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源远流长的人类文明史，我们不难发现，世界确实是复杂多变。但是，它却有一条规律，这就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是什么？是需要，是利益。而要满足需要，实现利益，就需要有调控利益的机制和方式。应该说，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调控利益的机制和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政治是最具有效力的方式和途径。这样，利益与政治既互相联结，又并行发展，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展现出一幅斑驳陆离的壮丽画卷。在具有五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华文明中，在利益与政治这幅画卷上，各朝各代的圣贤智士们都留下了苦心孤诣、经世致用的求索之笔。为了古为今用，鉴往知来，今天，我们要研究利益与政治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就不妨先从挖掘中华民族先哲们留下的这笔宝贵财富开始。
一、利益和政治的词义
利益，从辞源来考究，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开始本是两个具有独立意义的词。按照《说文解字》解释：利，和然后利。也就是事物或者人们之间和谐发展才有好处。如《易》曰，利者，义之和也。益，饶，即富裕之意。而富裕即为好事。后来，正是由于利和益两者在指人们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意义中都有“好”这种相同之处，故形成“利益”一词。如《后汉书·循史传·卫飒》云：“亦善其政，教民种植桑柘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人们赋予“利益”一词的涵义，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1）功用，好处。如说，“利，吉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还有“满招损，谦受益”。（2）富裕，富饶。如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又说，“其友皆孝悌纯谨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3）赢利，增加。如说，“逐什一之利”。“益，增也”。（4）贪求，喜爱。如说，“利，所得而喜也”。“利者，求也”。把上述这些从词义上概括起来，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论，利益，在中国古人看来，就是人们为了需要，而通过社会生产或者以和谐交往为主所得到的好处或者所拥有的资源。
考察了“利益”的内涵，我们再来看“政治”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政治”的含义大概主要有以下几种：（1）指政事治理得清明。如《尚书·毕命》云：“道洽政治，泽润生民。”
（2）政治权力。如《论语·季氏》云：“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
（3）指治理国家所施行的一切措施。如《周礼·地宫·遂人》云：“掌其政治禁令。”（4）指治理国家的活动。如《管子·宙合》云：“操分不杂，故政治不悔。”《荀子·王制》云：“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孟子·滕文公上》云：“劳心者治人”等等。由此可见，“政治”一词在中国出现得很早，但是，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人对“政治”作文化起源上的考察。根据我的考察和研究，政，是匡正之意；治，最初是河流的名称。我在这里对其作大胆的推想，“政治”一词，开始是否意味着人们治理河水。例如，中国古代的传说中就有大禹治水之说。后来，人们才把政治广泛地应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生活中。
考察清楚利益与政治的涵义，一方面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它们的关系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另一方面，对于我们弄清中国先哲们对于利益与政治的认识具有重要的价值。那么，中国古代的先哲们是如何认识利益与政治的呢？下面，我们专门予以研究。
二、中国先哲对于利益与政治的认识
中华民族的先哲，对于利益与政治的探索浩瀚如海，几乎青史留名的每一个人，除了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利益与政治有不解之缘外，他们本身对于利益与政治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但是，由于人们各自所处时代的不同、认识角度的差异，因此，他们对于利益与政治的观点则是见仁见智。下面，根据对于利益与政治的考察，我们就中国历史上对此研究有重大影响的几个时期的代表人物的思想予以分述。
