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是一位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传奇历史人物。他由一介粗通文墨的草莽武夫，风云际会，乘势而起，一跃成为地位显赫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期间个个曲折的故事和种种险恶的遭遇，颇堪玩味。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生，奉天省海城县小洼村人。小洼村后又改称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甸屯，现改称大洼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其实，这里现在只有一片房屋遗址，已经根本没有村落了。其祖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为山东省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行状》中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人，远祖居山东，族甚蕃，清道光初徙居海城。祖发业农，称素封。”“行状”是过去死者家属叙述死者世系、籍贯、事迹的纪念文体。该文称“远祖居山东”，主山东省说。一为河北省说。河北省中又有河北大成、河北高阳、河北河间三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雨亭神道碑》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其先为直隶人，清末迁奉天海城。”这通碑文是督军署参谋长臧式毅领衔，又有8位处长署名的，载于《张大元帅哀挽录》。文中明确地说“其先为直隶人”，即是河北人，主河北说。从有关历史记载看，张作霖的祖籍，是诸说并存。因多数主河北省说，张学良亦自称，他的祖籍是河北省大成县，故张作霖的祖籍为河北省大成县。
那么，张作霖到底姓什么呢？
民国初年，张作霖飞黄腾达，由第二十七师师长，一跃而成为奉天督军兼省长。这消息传到海城，全县沸腾，人们奔走相告：“嘿！高坎镇那个张老疙瘩当上大官了，出息了！”海城是张作霖的出生地，现在张作霖出人头地，乡里人自然感到荣耀无比。可是不知为什么，这消息竟飞越辽河，飘过长城，传到河北省大城县一带。那里的人们也在争相传告：“听说道光年间闯关东的那个张家继子的后代，在关东走红运了！现在是奉天的一省之长。”
某年夏天在奉天督署门前，有一个从河北大城县赶来的长者，姓李，自称是张作霖的本家，要求见张作霖。守门的卫士把这位李姓长者拒之门外，呵斥他说：“你姓李，督军姓张，两个姓不是一家人，哪里谈得上是本家？想在督军署衙门前捡便宜，妄想！滚！”这位长者说死不走，梗着脖子向里闯。卫士无奈，只好一五一十地向张作霖禀报。张作霖一愣，但仔细一想，好像想起了什么，就给卫士打了个手势：“那就叫他进来吧。”
那位长者进入三进四合院的督军署，东张西望，不知所措。他见张作霖正襟端坐在二进院正房的办公室的太师椅上，便急不可耐地呼喊起来：“督军大人，你可是咱们李家的后哇！”张作霖不但不恼反而问道：“此话怎讲？何以为证？”老人顺手掏出一折已经破旧的家谱，絮絮叨叨地讲起先祖的往事来：
“先祖姓李，清代家住直隶(今河北)顺天府大城县。李、张两家原本是亲戚，张家的姑娘嫁到了李家。可是嘉庆末年张家无子绝后，便将先祖之弟李永贵过继给张家以接续香火，从此改姓张。道光初年河北大旱，赤地千里，饿殍盈野。生活无着，先祖之弟张永贵，携妻小逃荒，出关求生。听说落户在海城县，不知督军是否为张永贵之后？”张作霖频频点头，嘴里说：“正是。”长者又说：“请问督军先父大名？”张作霖答：“张有财。”长者双眉舒展，笑着说：“正与我同属‘有’字。”张作霖虽为督军，但他是一位重血统、讲义气的人，当他听到这位长者所谈句句有根有据，便承认与自己了解的家世吻合。原来，听老人讲过，张作霖的曾祖确实是过继到张家的，道光初年，他确实被迫举家逃往关外谋生，最后在辽南海城驾掌寺乡叶家铺子扎根落户。张作霖见此人与先父同辈，遂拱手道：“晚辈失礼了！”说完，当即命卫士带长者入宅安歇，款待备至。
