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与他的老师一样，也研究了政治体制。但是，与他老师所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是从利益出发来研究政体的性质和分类的。关于政体的性质，他认为：“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利益的政体，就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21〕并且，他认为，政体的性质和变化决定国家的性质的变化。因为政体是一个国家（城邦）政治权利的分配制度和最高权力的安排。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根据政体以谁的利益为宗旨和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数划分政体。他从利益和掌握权力的人数出发，把政体分为正宗政体和非正宗政体。正宗政体包括：君主政体（一人掌握最高政治权力）、贵族政体（少数人掌握最高权力）和共和政体（多数人掌握最高权力）。与正宗政体相对应，非正宗政体也有三种：即僭主政体（君主政体的变态）、寡头政体（贵族政体的变态）、平民政体（共和政体的变态）。为什么要区分正宗政体和非正宗政体呢？这是由于二者虽然在最高统治权上人数一样，但对处理利益问题的态度却不一样。正宗政体都既照顾到公共利益，又尊重个人利益。而非正宗政体只照顾统治者自身的利益。既然如此，那就应该建立正宗政体。但在三种正宗政体中，孰者最佳呢？亚里士多德认为，这要视各个社会的具体情况而定。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个政体的运行都必须有三个要素，即议事部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如果这三个部门不仅组织得合理，而且运行得良好，这对政体的稳定和公共利益的实现意义重大。亚里士多德以利益决定政体的思想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他之后，西方各个政治思想家的政体观，都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打上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烙印。
在研究了政体之后，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维护城邦利益和公民利益的政治控制原则和措施。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财产应私有公用。私有使人关心自己财产，因为自爱是人的天性。公用是以私有为前提，财物互相资助，公共使用，这样，就兼顾了公用和私有两者的利益。其二是平等。即利益的数量平等和比值平等，并以此来调节利益关系。其三是法治与人治的结合。即以法治来处理利害冲突，用人治来弥补法治的不足。亚里士多德关于利益与政治控制的这些原则和措施，不论其深浅程度如何，却都被后来的西方政治思想家奉为圭臬。可见其影响之深广。
5.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年），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古希腊又一位政治思想家。虽然他甚丰的著述流传极少，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仅存的资料来考察其关于利益与政治的思想的。伊壁鸠鲁关于利益与政治的思想有两大特点，其一，他认为功利是人生的一切。他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并且是判断一切善的标准〔22〕。但是，快乐并不是放荡者无度的物质享受或肉体享受，而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23〕。这样，伊壁鸠鲁的功利观，既体现个人利益至上，又表现出伦理道德的双重色彩。其二，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伊壁鸠鲁开创了政治契约论。他认为，人在本质上都是自私的，只会谋求自身利益，这必然造成彼此伤害的局面，而这同人们追求“快乐”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怎么办呢？惟一公正的办法就是人们相互妥协，订立契约，成立国家和政府，并制定法律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他说：“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只要有一个防范彼此伤害的相互约定，公正就成立了。”〔24〕否则，如果有一些民族的分子不能或不愿有一种尊重相互利益的约定，那么，在此地就没有国家和政治，也就没有服从的前提了，只会是混乱和互相侵害，所以，契约对个人利益特别重要。这样，伊壁鸠鲁就否定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和政治动物的命题，而以功利主义的政治观和契约论取代之。伊壁鸠鲁的这种乐利思想和契约论的政治观，虽然在当时只具有萌芽形态，但这却是后来西方个人利益至上论和社会政治契约论的先驱。
（二）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阿奎那、马基雅维里
在伊壁鸠鲁之后，阿奎那是西欧封建社会对利益与政治问题最有思想的政治思想家。