（一）先秦时期的管仲、晏子、孔子、墨子、老子、荀子和韩非子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对于利益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早在西周之前即有萌芽了。据传说中的禹曾说：“德莫高于博爱人，政莫高于博利人。治莫高于仁。”〔1〕到了周朝，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了利益矛盾对于君主统治和国家稳定的重要意义了。例如，以谋略著名的姜太公——吕尚在阐述治国经验时曾说：“贤君治国，不以私利害公。”〔2〕“民大利，则君德彰矣。”〔3〕但是，据史料记载，真正把利益与政治统治结合起来，开始进行系统研究的代表人物，如下所述：管仲（？-前645年），春秋时期齐国的大思想家、政治家。管仲对利益与政治的认识，首先是从人性出发的。他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4〕“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也。”〔5〕既然如此，如何进行政治统治呢？管仲认为，在总体上是“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而具体地说则是“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逸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安存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6〕。为什么呢？从物质利益来说，因为“国多财远者来，地辟举民留处”〔7〕。从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关系说，因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8〕。正是由于管仲认识到政治统治要与利益相结合，因此，他在担任齐相辅佐齐桓公的数十年间，“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9〕，“九合诸侯，一匡天下”〔10〕，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最早称霸中原的霸主。
晏子（？-前500年），春秋末期齐国又一位对利益与政治颇有见地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他在维护君主利益的前提下，提出其统治方略。他说：“政尚相利，故上下不以相害为行；教尚相爱，故民不以相恶为名；刑罚中于法，废置顺于民。是以……四海之内，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厚利，死有遗教，此盛君之行也。”〔11〕这是说，政治统治的最高办法和标准就是君主和臣民之间要保持和谐的利益关系。为什么要相利呢？因为“利多则民欢”〔12〕，“安仁义而乐利世者，能服天下”〔13〕。那么，如何使君主与臣民和睦亲善呢？晏子认为，应“俭于藉敛，节于货财……不专其利，领民治民，勿使其乱，知其贫富，勿使冻馁，则民亲矣”〔14〕。正是由于晏子这套主张及其身体力行，使他在相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世时，不仅使自己而且也使齐国“显名于诸侯”〔15〕。
管子、晏子关于利益与政治的思想，在当时背景下，有很大的一致性。其表现是：一是他们都为了齐国在诸侯争霸中的利益服务；二是他们都把君主统治的利益建立在民众利益实现的基础上；三是都主张实行仁义和教化来使百姓谋利。不同的是，在具体措施上结合时代特点不同而有别。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形势是诸侯割据称雄，思想意识是百家争鸣，同时又由于人们社会地位的不同，所以，对利益与政治的认识主要以流派的形式出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儒、墨、道、法等几家。那么，这几家是如何认识利益与政治的呢？
先看儒家。孔子（前551-前479年），儒家的创始人。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而对利益则是“罕言利”〔16〕。这种认识多少是有偏颇的。其实，孔子不是不讲利，而是把伦理政治与现实利益结合起来，以调控义与利关系为核心来阐发其政治观点的。首先，他也是从人性来研究利益与政治的，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17〕既然人性如此，那么，如何让人们实现利益呢？这就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18〕。但是，由于孔子认为，人“放于利而行，多怨”〔19〕，因此，他提出要“见利思义”、〔20〕“见得思义”〔21〕，这样，他就把义与利融为一体了。所谓义，是道义、礼义，亦即伦理道德标准。义利之间，孰为要呢？孔子结合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的局势，认为应该以义为主，利为从。如他说“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22〕，“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3〕，君子应“以义为上”〔24〕，“义然后取”〔25〕。这样，“为政以德”〔26〕，并“惠则足以使人”了〔27〕。孔子这种见利思义、先予后取的伦理政治利益观，最大的优点是其要求人们在社会动乱中应按道德标准去实现利益，这对维护社会统治秩序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最大不足是其忽略了任何道德都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单凭空想的“义”是难以维护社会秩序的，这也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历代统治者都以儒家的伦理政治观来教化人们，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的悲剧性原因之一。