张作霖先祖原来姓李，后过继给张家，改李从张，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张冠李戴”。
山海关以外的东北地区是清朝起家的“龙兴之地”，一向实行封禁政策。可是关外空旷肥沃的黑土地有着无穷的诱惑力，只要有了土地，农民就有了生存繁衍的依靠，所以那时的农民把关外看成是天堂，把黑土地看做是再生之地。于是大批山东、河北一带的农民不顾禁令，或纷纷偷越长城，或泛海东渡，向东北地区移民逃荒。这叫“闯关东”。大量农民“闯关”“泛海”的结果是东北人口迅速增加，大片黑油油的荒地变成了良田。
随着清政府对关外的弛禁，更多的农民携妻子加入到闯关东的人流之中。清朝道光初年，河北大旱，颗粒无收，家无恒产的张永贵离开生他养他的大城县，成了闯关东人流中的一员。张永贵所有的家当就是肩上的挑子，一头箩筐里装的是几件破烂衣裳、一床烂棉被和破锅粗瓷碗；一头箩筐里坐着他唯一的儿子张发。一路走，一路要饭，磨穿了几双家做的鞋，终于落脚在海城驾掌寺乡叶家铺子。海城是因明朝在这里设置海州而得名的，清顺治十年(1653)设县，隶属辽阳府。县境东部峰峦重叠，西部辽水潆洄，襟山带河；中部土地平旷，沃野百里，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好地方。那时候，东北有的是荒地，随便由来垦荒的人去占用，叫射箭地，就是你箭能射多远，就把这块地给你。岁租一半给清政府，一半给蒙王。于是，张永贵搭起窝棚，抡起铁镐，除去杂草，开出一片黑油油的土地。他的眼泪、汗水和种子一起落进了垄沟里。
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张永贵的眉开了，眼笑了，力气也足了。他每天都是披着星星下地，戴着月亮回家。属于他的那片黑土地，一根杂草也不见，庄稼长得比别人家的高一头。他靠自己的辛勤耕耘来养家糊口，日子虽然艰苦，但也安安稳稳。从此，张家就在海城驾掌寺扎下根来。
等到张发当家的时候，除了辛勤农耕之外，又开始兼营烧碱业，生活日渐富裕起来，不仅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和土地，4个儿子也都成家立业，真是儿孙满堂了，在当地也算是小康之家。张发的第3个儿子叫张有财，他就是张作霖的父亲。当张发离开人世以后，他的4个儿子就都分居单过，自立门户了。
张发给三儿子起名张有财，是希望他用辛勤的双手去创造财富。张有财也想发财，但他没有继承祖辈父辈艰苦创业的精神传统，而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致富之路——赌博。他嫌下地干活太累，所以分家时地没要一垄，只要了三间土房，用分家的钱财在本村开了个杂货铺。
张有财的原配妻子是邵氏，生了个女儿，不久邵氏早亡，接着女儿也夭亡了。咸丰元年(1851)，张有财续娶王氏为妻，即张作霖的生母。王氏原是一个寡妇，共生三子一女，长子作泰，是带过来的前夫之子；嫁给张有财后又生了次子作孚，三子作霖；还有个小女儿叫秀英，比张作霖小7岁，她长大后嫁给一个姓杨的人，外号杨魔症。
一个小杂货铺怎能养活这一大家子？张有财做起了来钱容易又不费力气的买卖，便常年泡在外面的赌场里，又到各处“放局”，就是开设赌场抽红。当地民间称这种人为“耍清钱的”，称另一种偷盗抢劫的为“要混钱的”。张有财成了有名的“赌棍”。他赢了钱就大吃大喝，输了钱就变卖家产，家里日子紧一天松一天。时间一长，王氏和儿女们也就习以为常了，即便张有财长年不在家也不惦念他，就像家里没这个人似的。
