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军压境，咄咄逼人的形势下，北京政府内阁总理王士珍被迫辞职。冯国璋不得不屈服，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3月23日段内阁成立后，北京附近的奉军开始南征，分别进驻湖南、湖北、福建、河南、陕西、河北各省。张作霖之所以南征，并不想参加实战，而是要从中获得军费、武器和增强实力，如此而已。
不料，由于北方南征军在湖南战败而形势骤变，徐树铮打算接替曹锟，亲任总司令，策划将奉军开往第一线决战。这还不算，徐树铮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人，他要借机抓自己的枪杆子。他和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杨宇霆商量了一阵，就背着张作霖秘密编练了4个补充旅的新兵，说是用奉军淘汰的枪械装备，实际是奉军武库中最好的装备。他把这4个旅放在洛阳和信阳两地训练。此外，徐树铮还以奉军的名义代领军费515万元，奉军实收只有180余万元，绝大部分用在编练参战军和新国会的选举上。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让奉军前敌湘西司令张景惠知道了，他就向沈阳拍密电，要求回奉面报军情。张作霖照准之后，张景惠于9月回到了奉天，添枝加叶地报告了徐树铮要取代奉军，编练4旅及要让奉军参加决战的紧急情况。张作霖一听火冒三丈，刻不容缓地向京奉铁路局要了一列专车，带着一团卫队，星夜赶到天津。
徐树铮和杨宇霆以为张作霖来又是例行公事，待几天又得回奉天，所以都赶来参见。哪知他们一进门，带来的几个马弁就被张作霖的人给缴械了。
张作霖把眼一瞪：“徐树铮，杨宇霆，你们还敢来见我！”
“老将，您这是？”徐树铮、杨宇霆不免惶惑起来。
张作霖先不说4个旅的事，而是说：“小徐呀，我这次来是要查查你的账。”
“账？”徐树铮心里一惊。
“啊，账！军费、军火账。”张作霖说的声音不大，可一字字都像刀子一样直扎向徐树铮的心窝。
徐树铮看了看杨宇霆，见他默不作声，就壮着胆子说：“怎么，老将你这是不信任我小徐吗？我可没少给你们奉军卖力呀。”
“你少来这一套。我问你，在洛阳、信阳那4个旅是怎么回事？说！”
“老将，我们准备训练好了，再向您报告。”杨宇霆把“报告”两个字说得很重。
“报告？哼，我要不问，你们一辈子也不他妈会报告。”张作霖又盯了两人一眼，杨宇霆的脑袋耷拉了下来，徐树铮的脖子还在梗着。张作霖恨不得一枪把他们毙了，但又觉得不能莽撞，就说：“看在芝老(指的是段祺瑞)的面子上，我不要你们的命，可你们在奉军里头也就算干到头了，从今天起，请另谋高就吧。为了给你们点儿面子，明天在报上先发个辞呈。”张作霖和徐树铮的关系从此破裂。
第二天，京津各报上就登出了消息：徐树铮已辞奉军副司令职，由孙烈臣继任；杨宇霆辞去奉军参谋长职，由秦华升任。
1918年8、9月间，由安福系操纵的国会进行正副总统的选举。由于直皖两系军阀互相争持，段祺瑞和冯国璋一起下台，北洋文治派的元老、64岁的徐世昌当选为总统；副总统一职由于各方面的钳制暂未选出；张作霖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这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南北停战议和呼声甚高，徐世昌对北军各前线部队下达了停战令。11月，张作霖以抵制苏俄赤化为名，名正言顺地将南征奉军全部撤回关外，奉军第一次入关宣告结束。
张作霖此次助段出兵，虽然没当上副总统，但北京政府却任命张作霖为东北三省巡阅使。张作霖便利用这个身份展开了对吉林省的夺权行动。
这时，张作霖的兵力大增，有了4个师，7个混成旅，已经昔非今比了。他以东三省巡阅使名义，电告大总统徐世昌，说孟恩远处理吉林财政失当，滥支军费，坐观胡匪滋扰，请以鲍贵卿调任吉林督军。同时，他又给孟发去一封公函，暗示他应自动辞职。北京政府迫于张作霖的压力，发表了调鲍贵卿为吉林督军，孟恩远调充惠武将军的任命。