再看墨家。墨子（约前468-前376年），墨家的创始人和代表者。对于墨子政治思想代表着哪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后世学者看法不一。但是，不管代表谁的利益，墨子以“兼相爱，交相利”〔28〕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这则是后世所公认的。什么是“兼相爱”呢？这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则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悔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29〕。什么是“交相利”呢？这即是利益交换。“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30〕。所谓利，就是人们获得的利益，用墨子的话说，即是“所得而喜也”〔31〕。为什么要人们兼相爱，交相利呢？这是因为墨子认为当时社会的动乱皆起因于人的自私自利和不相爱，所以，圣王统治天下，察乱之所起，就“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32〕。而在政治活动中，如何保证天下相爱相利呢？墨子认为，首先是尚贤、尚同。他说“尚贤者，政之本也”〔33〕，其意是要以贤人来治理天下；所谓尚同，就是在贤人治理下，全国上下要有统一的是非标准和道德标准。其次，要讲功利，“生财密，用之节”〔34〕，即开源节流。同时，君主进行政治统治要权衡利害关系，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即在“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35〕。再次，就是要“非攻”，也就是不要进行非正义的战争。那么，兼爱与交利是什么关系呢？墨子认为二者并重，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如他说“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这样，墨子就把自己的政治观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了，从而与孔子义重利轻的伦理政治观区别开来。甚至，对于“义”，墨子也是从利益的角度认识的，如他说：“义，利也。”〔36〕并言“遵道利民”、“爱人利人”为“仁义之本”〔37〕。这种以利为义之本的思想是墨子的独创，它反映了政治的本质在于利益，这在当时条件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墨子这种兼爱交利的利益与政治观，对保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实现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是，他要天下人都抽象地“兼相爱，交相利”，则不免有空想性。这也可能就是墨家学说后世失传的原因之一吧。
再看道家。老子（春秋时人，生卒年代不详），道家的创始人。后世许多学者认为他的政治观和处世观是超功利的、超世俗的。其实不然。老子是非常重视利益的。但为什么会有其超功利的看法呢？究其原因，这可能是老子关于利益与政治的思想太玄奥了，而使一般人的理解难以达到其境界罢了。如果人们从利益与政治的立场上认真考察一下老子的思想，就会发现，老子把利益与政治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奥妙，他让利益与政治水乳交融在一起了。首先，老子在政治上对于利益特别重视，尽管他的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但是，在政治统治之道中，老子却是非常清醒的。他告诫君主，治理国家和民众，不仅要给予物质利益，而且还要有精神利益。具体地说，就是君主进行政治统治，必须要保证臣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38〕。其次，在保证物质利益的前提下，老子为了防止老百姓饭饱生余事，给政治统治带来不应有的麻烦，为了君主政治统治的方便，他又提出治理国家，圣人治理老百姓应该“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39〕。这实质上是满足人民的物质利益，而控制其精神文化利益，使他们不要在政治上有所图谋，以便于统治者进行统治。为什么要如此呢？因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40〕。所以，“治大国若烹小鲜”〔41〕。必须小心翼翼，掌握分寸。这在政治统治术上，对于老百姓来说其实就是物质上的有为，精神上的无为，政治要求上的无为；对于统治者来说，就是公开的无为，秘密的有为。再次，老子探讨了君主如何达到利益与政治上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目的，其办法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不尚贤，使民不争”；表现在物质利益上，“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表现在精神利益及其统治上，就是君主要“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42〕。如此而来，圣人统治就能“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其大”〔43〕。对于老子的政治思想，今人多有其是消极守旧、对社会发展无能为力的评论。但从上述论述来看，老子对于利益观与政治的认识，不是没落者的悲观与落魄，而是富有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以小的无为包装大的有为的更高境界的进取者。后世的历代统治者名义上虽然“独尊儒术”，但其在统治者的骨子里却效法“君王南面之术”便是例证，况且大有成功者。至今，这仍是需要认真继续深入研究的。
关于荀子。荀子（约前313-前238年），是法家还是儒家，后人存有争议。这有待史学家继续考证。这里要做的，是根据现存《荀子》一书来研究其关于利益与政治的思想。荀子对于利益与政治的认识，首先是从“性恶”论出发的。他说：“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44〕那么，人有哪些欲望呢？他认为有物质欲、精神欲和权势欲。这即是“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45〕，“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46〕。但是，由于社会生产与人的欲望之间是“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的关系〔47〕，并且“争则乱，乱则穷”〔48〕。为了将这些利益矛盾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于是便产生了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