光绪十五年(1889)，张作霖14岁那年，张有财终日泡在外面赌场里，从大年初一到初夏时节，不仅没给家里捎过一分钱，甚至无任何音讯。他的女儿秀英生病，无钱医治，张妻王氏托乡里屯邻到镇上给张有财捎信要钱，以解燃眉之急，也没有找到他的影子。有人说张有财早已回家，也有人说张有财外出讨债去了。王氏得知这一消息，心生疑窦，右眼皮直跳。人们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因为张有财从没有过离开赌局而不回家的时候，她担心有什么祸事发生。王氏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把3个儿子都打发出去分头去找。凡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可还是杳无音讯。王氏只好拿为他人做针线活换的钱给女儿秀英医病。
一直拖到农历五月十三，张有财仍然没有下落，王氏的心里格外烦躁。忽然，家里的大黄狗从外面跑回来，冲着房门发出凄厉的叫声。王氏非常诧异，忙推开房门去看。那大黄狗用嘴咬住王氏的裤腿，拼命地向院门外拉扯。王氏只得跟着大黄狗小跑着往村外去，来到一里多地的柳树林子，大黄狗不动了，梗着脖子嚎得更凶了。王氏气喘吁吁地尾随而来，跟着大黄狗沿着树林边小道来到一片水塘边。几只在水边啄食的乌鸦“呼啦”一声从地上飞起，在乌鸦飞起的地方竟卧着一具早已腐败发臭的尸体。大黄狗没命地猛扑过去，蹲伏在被乌鸦叼啄的尸体旁狂吠起来。
王氏早已看清，这正是失踪多日的丈夫张有财！他身上有多处伤痕，头部鲜血模糊，惨不忍睹。王氏顾不得血污腐臭，伏在丈夫的尸体上呼天嚎地地哭起来。闻声而来的乡邻们无不潸然泪下。
张有财的猝死在当地引起了轰动，乡内里长栾凤泰因为人命关天，赶忙过来，命人封锁现场，又恐尸体腐烂，用食盐遍撤尸身，然后派人到海城报官。海城县衙派来的仵作验尸，“只见身前无伤，惟脑后被重物砸击致死，尸身旁有一块拳头般大小带血的卵石，显然是凶器。”县衙认定张有财死因后，即下令通缉凶手，捕拿人犯。
后经县衙查明凶手叫王二，比张有财年轻，在地方上是一个小土豪，手头有几个钱，但人不怎么正派。两人在赌场上因赖账而结仇。张有财从赌场出来，趁月夜归家，走到小柳村水塘边与王二正面相遇。两人为催索赌债厮打起来，王二将张有财摔倒在地，摸起地上的一块卵石，向张有财后脑上猛砸过去。张有财顿时脑浆迸裂，哼了一声就气绝身亡。王二见打死了人，惊出一身冷汗，连夜畏罪潜逃，钻进东边深山老林里隐藏起来。初时，海城县衙还虚张声势地到处张榜缉拿，后见张有财遗族均是孤儿寡妇，便不了了之。多年以后，王二也没有归案。
张有财死后，乡里集资买了一口薄板棺材，当地人们管这种四块薄板的棺材叫“狗碰”，就地埋在河边的土岗子上，草草成殓。这一年秋季，辽河下游发大水将棺材冲走，后在附近荒郊发现这口薄板棺材，系被一小土岗搁浅，棺材前有几棵高粱挡住。此处是无主之地，再加无力搬运，便埋在此处。
张作霖是张家最小的男孩，所以极受张有财夫妇的宠爱，家里人常称他为“老疙瘩”，村里人喊他“张老疙瘩”。“老疙瘩”是东北农村对家里最小男孩子的一种亲昵爱称，意思是“老儿子”。
张作霖出生在北小洼村，距离海城县城90里地，现在属于辽宁省大洼县。北小洼村，是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村落，在村东头咳嗽一声，在村西头都能听见。张作霖家对门有一家姓鲍的邻居，家里比较富有。老鲍家是后搬到北小洼村的，他家曾经住在海城县西桑林子。鲍家有个儿子叫鲍贵卿，比张作霖大好几岁。鲍贵卿小时候，他妈没奶，就吃张作霖母亲王氏的奶。张家生活有困难，鲍家经常给予接济，所以两家关系很是融洽、亲近。别看鲍贵卿比张作霖大，可处处都听张作霖的。这大概是出于大的理应让着小的，但更主要还可能由于张作霖从小就有称王称霸的强烈欲望的缘故。