吉林督军署参谋长高士傧大怒，赶忙把军队部署在长春、农安、伊通一带吉奉交界处，宣布独立。张作霖也不甘示弱，借北京政府的名义发布讨伐吉林逆军的命令，派孙烈臣为总司令，分四路向吉林进军。奉、吉双方剑拔弩张，松辽平原上的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就在这时，日本人又帮了张作霖一个大忙——发生了宽城子事件。宽城子是长春的原名，所以宽城子事件又叫长春事件。为了对抗奉军，吉军第三旅(旅长高俊峰)步兵二团从哈尔滨开到长春，暂在长春北郊二道沟界内一片空地扎营，并设了警戒线，禁止非本部队人员通过。日本南满铁路职工木村要强行通过警戒线，被高部士兵殴打一顿。接着日本驻宽城子对俄出兵，大队部副官隅天率兵来报复，被当场击毙，另外高部吉军还打死了18名日本兵。一向横行不法的日本人哪受得了这个，上自日本驻北京公使，下至日本驻长春领事纷纷抗议；同时又出动日本军队。并向孟恩远及高氏兄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驻二道沟巡警全部撤退，吉军除限定少数部队外，一律撤离长春附属地30华里以外。此后中国军队进入长春附属地30华里以内，须经长春方面日本领事馆同意……
张作霖得知发生宽城子事件，即严令奉军官兵不准外出，不准介入，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企图坐收渔人之利，想借日本人之手达到驱逐孟恩远，夺取吉林的目的。所以，张作霖非但不向日本抗议，反而发出自我谴责和保护日本军警商民的训令：“以保全邦交为第一要义，对侨居我国之各国国民皆有保护之责。”
面对日本政府的警告，北京政府惊慌失措，决定满足日本的要求。北京政府7月23日下令，以高士傧擅自调集军队进驻长春，挑起事端为由，免去他的师长职务；以孟恩远督军不利，致使军纪涣散为由，责其速将督军职务移交给鲍贵卿。
当时吉军虽然处境不利，但高士傧等仍不甘屈服，声言“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讨伐奉军”。可是，吉军内部也矛盾重重，在张作霖的长期收买下，步兵旅长诚明逃到怀德县黑林子镇，率部下通电讨伐孟恩远。
孟恩远见大势已去，急得腮帮子也肿了，牙也疼了，嗓子也哑了。没办法，他只好一面规劝高士傧停战，一面给张作霖打电话求和。张作霖在电话里说：“我个人没有意见。一切都是中央的命令，我没有办法。总之，不退是不行的。”说完就把电话撂了。
第二天，孟恩远又通了一次电话，张作霖不耐烦去接，让张作相代表去接，指示孟：具体安排交接的办法和鲍贵卿直接去商议。最后，孟恩远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天津故乡去了。从此，张作霖当上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张作霖终于升任东三省巡阅使，不久又一度兼任蒙疆经略使。正当他踌躇满志，两眼盯着中原大地的时候，熙洽特来进言。这时熙洽的官衔是巡阅使署少将参谋处长兼蒙疆经略使署军务处处长。
熙洽小心翼翼地说：“大帅，我以为咱奉军不参加国内政争为好。”
“为什么？”张作霖露出了不快。
熙洽好像没察觉，继续说：“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时，应天就是现在的南京，有个叫高升的儒生，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终于成就300年帝业。我是担心‘出头的椽子先烂’啊。”
听熙洽拿朱元璋和自己比，张作霖刚才冲到脑门子的气，平了下去，不无自豪地说：“你还真不明白我的脾气，我就是要当出头椽子。依你看，咱们往哪发展合适呀？”
