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此时关内的奉军仍陷于节节败退的被动局面，在同联军作战中不断损兵折将。孙传芳趁机再次发动猛攻，于11月8日占领徐州，将奉军赶到山东境内。11月15日，出于策略考虑，国民等与奉军签订“和平条约”八条，规定在北京成立两军办事处，国民军从北京撤退，奉军从三河撤退，奉军将河北保定、大名让给国民军驻军。孙传芳原本打算一鼓作气继续北进扩大战果，但当他看到吴佩孚等并未进攻奉军，而张作霖也已同国民军停战，逐渐稳住了阵脚，便停止追击，率部高奏凯歌返回杭州。反奉战争至此结束。
从此，孙传芳以闽、浙、赣、苏、皖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头衔统治长江下游五省，形成直系军阀的一支独立的势力。奉军在江南的势力也由此遗失殆尽。
奉军在江南战败后，正当张作霖忙于收拾残局时，不料后院起火，发生了郭松龄叛变事件。
郭松龄反奉，滦州起事，枪杀姜登选。张作霖仓惶应付，双方集结重兵，决战巨流河。这是奉军的内耗，“骨肉相残”，损失巨大，也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流毒弥深，影响深远，这是谁也始料未及的。我们不妨来看看原东北军将领王之佑先生对此事件的描述：
我原籍辽宁，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曾在陆军第二十七师军官团担任战术教官，因而认识一些旧东北军官，尤其和张作相、阚朝玺等有乡亲关系。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后，我由王承斌推荐(我原任直军总司令王承斌的参谋长)，接受镇威上将军公署军事顾问名义，回到沈阳。1925年秋，张学良嘱我偕同参谋鲍文樾、副官姜化南、秘书朱光沐等，办理驻奉办公处(即所谓少帅办公处)事务。正值孙传芳率五省联军，赶走了苏督杨宇霆、皖督姜登选，而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的国民军，又企图乘机夺取直鲁地盘。旧东北军为援救李景林、张宗昌，乃决计出兵关内。一个月间，出动5个师，进驻关内，其先头部队张廷枢团已达德州。
郭松龄这时，以东北军参观团长名义，率领十数名军官去日本参观秋季演习。据高纪毅说，郭的反奉主张，在东京某旅馆内曾向他们表示过。那时郭的意图，是谋取东北政治、军事的革新，主张排除以杨宇霆为首的日本留学生，而代之以国内学生，要老张退位，而代之以小张(指张学良)。我们在郭松龄回沈后，就听到他说，东北的事都让杨宇霆这帮留学生弄坏了。这次杨(宇霆)、姜(登选)、邢(士廉)在苏、皖、沪的失败，给东北造成巨大损失，要想挽回东北颓势，非“清君侧”不可。这就是一般人认为是郭松龄反奉的近因。至于郭松龄反奉的远因，还有两个，其一，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郭松龄曾擅自由九门口撤退，致吴佩孚军乘隙深入，赖姜登选急调丁超和于琛澄两旅添防，才免于全线崩溃。其后虽由张学良亲临劝阻，再入火线，最后战胜。可是姜登选曾电告张作霖，要求对郭松龄加以军法惩办。这个原因，由后来郭松龄在滦州捕杀姜登选事件上，可得佐证。其二，是在武昌起义后，张作霖在沈阳帮助赵尔巽反对奉天人民响应革命，曾有一次“杀秃子”的残酷罪行。当时郭松龄从四川回沈，因已没有辫子，就被汤玉麟部下捕去，赖高纪毅等援救，免于填河。这个仇恨，郭是永记不忘的。总之，郭在日本东京既有所表示，他回国后，就要有所进行，这是不用怀疑的。
我适在郭氏回沈当时，由吉林督军兼第五方面军军团长张作相处调走，改任第五方面军军团部参谋处长，即去山海关就任新职。郭松龄兴兵反奉，我是奉军中的一个先锋。兹就我在第五方面军的经历过程，叙述于后，遗误之处，尚希有关人士补充订正。
1925年10月初，我来到山海关的天泰栈，向第五方面军参谋长毛遇风报到，我们就同在一室食宿办公。当我同参谋关成山、赵毅等接洽后，知道第五方面军当时的编成、配备、任务是这样的：
军团长张作相，下辖第十一军和第十二军两个军。
第十一军，军长由张作相兼任。指挥着汲金纯师，两旅分驻在昌黎县到留守营；于琛澄骑兵师(欠一旅)，赵芷香旅驻北戴河；第十五师，师长由张作相兼任，李杜旅驻山海关，李桂林旅驻绥中县，炮十团和工、辎营均驻山海关，其骑兵第十一团驻秦皇岛。以上是由吉林军作主力编成的。