圣托马斯·阿奎那（约1225-1274年），是西欧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和神权政治思想的最高权威。阿奎那既是神学家，又是普通的人，这双重角色使阿奎那在利益与政治问题上的思想，反映出他企图调和神学与人学、理性与信仰、教权与王权关系的特色。对于利益与政治，首先，阿奎那从人性论、分工论和目的论开始其研究。在政治的起源问题上，阿奎那认为：“人天然是个社会或政治的动物。”〔25〕因为人的生活需要互相分工。但是，人既有自私的天性，又有避恶求善的理性。这使人一方面表现出“各人都一心一意专顾自己的利益”〔26〕，另一方面又有追求公共福利的意愿。而为了使“私人利益和公共幸福”都得到实现〔27〕，就需要一种共同的控制体制和治理原则，即国家权力体系和法律。这是柏拉图思想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翻版。但是，进一步推论，阿奎那认为，国家是人的理性的产物，而人的理性是由上帝所赐予的，由此而来，国家也是上帝所创造的了，即国家神创论。这样，阿奎那就把人与国家、神与国家、人与神巧妙地结合起来，创立了他的政治观。其次，阿奎那从利益出发，论证了统治权力的问题。他认为人们创立国家，进行政治统治的目的是让人“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28〕。但是，世俗国家仅能管理人们过具有丰富物质利益的世俗生活，而无法解决人们享受快乐的精神生活的利益。对于人来说，精神享受高于物质享受，而要享受快乐的精神生活，只有依靠教会才能得到。所以，为了使人们享有精神利益，国家必须服从教会。这样，教权就大于王权了，教会就高于国家了。最终，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属于教会。这是多么巧妙的利益与政治观啊！再次，在上述基础上，阿奎那研究了如何让人们过上有德性生活的政治方略。其一，阿奎那认为政治统治除了让国民团结一致和行善之外，还必须有过道德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质利益，这就要发展生产和保证私有制。由于财产“私有权……是由人类理性所提出的对于自然法的一项补充”〔29〕，因而是神圣的。并且，只有在私有制的前提下，人们才能积极地进行生产，创造物质财富，实现其利益。其二，要有好的政体。什么是好的政体呢？阿奎那吸取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从利益出发区分政体的好坏。他认为，为全体公民利益服务的政体是正义政体，仅为统治者利益服务的政体是非正义政体。阿奎那对政体划分的具体类别基本与亚里士多德的划分相同。所不同的是，他崇尚君主制。他认为君主统治：（1）容易实现国家的统一团结，这对维护国家和公民的利益有好处。（2）君主政体符合上帝造物的精神要求。（3）君主制不易产生暴政。（4）历史证明君主制好。阿奎那的利益与政治观，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他从神和人两个方面把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国家的政治统治和教会的意识形态统治联系起来，尽管其蛊惑性特别大，但也只不过是人和“神”为了利益而斗争的反映。
如果说阿奎那关于利益与政治的思想是人与神斗争的反映，那么，随着西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个意大利人——马基雅维里，是第一个超越了神的眼光，而彻底地用人的眼光来研究利益与政治的了。他抛弃了中世纪经院哲学教条的研究方法，不再以上帝为出发点，而是以世俗的眼光，从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的角度来研究利益与政治问题的。
马基雅维里（1469-1527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被誉为近代西方政治学说的奠基人。由于马基雅维里曾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权中担任过负责军事和外交的要职，这一方面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另一方面也使他目睹了政治上欺诈弄权的黑幕。因此，马基雅维里与其他政治思想家最大的不同点是，他关于利益与政治的理论都是对策性的。对于利益与政治的研究，马基雅维里仍然是从人性出发的。他认为，人性有四大特点：一是人性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难变的，即使有变化，也是万变不离其宗。二是人性本恶，都是自私自利，贪得无厌，胆小怕事，相互嫉妒，朝三暮四，忘恩负义。他尖刻地描述人性是“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得快些”〔30〕。三是人性好斗，为了各自的利益，人们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争斗。四是人性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正是因为如此，为了防止人类无休止的利害争斗，国家应运而生。也就是说，国家是人性邪恶的产物。他认为，国家的目的就是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在国家的统治形式上，他赞赏共和政体。因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利益，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道德，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但是，他又根据当时意大利分裂割据的局面，主张建立君主国。因为只有强大有力的君主制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在此种认识的基础上，马基雅维里从维护君主的利益出发，花费主要精力研究了君主统治的策略。他认为，君主进行政治统治的策略应该是：首先，必须大权独揽，注重实力，精通军事，建立一支可靠的军队；对阻碍实现其政治目的的贵族要坚决镇压，但不要与人民为敌。其次，君主在平常时期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在特殊时期要采用暴力。再次，君主对于党派或者教派之争，要善于利用之。其办法就是不要模棱两可，也不要骑墙中立，而是要拉一派，打一派。因为这样会使斗争胜利的一方因为君主的支持而感谢他，而使斗争失败的一方也会因为君主没有以他们政治上的失败而将其置于死地转而依附于他。最后，君主处事，要注重实际和效果，不要为虚名束缚，只要能达到目的，符合自己的利益，可以选择一切实用的手段；君主处世，要外显仁慈，内施谋略，等等。
