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加入WTO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于2001年12月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标志着中国经济已经驶入国际经济运行的轨道之中。正如最初所预料的，我国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后，机遇将和挑战并存，是福是祸全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而且，机遇是潜在的，挑战却无时无处不在。中国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中国经济要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不能再靠政府的保护，而是要取决于自身的素质。如果根据这种要求审视我国的企业、我国的市场环境、我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规制方式和监管质量，就会发现形势不容乐观。例如：（1）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迟滞，农产品成本大大高于发达国家，部分农民群众贫困状态没有消除；（2）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企改革尚未到位，国有经济效率没有根本提高，大量国企下岗职工分流成为重大社会问题；（3）银行体系相当脆弱，资本市场不能实现有效配置资本资源和度量企业绩效的基本功能；（4）市场秩序混乱状况和腐败蔓延趋势尚未扭转。在这种情况没有改变的条件下，我们对加入WTO后所预期的中国出口收益未必能够大幅度提高，中国市场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也未必能够大幅度增强。相反，国内经济却会受到进一步开放的巨大冲击。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挑战十分严峻，而潜在的机遇似乎要经过十分艰苦的努力才能转为现实。面对这种形势，不变革图存，加快推进改革以兴利除弊，增强自身体质，将会如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所忧虑的：“死路一条”。
2.“三农”问题凸显。2002年的“两会”期间，代表们最关注、谈论最多的就是“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中国的老问题，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早在1984年10月邓小平就指出：“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二代领导集体把农业作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农村面貌大为改观，农民收入稳步增长，不但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正在朝小康迈进。但是，现在“三农”又一次以“问题”的形式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总盘子里，并且成为制约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3.贫富悬殊继续拉大。究其原因，贫富差距扩大一是由于农民富不起来，二是由于市场不规范，很短时间内一些人通过非正常手段暴富。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但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或多或少提高基础上的扩大，而在近几年，这种扩大则伴随“富有者越来越富有，贫困者越来越贫困的两极分化”特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介绍说，中国当前的社会财富分配按个人可支配收入，大致表现为百分之十五的人拥有百分之八十五的财富，另外百分之八十五的人仅拥有百分之十五的财富，这种人数上的“金字塔”和财富占有上的“倒金字塔”结构，直接导致中国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平均已达0.39，直逼0.4这一警戒线。按照国际上公认的经验性结果，基尼系数超过0.4就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动荡。由于中国仍是一个低收入国家，收入差距过大，必然意味着一部分甚至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贫困，决定了社会对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更弱。因此，仅仅是目前客观的差距状况，就足以引起高度警戒。
4.社会各阶层间利益冲突显性化。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并发展着社会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样化、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这四个方面的变化将给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带来深刻影响。首先是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快速上升。其次，社会新阶层开始出现，以知识为中轴的社会中间阶层已经形成并在逐步扩大。再次，新的利益格局正在确立。这使得建立在旧的分工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组织正出现瓦解或重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正在多样化。但是，各阶层之间不同利益冲突也随之凸现出来，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危害越来越严重且呈复杂加剧之势。据资料显示，1999年四川省发生50人以上规模的群体性恶性事件比1998年增加141.9％，参与人数增加156.6％。新时期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的尖锐化也正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
5.环境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如何克服经济高速增长对环境造成的危害，确保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重大问题。在世界上，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污染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14％（但按人均计算，中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只相当于美国的1／8）。据世界银行统计，世界上有二十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拥有其中的十六个。在中国，空气中有害微粒的含量相当于世界卫生组织确定标准的三至五倍！所以，在中国人中，呼吸系统疾病严重危害着大家的健康。我国北方地区的沙尘暴近几年越来越严重，海洋污染使得我国近海发生大面积赤潮的现象一年比一年多。即使是人迹罕至的三江源地区，由于大量无节制地采集虫草、发菜以及非法捕猎各种珍稀野生动物，那里的生态已经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虽然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全国环境状况正在由环境质量总体恶化、局部好转，向环境污染加剧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转变。但是，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全国污染物排放总量还很大，污染程度仍处在相当高的水平，一些地区的环境质量仍在恶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一些地区已成为危害人民健康、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6.执政党的党风建设有待加强。党的作风就是党的执政形象。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历程中，我们党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党的作风总的状况是好的。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各种错误思想影响的加大以及物质诱惑的增多，由于长期执政，一些党员和党的组织出现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党的作风建设没有跟上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比如，在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屡见不鲜；有些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独断专行，在实际工作中凌驾于党委会之上；也有个别党组织软弱涣散，不能很好地担当重任；个别党员干部经不起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考验，不惜以权谋私，贪图享受。这些不正之风的存在和蔓延，严重侵蚀着党的肌体，损害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广大人民群众非常不满。长此以往，在革命战争年代建立并保持至今的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将毁于一旦。
