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帅之死
1928年春，奉军面临的形势甚为严峻。蒋介石和日本达成协议。蒋任北伐军总司令，汇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四个集团军，北上讨伐张作霖致使奉军节节失利，这是压力之一。其次是张作霖在年初与日本订立关于在东北修筑五条铁路的借款密约，因日方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张对这项密约没有爽快地答应，并附加个条件，须在一年之内同地方政府商定后才有效。日本方面主张把这项密约，作为政府间的正式协定，张坚决不允。日本对此大为不满。日本公使芳泽昭示张作霖，如果铁路能够圆满解决，日本支持张的地位不变。芳泽在5月17日会见张作霖时又警告：“当战乱发展到京津地区，其祸乱将及满洲之际，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不得不采取有效措施。”又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你对此应负一切责任”。面对芳择的威逼恫吓，张作霖勃然大怒，由座上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地向地下一摔，折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指张宗昌杀日侨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个巴子的，岂有此理！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种叫咱们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他说完之后扔下芳泽不管，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虽然当晚谈了四个小时，但芳泽一无所获。
5月25日，张作霖通过外交总长罗文干答复日本照会：“于战乱及于京津地区，影响波及满洲地区时，日本将采取措施，中国政府断难承认。东北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最后并告诫日本说，“深盼日本政府鉴于济南不祥事件之发生，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指置……”语气强硬，对日表示不屈。之后，奉军鉴于处境日趋不利，张学良、杨宇霆也“劝老将回奉”。张作霖知大势已去，5月30日下总退却令。6月1日张作霖接见外交及北京绅商法团代表话别，并应北京地方要求，派鲍毓麟率兵一旅，留在北京维持治安。命许兰洲将“陆海军大元帅”之印、旗、国务院印信，外交部重要档案运往奉天。2日发布出关通电，声言退出北京后，政务交国务院、军事归军团长负责，此后国事听国民裁决。通电中称：“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受整顿所部退出京师。”
在离京的前几天，日本又多次派人对张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张作霖软硬不吃，日本人下定了除张作霖的决心。1928年6月3日凌晨两点，张作霖一行由中南海的前门火车站，登车返奉。车是慈禧太后坐过的花车，张乘坐的八节车厢居列车的中间。一同上车的有潘复、鲍贵卿、莫德惠、刘哲、张学曾、岳夫人等，寿夫人坐压道车先走一步。潘复、鲍贵卿坐在前节蓝皮车厢，到天津就下车了。专车到山海关，等在那里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登车，进入车厢晋见张作霖，说代表东北各界迎接大帅回奉天。6月4日清晨，专车到达皇姑屯车站，张景惠、刘尚清在那里迎候，并说其余家人和文武官员都在奉天新站等候。仅有张景惠一人登车随行。专车离开皇姑屯车站，八车厢仅有张、吴和温守善，行至三洞桥，轰隆一响，飞沙走石，把车厢炸碎。吴的脑袋被扎进一个铁钉，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路基三丈远，温守善被破木板铁皮和沙石埋住，醒来后顾不得疼痛，来到张作霖跟前。张作霖当时没死，只见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往外流血，满身血污。温掏出一个绸手绢把伤口堵上，然后和张学曾一起把张作霖抬到赶来接张的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的汽车上。张作霖当时神志恍忽，但还能说话。他问：“逮住了吗？”温诳说：“逮——住了。”又问：“哪的？”温说：“正在审问。”过一会儿张说：“我到家看看小五。”接着又说，“我尿一泡尿，尿完我就要走了。”同车的校尉高其祥受伤，会计高维周骨头炸碎，伤势较重，岳夫人脚被炉火烫伤。