第十二军，军长由热河都统阚朝玺兼任。指挥着热河省部队约三个师，配备在热河省承德、滦平、隆化各县长城线上，准备向长城进攻。
当这时，前方尚未接触，情势颇为安定。张作相在我到任后第四天，来到军团部，还嘱咐我们，要抓紧时间完成战斗训练任务。经过三四天，他忽接张作霖电召，令速回沈阳开会。张作相临行时，曾召集于琛澄、毛遇风、王之佑、李杜和十五师参谋长张集贤5人，说这次沈阳会议，有息战的可能，嘱咐我们要协力负责，静待好音。他是抱着欢迎息战的心情，回到沈阳去的。
过了两天，适值重阳节，我们要去登高。稽查列车的宪兵队长，照例拿着记事簿向我报告，我阅过签字后，他走近我身边小声说：“还有个重要消息，未敢填入。”我追问，他才说：“据自滦州来一宪兵说，郭军长把姜督办扣留了。”我回想到姜、郭二人向有宿怨，认为这个消息事出有因，乃告以这是重大事件，暂时守密。但我想应立即设法探明真相，遂与毛遇风商议，立遣第三方面军团联络参谋薛式如回滦州探听。这是因为薛是张作相的同乡，又与我有私人交谊。
薛行不久，李杜来约我们去秦皇岛，毛不去。我二人又同去约于琛澄，见有20年不见的老同学王文璞在座。他是国会议员，由吉林回北京，中途下车来看于琛澄的。于遂说：“会轩(王的别名)要登角山寺，我陪他去，你们去秦皇岛吧！可是今晚我做主人，欢迎你，并欢送他，请都在我这里吃饭。”于是只有李杜同我去秦皇岛了。我们登上秦皇岛，正遥望间，忽见一列兵车向山海关驶去。事出意外，颇觉惊疑，因而立即返回军团部。
我们回到军团部，询知兵车载的是步兵第十九团的队伍，现已出关，但团长张廷枢不在兵车上，事先第三方面军也无通报，开向何地也不明。后来才明白，这是郭松龄利用张廷枢是张作相次子，先遣这一团混出关去。我们立即命令宪兵队长和担任车站警备的军官，对于通过的列车，要检查后才准放行。我三人随即去于琛澄师部赴晚餐。
下午3时许，我们正在于琛澄处欢宴畅谈中，得到车站军官报告，从滦州又来了第二列兵车，车中旅长姓魏。我们判定这是炮二旅旅长魏益三，他是我的前期生，私人交谊好，因而派我的副官王沄去站迎接，请来会餐。不久，王回报称，没有魏旅长。大家正在迟疑间，忽来电话报称：魏旅长强迫开车，已向关外行去；同时有一列客车到站，也开向关外去了。这时，军团部副官长高齐栋来电话说，有赵恩臻师长的孙副官到军团部求见大帅(指张作相)，请我们回去。李杜的副官也来报告说，齐恩铭师长的儿子齐家祯在旅部要见李旅长。我们三人立即辞出。
当毛遇风同我入室时，见到一位身材高大、年逾半百的老校官，面色苍白，惊魂未定的样子，突然问我们说：“你们都是大帅的近人吗？”我们和颜悦色地回答说：“当然罗！要不是最亲近的人，怎能将重大军事托付我们呢！”他忽然如见亲人一般，眼中含泪，说了一句“郭鬼子反了”，就痛哭起来。我把手帕掏给他，扶他坐下，说：“老大哥你擦擦泪，镇静镇静，把这件事好好想想，详细告诉我们。”良久，他又只说了一句话：“师长临别时，就告诉我这句话。”他接着才说，他是随着赵师长到滦州开会的，郭松龄在火车中召开会议，周围警戒森严，不许他们上车去。开会不久，就见裴(振东)师长、齐(恩铭)师长、高(维岳)师长和他们的赵师长，均被持枪的卫兵押下车来。因为赵师长行在后列，他赶上前去，赵师长回头向他说：“你快去山海关见张辅帅(指张作相)，说郭鬼子反了。”于是卫兵们将各师长押走，将他们驱散了。后来由天津开到一列客车，他就赶来报告。我们又询问了几个问题，他均不能回答，乃令副官长将他留在副官处服务，妥为照顾食宿。紧接着李杜来说，齐家祯奉他父亲齐恩铭命，前来告密，所谈情节大致相同；只对扣留姜登选一事，说是出在昨天，并且姜已被郭松龄枪杀了，灵柩停在滦州城墙根下。
根据以上情报，我们判定是郭鬼子反了。由毛遇风主持，立即召开五人会议，当即决定：一、全军向绥中集结，预定在六股河左岸防御；二、派遣参谋乘机车给汲师、赵旅、陈团送命令，令步炮兵乘火车，骑兵乘马输送；三、向军团长电报；四、驻在山海关各部队，立即准备出动。
但是当这个命令发出后，紧接着警报传来，魏益三率步兵两团，已在万家屯布置阵地，遮断第五方面军退路，并将电报线切断，山海关与奉天间有线电不通了。于是我们急令无线电台赶快联系，又召开第二次五人会议。这次会议提出先抗战再撤退问题，一时很难决定。适炮十团团长穆纯昌，也因炮弹原是火车运来的，尽辎重营所有大车也难全部运走，来向军团部请示办法。他也从旁同意先抗战，于是同意这个提案的，有了四个人。这时又传来汲师电报，从滦州开出的第三列兵车，已驶过昌黎。我们处在两面夹攻之下，于琛澄始说：“五个人会议，你们三人(指王、李、张)既然同意先打，那就少数服从多数吧！”他又说，“可是打出乱子来，咱们要五人负责。”这是因为他不是张作相嫡系，心里有顾虑。
