。尽管在出版行业之外，也还存在着诸如教师编书、图书馆编目、广告宣传品等印刷物编辑之类的编辑活动，但所有的编辑活动都具有“收集资料，整理加工”的共同特征。
如前所述，编辑的本质属性是将精神的、意识的思想凝聚于文字符号的再创造智力活动。因此，许多关于“编辑”的定义都达到一个共识，即都是将编辑活动作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一部分，都承认其基本特征是对文化成果的收集、选择和加工整理，但在编辑定义的广义与狭义上有区别。
如果定义“编辑”的内涵是“收集资料、整理加工、以利传播的一项社会活动”的话，其外延相当广泛，包括古代作为成书方式的编辑活动、各媒介组织中的专业编辑活动和社会上的非专业编辑活动，这是一种广义的编辑概念。如果把“为了适应图书出版，按照一定的方针对书稿进行加工，以提供图书生产的文化活动”作为编辑概念的内涵，那么，其外延较小，概念的适用范围也只有出版业了。这是一种狭义的“编辑”概念。
有人认为“编辑是策划审理作品使之适合流传的再创造活动”。从此概念出发，可以看到不少的编辑出版工作者和研究者都对编辑寄寓了极大的希望。也确有不少的作品通过编辑之手得到升华，或者通过编辑与作者的沟通使作品有了较大的改观。但是，编辑工作是有层次之分的，有的编辑仅仅只能做到对文字负责，（反正其他“文责”由作者“自负”），于是当他完成了文本的整理加工工作后，也就完成了编辑工作，尽管这仅是一个编辑最基本的工作层次。当然也还有另一种文本是不需要编辑做多少工作的。
比如作者所提供的已经是一个内容深浅得当、文本层次清晰的书稿，编辑也不可能在它上面做多大的“功”，“再创造”无可用之地。谁也不能说这不是编辑，虽然它仅仅只能进入一般编辑层次。
深层次的编辑才是市场所看重的能够进行文本“再创造”的编辑。
这当然不是一般编辑工作者都可以达到的一个境界。只有那些专业知识过硬、综合素质能力强者才会代表读者的利益与作者进行深入交流，从丝丝思想火花中找到突破口，贯彻编辑意图，从事“再创造”活动。文化积累、建设与发展更多地是依靠这个层次的编辑来完成的。
综上所述，广义的编辑是指为了社会文化生产所进行的一系列整理、加工、积累、传播的文化创造活动。狭义的编辑则是指在出版过程中所从事的出版物整理、加工等系列化工作。
二、编辑的本质属性
编辑的本质属性可以说是将精神的、意识的思想凝聚于文字符号的再创造智力活动。编辑是图书出版的主体，是出版物进入社会流通渠道必须经过的环节。就编辑加工的原材料而言，它或者属于作者的“自动投稿式”，或者属于由编辑按照某一选题主动约请作者创作的“组稿式”，并无太多规定性。就整理加工程序与方法而言，它区别于一般物质产品或者物理或化学的加工手段，是一种符号式的、静态的加工过程，在不改变原始创作本意的基本内容与基本状态条件下，通过语言、文字、符号的处理，体现文字内涵、思想深度，增强作品感染力，达到符合出版的最终标准。从最终产生的出版物来说，形态已与原稿有了较大变化，内容也远远不是作者一人之思想，还加上了编辑出版过程中种种作者个人能力所不及的变化。然而，惟一不变的是贯穿作品出版的总体设计思想，它将编辑出版基本原则、专业知识，作者和编者的个人文化素质串联在出版物中。这就是编辑永恒不变的本质。
关于编辑，还可以从以下方面予以认识：
1.它是一种由虚到实，由精神到物质的文化生产
尽管编辑并不直接地与印刷、机械、油墨等打交道，但它是一种精神产品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是人类精神文化生产活动中独有的、明显区别于工农业产品生产的一种实践方式。它有着因人而异的、各自独特的思维方式与工作方法，又必须遵守某些共同的政治原则、道德规范、编辑专业技能要求来从事全部工作。只有当其主体——编辑意识到这是一种文化生产、文化积累、文化传播的活动时，才可明确自己的工作性质，强化责任意识。
（1）文化生产具有放大效应。如同甲、乙互换苹果，各人只得到一个苹果，而甲、乙互换思想，则各人能掌握两种思想一样，生产出版的图书可以在读者中起到学习、交流、丰富思想的作用。
同时，就像一位教师教众多学生一样，一部正式出版的图书可以被无数读者共同享用。
（2）文化生产具有制约性。文化生产受生产者个人思想、学识、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制约，各项指标高、素质强者，其能量得到最大发挥时便可生产出高质量图书；而各项指标低，素质不高者，生产作用不仅不大，还可能产生负值。这里所说的生产者即是图书作者、书稿编者（文编、美编）。当然，文化生产产品质量的认定同时也受消费者——读者文化指标高低的制约。
