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由于允许专职博士阅读和研究儒家的著作，并没有使古代文献遭到彻底毁灭。真正造成灾难的倒是在项羽攻陷咸阳后的一把大火，他把秦政府保存的图书全部付之一炬。
在秦始皇“焚书”措施后一年，又发生了“坑儒”的惨剧。秦始皇知道，书烧了，但人们头脑里的旧思想是无法焚毁的；在秦王朝的政权机构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怀有复古思想的旧贵族掌握着文化权，因此必须予以清除。正好公元前212年发生了方士逃亡事件：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稳过而日骄，下慑服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食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之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秦始皇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人，既有披挂上阵、统率千军万马并吞六国的英勇气概，又有迷信神仙、贪生怕死的怯弱心理。当他一统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开始，他就重用方士，炼丹求药，不惜耗费巨资，派人去远海深山寻求不死之药。秦始皇35年（公元前212年），方士侯生和卢生明知仙药根本不可能存在，又怕骗局被败露而遭杀生，就商量着逃跑了。秦始皇得知后，非常恼怒。他指责方士韩众等知情不报，徐巿（福）等白费资金，卢生等背后诽谤，下令把首都咸阳的所有文人逮捕起来，让他们相互揭发，证据确实的有460多人，全部坑杀。并告知天下，为天下人惩戒。这就是历史上被称为“坑儒”的事件。
坑儒事件大概不止一次，据《文献通考·学校考》记：始皇“又令冬种瓜丽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秦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计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各数十人。然此秦之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试用之，惟恐其不澌尽泯没矣。”按此情势，秦始皇所杀的知识分子恐怕不仅仅是方士之类，也包括了大批学术歧异者和不同政见者。
秦始皇以其专制方式进行控制传播，以求达到思想上的高度统一。焚书摧残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所形成的文化繁荣局面，坑儒则沉重打击了儒家学派及广大刚刚从奴隶制度下挣脱出来具有自由个性的知识分子。但是秦始皇的这两项措施从控制舆论、垄断文化、统一思想的角度看，对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并使法家学说完全地实现了官学化。
在这事件的插曲中要特别提一个人，他是前面提到的方士徐福。徐福告诉秦始皇说，东方的大海上有一座叫蓬莱的仙山，上面有神仙居住，只要找到这座山，就能找到不死的长生药。秦始皇信以为真，于是在公元前219年应徐福的要求，让他率领3000名童男童女，乘坐特制的巨船，向东海出发。徐福出发后便杳无音讯，传说他到了现在的日本，定居下来。现在日本沿海一带还有徐福庙，大概可以印证这一故事。如果传说成立，那么可以称得上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远洋传播活动了。
三、古代书册和秦帝国的文牍管理
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创造了人类自身的传播历史，在无数传播活动中当首推记录文明、传播文明的重要物质载体——图书的发展。图书的作用就在于传播知识，帮助人们从认知活动中汲取力量，去改造自然，去改造社会，去实现人类自身的美好愿望。图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当然，图书的发展必须以文字的产生为先决条件的，但有了文字不等于就有了图书。甲骨文上的卜辞，钟鼎上的铭文，尽管形成很早，但不是图书，至多只能算是原始档案。
在早期，经历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文字最初的应用也主要是记录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人们还没有明确的传播意识和愿望。所以早期的文字记录、档案材料等，只是书籍的起源，还不能算是书籍。中国最早的书籍是用墨笔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的文字，古人称为“册”或“典”，我们现在还能从这两个字的形体上窥知早期书籍的模样。“册”像一个个竹简相编连的样子，“典”像两只手把册捧到架子上去。一根写上文字的竹片叫“简”，把许多根“简”编连在一起叫“册”或“策”；编“简”成册的绳子叫“编”，其中麻绳为多，比较讲究的用皮绳，皮绳叫做“韦”。
编连为策，不编为简。简之所用，一行字耳。牍乃方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书字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可尽者，书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之于策。
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刀加刮削，乃成奏牍。
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之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亦曰汗简。