我们乃立即分配个人应分担的任务：一、王之佑指挥张作舟的步兵第二十七团，在山海关车站解决西来的第三列兵车；二、李杜指挥邢占清的步兵第三十九团，在山海关外防御在万家屯的魏旅进攻；三、于琛澄指挥刘宝麟的步十团，在石河桥附近防止滦州再来的兵车；四、毛遇风和张集贤指挥辎重、工兵两营，掩护军团部和师部人员撤退。并命令穆纯昌，将炮弹装上大车后，即率炮兵主力配属李旅，迎击从万家屯西犯的敌人。命令传达后，我们遂分头执行。
1925年农历的九月九日下午6时，我们的无线电台开始通信，随即将当时情况报告张作相。又过20分钟，郭军的第三列兵车驶进山海关车站停车(铁路未破坏，只是前方加了障碍)，宪兵队长上前询查，知是步兵第十八团。我立即请杨团长下车相见，迟迟许久，来了中、少校军官各一员。我立即认出中校是张国贵，少校是庞营长。他们初而还是气昂昂向我质问为什么迫令停车。我问他们，你们受谁的命令撤军，要撤到什么地方去，任务是什么？他们不能回答。我再逼问一句：“是要到万家屯下车来打第五方面军吗？”他们哑口无言了。我就开门见山地把郭松龄造反、魏益三的军事行动告知他们，又说明第五方面军为自身安全计，为东北大局计，已采取了抵抗办法，并向二位张军团长发电报了。现在就请贵团放下武器，下车到铁路饭店休息，待张军团长到来，再归还原建制。双方缄默好久，张国贵才说：“请老同学留点面子。”我体会到，这是不再抵抗了，同时还要避免缴械的形式。我立即向张作舟说：“巨川(他的别名)，给他们麻袋，由每连自将枪拴卸下，装入计数，签上封条，以便将来原封交还。军官手枪和轻重机枪也同样装好，由你们接收过来。空枪和子弹，由他们自行携带。”双方即上车办理，在武力威胁下，步十八团全团交了武器，按营连顺序，下车进入铁路饭店。我派工兵营长负责，招待食宿，夜8时许，始告结束。
我们这里刚把郭军第三列兵车解决了，昌黎汲师又来通报，说郭军第四列兵车，又通过昌黎驶向山海关。到夜11时，忽闻石河方面，火车汽笛长鸣，步枪机枪声音大作，这是于琛澄对第四列兵车的行动开始了。约过两小时，激烈枪声才息，零星枪声渐远。这时李杜来了，说关门外一夜不见魏旅行动，据探报是正在构筑阵地。于是我们同毛遇风三人，又到于的师部，得知这列兵车，是由旅长刘文清率领的一团部队，来围缴十五师军械的。在于琛澄的预行布置下，车过石河桥，进入货车道，就脱轨了。因而双方引起战斗，对方死伤十余人，全团大部缴了械，刘文清率一小部逃走，这个第四列兵车，至此又被解决了。当时山海关车站的冲突，对于市民来说，只是受了虚惊。到东方微明，商民照常营业劳作，平静如旧。
次日，官兵暨俘虏们开始晨炊的时候，我们已买到豆汁火烧，边吃边谈地商定下一步的行动，决定：一、于琛澄仍率刘宝麟团扼守石河桥，阻止敌军东进，并指挥工兵营主力担任管理俘虏和市内治安；二、王之佑率张作舟团沿铁路出关加入邢团右翼，阻止魏旅西进。商定之后，我们乘马到关门外罗城巡视各部撤退准备后，我同李杜随即到穆团团部共商进攻当面敌人的办法。
魏旅在一夜间，除在万家屯西面高地上构筑阵地外，别无行动。当次日早7时张作舟团加入右翼后，才引起他们的射击。但双方距离进入千米以内时，仍是依据工事对峙，这就使魏部处于被动地位，给我们创造有利的主动条件。我们商议结果，穆团分出刘玉昆的山炮营归我指挥，随即向威远城后方进入阵地。早8时许，我到了威远城，察看当面敌情，约计一团以上。便在海滨山顶上构筑重机枪掩体，不断集中火力向张团刘汉武营射击。后来判定敌人主力是在其左翼，山炮开始射击时，就将其左翼重机枪火力压倒，使刘营逐步前进了400米。时交正午，得于琛澄电话，骑兵十一团已到达石河，我又同李杜商定，令这个团自张团后方前进，准备从海滨抄袭。又过1小时，李杜来威远城，遂决定从右翼反攻。这天下午2时，陈锡九率骑兵第十一团，从海滨向敌左后方奇袭；张作舟率步兵第二十七团，开始向当面敌人冲锋；我同李杜在刘汉武营后面前进。在穆团炮火协助下，我方一举突破敌人防线，魏旅官兵纷纷溃退。当我们追到高地棱线时，遥见万家屯车站，有乘马的三四十人，零乱地向西北山边驰去。我们判断这是敌人的旅团长们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