张作霖被抬到帅府小青楼，这是寿夫人住所。寿夫人、医官等人找药的找药，扎针的扎针，用大烟喷、灌白兰地，都无济于事，张作霖终因伤重流血过多不久断气了。在张奄奄一息时，还对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恐伯不行了，叫小六子(张学良)快回奉天。”寿夫人等号啕大哭，臧式毅从旁婉言相劝，仍是哭声不止。还是寿夫人老母王老太太久经世故，颇有见识，马上阻止说：“这是什么时候，哭个没完，不要因小节误大事。”于是寿夫人止住悲啼，张罗丧殡寿衣。死后穿的黑地金线绣龙的袍褂，帽子前齐后圆，带穗，寿材是府内早存的阴沉木，从兵工厂调来两位老木匠，日夜兼程打制寿材，吃住在帅府，不准回家。寿夫人、臧式毅商议：一方面继续封锁消息，密不报丧，以稳定大局；另一方面速报张学良商议后事。于是府里谢绝一切往来，凡知情人员均嘱保密。就连在救治张作霖现场的小河沿盛京施医院院长雍大夫(英籍)，也被军医处长王宗承诚恳地嘱咐说：“这件事关系太大，希望你严守秘密，如有人问时，千万不能说大元帅已死，只能说负伤罢了。”雍氏为人很老实，当英国住牵总领事问他时，他按照王处长的嘱咐严守了秘密，雍氏因此也丢了院长的职务。此事做到守口如瓶，滴水不漏，外界不知张作霖的死活。其间，日本町野顾问找到刘尚请省长探听，刘省长对他说：“大帅精神很好，能进软食。”日本的松井、本庄繁、荒木等也派人过问，得到同样回答。
1928年6月4日，是张学良27周岁的生日，张作霖离开北京三、四方面军团部没定最后撤离时间，送走张作霖后，杨宇霆、孙传芳提议搞一小型聚合，以示庆祝。这天上午10时左右，杨、孙和军团部高级人员及张的少数亲友聚在张的中南海住处万字廊，正在这时得知张作霖的专车被炸，本人受伤，来客遂不欢而散。当杨离去后，屋里只剩下张与刘鸣九，张低声说：“老将不在了！”随即泪如雨下。张学良遇事不慌，对外一切平静如故，三、四军团的其他人只知大帅有伤，不知大帅亡故。
“再见”风波
张作霖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原来一字不识，后来官做大了，要看公文、批公文，才逼着学文化。先学“画行”。“画行”是什么呢？就是旧社会官场办公文，都是由秘书拟稿，主官审批，如果同意，就在上面画个“行”字。为什么说是画呢？因为过去当大官的，对这个“行”字都非常考究，不但要写得有力，写得好看，而且要别人假不倒。说是画，也确实是画，一般有“虎头行”、“白鹤行”、“竹叶行”三种，就是把“行”字画来和这三种东西相像。张作霖的“行”字，也练得很好，刚劲有神，根本不像个文盲大老粗写的。
日本驻沈阳总领事经常到张作霖处暗谈，告别时常用中国话说：“谢谢。”张作霖心想，自己也应该用日本话说声“再见”才是，便叫翻译官教他几句日本常用语。翻译官教他说：“阿里噶斗”是谢谢；“撒约那拉提”是再见；“巴个押路”是马、鹿、虎、狼，骂人“禽兽、混蛋”。张作霖都记住了，不过最顺口的是“巴个押路”。他也常常用这句日语来骂自己的佣人。一天日本总领事又来会晤，张作霖送他到台阶上，日本总领事又说“谢谢”，张作霖一听机会到了，赶忙想用日语说声“再见”，岂知脱口而出的却是“巴个押路，巴个押路”，连说了两遍，张作霖自以为很得体。但日本总领事听了却很惊诧，他后来费了很多周折，才找到张作霖的翻译官，央求他询问一下张作霖为什么骂他？翻译官对张说了，张起初说是没有骂过，继而一想当时确是用的“巴个押路”。便叫翻译官转达日本总领事，他当时是想用日语说“再见”，哪知说忙了，说走了嘴，把“撒约那拉提”说成“巴个押路”了，这句错话他撤销，并向日本总领事表示歉意。他说：“妈拉巴子的，今后我再也不说日本话了！”
照例办事
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从旅大经沈阳直达长春。按过去不平等条约规定，在这条路的两侧若干距离内，都有取土、取燃料、搞建筑的特权，称为附属区。特别是沈阳车站，附属区占地很多，范围很大，面积与市区相等，形同一个租界。不但有市街、商店、旅馆、学校等，而且还有他们自己的兵营和警察派出所等，中国人进去也要受他们的管理。1920年，有一次一个中国兵进去，不知何故和日本人发生冲突，竟被日本人打死了。日方用外交方式通知中国当局，只叫去领尸，并不表歉意。当时北洋政府外交部驻沈阳交涉署把这件事的原委报告了张作霖，张指示交涉署要据理力争，要日方赔损失、表歉意，并保证以后再不出人命事故。但日方态度蛮横，只承认给20元作烧埋费，不道歉，不作任何保证。交涉署又向张汇报了，张作霖说：“算了吧，有了先例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