马基雅维里的利益与政治观，由于其注重实际运用，撕破了以往伦理政治的面纱，或者道出了统治者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秘诀，虽然，他本人因此而招来了骂名，但是，他的思想在当时的意大利却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由于他以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所以，他的理论对近现代西方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致使其后的各种政治家都或明或暗地把他的《君主论》作为政治实践的真正的教科书〔31〕。
（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霍布斯、洛克
在马基雅维里之后，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影响的不断扩大和深化，随着西欧封建社会的日益衰亡和资本主义的日渐兴起，西方社会出现了政治思想上的百花齐放，但就利益与政治的研究而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霍布斯和洛克，是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霍布斯（1588-1679年），17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法学家。霍布斯关于利益与政治的认识，是人性论、自然法、契约论和君主主权论四位一体的理论。从人性角度看，霍布斯认为人性恶。他说权力欲、财富欲、知识欲、荣誉欲支配着人，且这些都是利己的私欲。特别是权力欲，最为突出。因为人们把它作为获得利益的前提。人为了利己，不问善恶，完全以趋利避害、自我保存为标准。但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和自由的，平等是对同一事物具有同等的权利，自由是有保全自己的自由。既然如此，当人们同时想占有某物而不能共有或分享时，人的自私本性必然导致每个人都企图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达到获得此物的目的。这样，利益上的竞争、对他人可能伤害自己的猜疑和名誉上的追求，使人们处于“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32〕。霍布斯认为，在这种状态下，为了各自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争斗，人人都难以自我保存。怎样办呢？霍布斯认为，人类在自保和利益的推动下，凭借其理性寻找到方便易行的法则——自然法。自然法的核心是人为了利益，应该遵守和平、公正、信义等道德戒律，其总体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3〕。但是，他又认为，理性的作用是有限的，人的自私自立本性常使人违背自然法，而自然法对此又缺乏约束力，于是，这就需要一个大于一切人的权利的公共权力来做自然法的后盾，以震慑人的无限私欲，实现和平与安全。怎么做呢？这就是人们相互约定，“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转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34〕。这样，通过契约，公共政治权力和国家便产生了。有了契约国家，就有了主权。什么是主权呢？霍布斯认为，一切与公共和平与安全事务有关的权利，都属于国家主权的内容，它具体包括：立法权、决定战争权或和平权、官吏任命权、审判权、征税权、书报检查权、大学教职任命权和规定宗教教义权等。并且，霍布斯赋予这种契约主权以下三个特点：（1）立约者（人民）交出全部权力和权利；（2）主权者权力和权利至高无上，不受契约约束；（3）主权不可转让和分割；（4）主权不能违背立约的宗旨，即主权者不能侵占人们保卫生命而抵抗他人侵害的权力和权利。正是在此主权论的基础上，霍布斯认为在君主、贵族和民主三类政体中，君主政体最好，应该实行君主制。为什么呢？第一，君主制可以使君民利益一致。“在君主制国家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一回事”〔35〕。因此，二者可以有富共享，有难同当。第二，君主制既可以广开言路又有利于保守机密〔36〕。第三，君主制可以避免决断矛盾，不会前后不一。第四，君主制可以避免内讧。因为“君主决不能由于嫉妒或利益而自己反对自己，但议会却会这样，甚至达到可以引起内战的程度”〔37〕。第五，虽然君主可能会有缺点，但其流弊小于其他政体。除此而外，霍布斯还提出了主权者要用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并且，要制定好的法律和保障执法平等。霍布斯的利益与政治观的主要特点，一是摆脱宗教神学的影响，开始从经验和理性来看待人、利益与政治的关系，这在当时确实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二是用契约论来否定君权神授论和上帝创造国家论。三是主张君主制，反映资产阶级和封建特权斗争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