（3）文化生产有一种或若干种物质产品形式。一般物质产品生产均表现为一种实体，文化生产也有此属性。文化生产如果不能落在“实”处，仅仅是一种精神的、形而上的形态，则它永远只会停留在意识层面，而意识层面是不需要职业编辑的。作为编辑，其所有想法贯穿到“底”都必须有一种物质形式来体现，即出版物。因此，文化生产实实在在的是一种“虚”与“实”，“精神”与“物质”的结合体。
（4）文化生产不由“量”与“规模”来决定“质”的高低。
评价文化生产，不是以生产出的字数、生产的年代、生产的形式作为“肯定”与“否定”的依据，甚至也不是以当代读者的认可程度作为标准，它必须经过实践与历史的检验。“畅销”与“质”之间确有联系，但并非是一种必然的联系。“质”高的书并不一定都会“畅销”，而“畅销”的书也并非一定“质”高。
2.它是一种由个性到共性，由主观到客观的统一体
作为编辑，工作中的思维大都围绕着生产对象——出版物在不停运转。尽管编辑个体思维带有个性、独特性，但整体编辑在出版物的内容与形式思考中必然带有共性。这些“力”综合作用在出版物上，使得各具特色的作品构成出版物共同的特征。没有无需加“力”的出版物。编辑对原“材料”加“力”的作用过程，也就是编辑本体与编辑对象的统一过程，对作者提供的“雏形”或赞成或否定，或略嫌不足，加以修改，或“锦上添花”，直到最后定稿。作者与编者共同“孕育”出的作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个性与共性相互结合的统一体。
编辑个体思维带有主观性，不易辩证、全面、客观地看问题，只有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才可编辑出优质的出版物。从主体构思到落实到“物”，编辑思维受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如社会效益、成本核算、读者接受能力等，任何脱离了社会环境的主观“遐想”都是空洞、苍白无力的。因而，选题思想凝聚于文字符号直至出版物的生产、营销全过程，实实在在地是主观到客观的统一过程，也是二者的结合过程。
3.它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平面到立体的循环系统
依据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一个运动着的事物都可视之为一个系统。编辑也是一个系统。这一系统牵一发动全身。这个系统小到一个标点符号，大到国家文化建设；小到篇章结构的布局安排，大到满足读者群体对图书选择的需求；既充分地体现了图书“具象”，也完整地表示了文化“抽象”。在微观认识、编辑任何一篇作品时，应有宏观的视角与高度；从宏观着眼，又不可忽视任何一个小节。单从出版物数量与质量看，它是一条线，读者为另一条线，出版制作技术是第三条线，三条主干线延伸开去构成一“三维”立体活动。在立体中还穿插着无数的纵横交织的经纬线，每一连接点都可延伸开去，构成一个“网”，在“点”上有出版物构成诸元素：成本、利润、核算；语言、语素、词汇；编辑思想、剪裁原则、取舍标准；等等。点与点相连，系统与系统相结，彼此互为友邻，既有内在联系，也有外在的平行关系。
4.它是一个由物到心、物化结合的转变过程
庞朴曾在《文化概念及其他》一文中，对文化的结构作了这样的阐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即“物的层次”、“心物结合的层次”和“心的层次”。“物的层次”指“人的主观意识外化为一个物质，它是把客观存在着的自然的物，按照人的主观意图加以改造使它符合人的需要”，这样一个物的东西，形成脱离人的意识的物的层次。“心物结合的层次”是指“物化了的物里面的心的部分，就是物当中的人的部分，包含在物当中的人的观念和意识”。
“心的层次”是指“纯粹的心的部分”，即通常所说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感情、民族心理等。如果将作者撰写的书稿看做一个“物”的层次，那么，编辑所做的工作便可视之为一个“心”与“物”结合的层次，正式出版后在读者中产生明显的或潜移默化的作用当做一个“心”的层次。无论是社会科学类图书还是自然科学类图书，其文化价值的实现都必须经过这样一个由物到心、心物结合的转变过程。
5.它是一个由理想走向现实、由现实实现理想的平衡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