（子）晚喜《易》，读《易》，韦编三绝。
据说孔子50岁始学《易》，用功之勤，以致“韦编三绝”，指因为翻阅太多，使皮绳也断开了。《尚书·多士》载“唯殷先人，有典有册”，可知殷商世代已有典、册之书。殷商卜辞中屡屡见到“作册”，但由于竹简不像甲骨片那样坚固耐腐蚀，所以我们今天还能见到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而至今发现的最早竹简却已是战国时期的了。早期的典册大概都是由史官记录和掌管的，如《尚书》和《春秋》等内容，就是史官对君主的言行、国家大事等的记录，目的是给统治者提供治政参考；而且古代史官是世袭的官职，所以实际上这些记录言、事的典册是被少数人垄断的，并不是为了知识的传播。
除简册外，古代还有一种“牍”。一块用于书写的木板叫“版”，写上字后称为“牍”。版牍为长方形，一般不用于抄写书籍，而主要用于记录不满百字的公私文书：一是用以写录物品或户口，称为“籍”或“簿”；二是用来画图，特别是画地图，称为“版图”；三是用来写信件，因而后人也把书信称为“尺牍”。若要把书信送到远地，这时就要在尺牍上加一块较小的盖板，叫“检”；“检”上面写了收件人地址、姓名等，叫“署”；再用两块木板把它捆扎起来，在结绳处加上块黏土，摁上印章，这叫“封”。收件人可以凭封泥检查信件是否被人拆阅。木牍也有记载书籍的篇名与篇数，与简册相辅为用。
简、牍的长宽规格都有定制，在用于书写前先要进行整修和加工。木牍需要把书写面削平、磨光滑；竹简需要在火上烧炙，去其青，排除新竹之汁，叫“杀青”或“汗简”。文天祥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后人常用“汗青”来指代书籍，也用“杀青”来指书稿完成。
最早的“图书”，当算周宣王（公元前827～公元前781年）时太史籀对通行文字进行整理后编写的《史籀》篇。这是一部给儿童用的识字课本，书名是后人起的，书中的字体称作“籀文”，也叫“大篆”。这部书已经逸失，从《说文解字》中收有的二百来个籀文看，该书应该确实存在过，所举文字笔画匀称，结构整齐，具有官定性质。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情况发生了变化，文化垄断被打破了，过去史官垄断的典册散落民间。孔子就以个人的身份整理和修订西周典籍，并用以教授学生，传播知识。据文献记载，历史上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古代简策出土：一为“孔壁书”，是历史上最早出土的古代简策。
《汉书·鲁恭王刘余传》记载：西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拆毁孔子旧居扩建宫室，在旧宅夹壁中发现了一大批简册，内容为儒家经典，如《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等数十种，皆用科斗文（即六国文字，亦称古文）书写。经核实，内容与当时用篆、隶（亦称今文）所书写的通行本有出入。于是人们把孔壁发现的称为“古文经”，把当时通行的称为“今文经”，从此古今文经的争论，持续了近千年。一为“汲冢书”，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河南汲县人盗掘战国魏襄王墓，得大批竹简，皆青丝编，装70余车。武帝命秘书监荀勋、束皙等人考订整理，成《逸周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16种75篇，皆用科斗文书写。以上两次出土的古简原物早一佚失，但其内容经当时学者整理，有些得以流传后世。先秦时期的书籍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当时事件或言语的记录，本无所谓篇名或书名，后人把它们编辑成书，以便于流通、学习和引用，开始冠以书名或篇名，其篇目名往往与内容无涉。例如《尚书》就是指“上古之书”，《诗》或《三百篇》也只是为了方便称用。另一类是春秋以后出现的阐发自己思想或学术见解的著述，有的则是弟子们对老师观点的记录，最初并无书名或篇名，只有在后人编辑成书时才加上名称。书名或篇名的取用，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篇首截取二三字作为篇名，如《诗经》的《关雎》、《伐檀》、《硕鼠》等，《论语》的《学而》、《先进》等，人们很难从这些篇目去了解文章的主旨。另一种则是对全篇内容的概括，如《尚书》中有一篇文字，记录鲧不明天地运行的规律（即洪范），违背天意，天帝震怒，鲧则殛死；后禹乃嗣兴，天赐禹洪范九畴，使明人间伦理次序，遂获成功。“洪范”是全篇的关键，故篇名取题为《洪范》。又如《逍遥游》和《天论》则是作者自拟的篇名。书有书名，篇有篇名，后来成为著述的常例。这样，书籍有了传播规范，书有书名，篇有篇名，这不仅给图书的收藏、整理和采编带来了方便，也给书籍的传播带来了方便。
秦统一文字后，出现了标准字体——“小篆”，从此取代了过去书写随意与异体纷呈的局面。由于小篆字体规定在每一转折处都要成弧形，影响了书写的速度，所以社会上还流行一种写法比较草率的“隶书”。隶书变小篆的圆笔为方，弧线为直，故书写起来便捷得多，隶书很快通行而取代了小篆，隶书为汉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书册的著作带来了便利。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证明秦代的官方文字也已使用隶书。文字的统一和规范，使图书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秦始皇设立九卿之一的奉常，下辖“博士”官员，执掌天下图书。尤其在“焚书”和“坑儒”事件发生后，禁止民间收藏图书，不准非专业人员阅读和讨论古代经典著作，从而使春秋时期出现的自由学风和个性化著述一下遭到了扼杀，使刚得到巨大发展的图书事业又受到了破坏，社会重新回到了文化垄断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