熙洽不假思索地说：“应全力经营蒙疆。目前外蒙正是多事之秋，各派力量都还没达到。我们正可乘虚而入，使蒙疆和东三省连成一片，待时机成熟，再图进取，必可大有作为。”
张作霖寻思了一会儿说：“嗯，你说的也有点儿理。不过蒙疆荒凉，地瘠民贫，听古人有句话：‘瘠地桑麻种不生。’我看还是中原肉肥吧。”
后来，段祺瑞让他的心腹徐树铮做西北筹边使，笼络了外蒙活佛和王公，张作霖才有几分悔意。
1919年11月，张作霖在沈阳大办筵席，不是宴请达官显贵，也不是宴请名流士绅，而是宴请四乡农民老人代表。他不为别的，一为收买人心，二为洗刷“红胡子”的臭名。当时奉天省署明令各县迅速推选代表，代表的条件特别强调要举那些与“官场社会无联络者”，也就是要保荐那些真正与官场无涉的，而且年龄在60岁以上的普通农民。各地名额分配是：大县8人，中县6人，小县4人。当时辽宁共有70余县，总计选出代表300余人。
11月10日是农民代表报到的时间。这一天沈阳市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张作霖对这次宴请农民代表非常重视，不仅热情接待，安排得也很周到。凡来报到者，统一分配到沈阳的亨昌、聚隆、鼎昌、普升等几家有名的客栈居住，每天都派专员到各客栈安排食宿，问候起居；无论官商，没有敢怠慢的。
11月14日，以张大帅名义下请柬，招请各县农民代表到奉天省公署赴宴。参加宴会的还有黑龙江、吉林、奉天三省的督军、省长及省议会等各文武官员。席间张作霖除向各位祝酒外，还发表了即兴演讲。其要点有：减轻人民负担，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注重实业；告诫各位乡老要管教子弟，切莫吸烟，禁打吗啡，以期弭盗息讼，共维治安……农民代表听了无不动容，被感动得连呼：“中华民国万岁！张大帅万岁！”
山珍海味流水般地端了上来，四乡的老人哪见过这个。在平时只有碰上谁家办喜事，他们才能吃上一顿八碟八碗的乡下席。“碟”是炒菜，“碗”是炖莱，怎能和这样的席相比，别说没看见过，就连听也没听过。他们傻了眼，谁也不敢动筷。张作霖一个劲儿地让：“吃，吃啊！”大家才开始吃起来，但吃得很拘谨。一边吃，张作霖一边唠自己也是庄稼人出身，过去如何如何苦，现在又如何如何忙，想和乡亲们近乎近乎，可又没有空。经他这么一说，席面上才渐渐热闹了起来。
一看气氛和谐了，张作霖就问：“我想听听乡亲们对我的看法，对我的军队的看法。”
这当然招来一通赞颂的话：“从打有了大帅，日子好过了。”
“从庚子年算起，总是兵荒马乱，现在市面太平了。”
“自从大帅督奉，咱奉天就年年风调雨顺。”
“有大帅在，是咱奉天人的福气。”
不过，有一个老人不知深浅，说了一句话：“奉军哪样都好，就有一件事不好，就是‘打粳米，骂白面，不打不骂，高粱米饭’。”他说的粳米，是一种旱稻米。张作霖不知他讲的是怎么回事，也就没往下问。
散席后张作霖问马弁：“那老头讲的是什么意思？”马弁告诉他，派出剿匪的军队一到乡下就不愿意吃高粱米饭了，要吃粳米饭和白面，老百姓不给，就打、就骂；一打一骂就能吃上粳米饭和白面了。
张作霖一听，火腾地就上来了，马上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他拍着桌子骂：“妈拉个巴子！你们拍拍良心，我哪点亏待过你们。别人家军队扣军饷，我扣过吗？不但不扣，我还总不断地赏，每个月我连马嚼子钱都给你们发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到乡下去打粳米，骂白面呢？你们这是尽吃老百姓。往后不能再打老百姓，再有这事儿，我就枪毙你们。”
此后，奉军在关内的军纪仍然很坏，不过在关外却比较好了。这或许是因为张作霖守着“兔子不吃窝边草”的绿林老规矩，或是因为宴请老乡起了作用的缘故。不管怎么说，在旧中国北洋军阀统治时代，像张作霖这样把农民代表请进省城，同桌共饮的，是其他军阀都办不到的，在旧中国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