总之，大量涌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实际上是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严峻考验。江泽民在这样的形势下提出要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就是为了使党在执政过程中能够充分利用执政规律，在“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导下解决各种矛盾，应对来自国内外的挑战，在实现可持续执政的前提下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执政规律的新认识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执政的指导思想不动摇
八十多年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征程里，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也许有人会说，当代中国有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导，还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干什么？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也不会有“三个代表”思想。因此，江泽民特别强调，“三个代表”思想的前提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丢掉了这个前提，就完全没有资格再谈“三个代表”思想。如果共产党丢掉了这个前提，就说明这个党已经变质了，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将沦为社会民主党。
作为指导思想，我们该如何让它发挥出科学的指导作用，这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由它的真理性所决定了的，剩下的问题全取决于我们怎样去对待它。现实中有两种态度可供我们选择：一种是用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用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两种态度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实践结果，前一种态度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条件下对其所处历史时期的实践作出的理论总结照搬到自己的实践中，用活生生的现实去套死板的理论；或者主观随意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样做的结果可想而知。后一种态度立足于现实，着重于结合，强调理论对实践的世界观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因而不会受理论的禁锢，而是把科学的理论转化成了科学的思维和方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吃过前一种态度的亏，在幼年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经犯过多次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后来之所以能够冲破艰难险阻走向胜利，就在于我们党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因此，江泽民深有感触地说：“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结合中创造中国特色，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创举，也是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中国实践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只要是在实践中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党的领导就会犯各种错误：或者追求一种“纯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只求照抄照搬；或者只承认一种抽象指导，在实际工作中主观臆断。反之，只有坚持结合的方针，在结合引导下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党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实践，还应遵循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最先提出来的，他把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的命题改造为党的思想路线，通过延安整风使之影响全党并把它培育成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邓小平对这条思想路线进行了系统的阐发并写进了党纲，提出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科学命题，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高度结合起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思路。江泽民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并在新的实践中使之贯彻到每一项方针政策之中。三代领导人始终紧紧抓住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思想路线中最根本原则，充分说明了它的重要性和在指导思想中的核心地位。翻开党的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党的思想路线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实事求是史，党内围绕思想路线的争论和斗争实际上就是围绕是否实事求是的争论和斗争。我们党在什么时候做到了实事求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到了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在发展，反之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应当说，党的八十年历史是一本非常丰富的活生生的教科书，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实际、与当今的时代结合起来，坚持实事求是这个根本原则，从实际出发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也不是从本本出发，更不是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正像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所说的，过去我们搞革命靠什么，靠实事求是；建国以后我们搞建设靠什么，靠实事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搞改革靠什么，仍然靠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说，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因为你死我活的斗争环境而更容易做到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那么在执政的条件下，党的领导要实事求是却要克服更多的困难。无论如何，这毕竟是党领导革命的思想原则，是领导建设的思想原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思考任何问题，中国共产党都应实事求是。我们以为，邓小平讲的实事求是，就是我们党八十年历史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今后要使我们国家继续发展，共产党执政要取得更大的政绩，还要坚持这一根本的原则。这样，我们党作为执政党，作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就能够完成历史交给它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