儿时的张作霖机灵贪玩，整日在外摸爬滚打，上房揭瓦，下河摸虾，爬树偷梨，掏鸟窝捡蛋，什么淘气的事都干。他更喜欢争强好胜，常常把同村的小孩子组织起来，喊道：“你们听着，我是‘大王’，你们都是我的兵。谁要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打谁的屁股。”他们在一起玩跑马城，玩老鹰捉小鸡，玩扔砖打瓦，玩攻城夺寨的战斗，玩得兴高采烈，乐此不疲。无论比他小的还是比他大的，都让他管治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如果有不服的，就拳打脚踢，把人家打得鼻青脸肿。被打孩子的父母就找到老张家去，说：“看看，张老疙瘩把我儿子给打的。”于是，张有财夫妻俩就只好当着邻居的面骂他一顿，或者踢两脚。但是，张作霖总是不服，嘟囔着说：“谁让他不管我叫‘大王’？”
后来，张作霖家又先后搬到叶家铺、栾家堡子和驾掌寺村。在驾掌寺村住的时间比较长。驾掌寺村比北小洼村大一倍，不仅房舍多、街道多，村里的人口也多。张有财出去赌钱，张作霖有时候也跟着，什么玩纸牌、推牌九、押宝盒，都见过，也都摸过。有时他会自言自语地喊：“前杠对大天，后杠皇上，我通吃！”
不跟他爹去赌博的时候，他就领同村小孩子去玩掷骰子游戏。谁先掷、谁后掷，谁的点大，谁的点小，都听张作霖的吆喝。不管他家搬到哪儿，他都是小“大王”。后来，他成了雄霸一方的大军阀，可以肯定地说，这与他小“大王”的性格是一脉相承的。
父亲猝遭横祸死后，张作霖的大哥作泰又得痨病(肺结核病)死去了。母亲王氏靠做针线活，养活二子一女，苦度艰难的岁月。年幼的张作霖想找小朋友玩，可大多都已上学，只剩他一个人，孤苦伶仃怪可怜的。
一天，他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一家私塾馆前面，这是鞠家铺杨景镇开的私塾馆。杨景镇是晚清举人。私塾屋里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什么“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啊，“人之初，性本善”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啊，还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些杂七杂八的声音，好像组成了一出大合唱。这声音紧紧地揪住了张作霖的心，他知道这是读书。自己多想读书，可是不行啊，爹死了，没人供啊。他沮丧地低下了头，想赶忙走开，但又舍不得拔开腿。后来，他索性用舌头舔破窗户纸，用一只眼往屋里瞧。只见自己的好朋友石锁、铁柱和秃子都在，他多羡慕他们啊。屋里念一句，他就跟着学一句，就这么着，他偷学了不少天。
有一天，杨秀才让秃子背书，背的是《三字经》。当背到“融四岁”这地方时，秃子怎么也想不起下面的了。也不知是急的还是吓的，出了一脑门子汗，老师开始打他的手心了。张作霖替秃子急，就念出了“融四岁，能让梨；黄九龄，能温席。”杨秀才一愣，扔下板子到外面一看，原来是个长得虎头虎脑、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问他姓什么叫什么，看他伶俐，又问：“你愿意跟我念书吗？”
张作霖不说愿意，也不说不愿意，就说了两个字：“没钱。”
接着秃子、铁柱他们替张作霖补充，说他爹他哥怎么死了，家里怎么苦。杨秀才听罢说：“我不要你钱，你白念好了。”
有一天，杨秀才教张作霖认“祸福由之”这个词，恰好同村的姜爷爷也去了私塾馆。杨先生先教张作霖念了“祸”字，在教第二个字的时候，张作霖不认识，姜爷爷在旁边插了一句：“‘祸’的反面。”张作霖接着就念“福”。姜爷爷和杨先生都一惊，认为这孩子脑子反应快。
就这样，在杨景镇先生的关怀下，张作霖读了3个月的书，这成为他一生文化的基础。后来，他能用毛笔写大字题词，全靠这3个月的启蒙教育。他最爱写的字是“天理良心”，连奉票的版面上都有他题写的这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