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经济层面的巨大挑战，还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必须应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后果。经济全球化也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而市场经济具有盲目性、自发性，由于缺乏有效的全球范围内的宏观调控，世界各国在融入到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获得某种收益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巨大的风险。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缺点和消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中愈加突出，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动荡、失衡和危机。由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比发展中国家历史悠久，比较成熟和完善，其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强，因此，一旦发生危机，受到伤害的首先是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来看，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市场经济的消极后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贫富两极分化。首先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两极分化。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发展，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两极分化也在全球范围内、在各民族国家之间扩散。马克思说：“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这突出地表现为经济的“南北问题”。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称，全世界各占人口五分之一的最富和最穷的人们，人均国民收入的差距由1960年的30：1、1990年的60：1扩大到1997年的74：1。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发言时也尖锐地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至今仍举步维艰，南北发展差距和贫富悬殊愈来愈大。一边是北方发达国家财富的不断积累，一边是南方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不断加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没有使世界各国都普遍受益，世界发展中的不平衡更趋严重。全世界有十三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日平均生活费用不足一美元。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十六和出口份额的百分之八十二，而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仅拥有百分之十四和百分之十八。”其次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自己本国的实际情况，盲目地认同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纷纷实行全面私有化政策，其结果不但没有发展，而且还滋生了一个买办资产阶级，结果富者生活极度豪华，穷者生计艰难。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也面临着社会的两极分化的危机。据有关材料披露，我国目前有百万富翁已达近千万，亿万富翁也有几十位；而在广大农村贫困地区还有4500万人急需脱贫。城市中有相当数量的下岗工人家庭生活陷入困境。贫富的差距过大已经对社会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强。因此，如何应对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震动，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严肃认真对待的问题。
二是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的消极因素就是如何避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大波动和危机，特别是如何避免发生大的金融风暴。资本的贪婪本性和投机流动使世界变成一个大“赌场”，金融投机成为一种超级的赚钱产业。英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就认为，世界经济混乱的根源在于货币和金融的不稳定，“国际金融体系的无序状态是滋生困扰各种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根源，正如植物害虫、疾病和霉菌会侵袭植物的不同枝干一样”。她把资本主义称为“赌场资本主义”，她说：“西方的金融体系很快变得与一个巨型赌场没有什么两样。”每天卷入其中的资本之大，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地被卷入其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开放本国各类市场，由于经济的信息化，经济国际的传递加快，投机性游资的增加，大量“有着可怕的分裂、破坏的作恶能力”的货币被用于投机经营。因此，经济全球化中的风险性是很大的。不仅有典型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伴随的生产过剩危机，而且有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而发生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等。1995年发生在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极大地震撼了世界，危机造成的贫困、失业、难民、政治动荡、社会混乱，吞噬着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成果。它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和金融扩张不断加剧的条件下，金融危机的出现具有一定程度的突发性和连带性特点，某一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极易波及相关国家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在国家和地区间的“传染”、蔓延，并有可能迅速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如何避免自己发生危机或防止被危机“传染”是一项挑战性的课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严重后果，我们必须正确地应对，“管理一个根本上处于无序状态、失去控制的金融体系并使其恢复稳定，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靠国家。绝对不可能指望国际组织挥舞一根神奇的魔杖，以恢复金融秩序并随之恢复世界繁荣。”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极易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发展中国家就面临着两难选择：落后的现实要求对外开放，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不健全的国内体制、极其脆弱的制度又缺乏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把握好“度”，既要尽可能地对外开放，加快发展步伐，又要兼顾国内体制的承受能力，尽量避免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
3.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冲突。
经济全球化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挑战还表现在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决定着我们在政治利益上也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冲击和挑战。政治挑战间接地表现或反映了经济利益的矛盾。政治冲突也是围绕着经济利益展开的。一方面，资本的扩张导致政治的扩张，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最大限度地拓展世界市场、攫取别国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必然要在国际舞台上充当霸主。目前在国际上“人权至上”、“人权高于主权”的思潮就是这种政治挑战的现实表达。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国家主权产生冲击。高科技的手段、市场经济和资本的扩张都超越了国家固有的疆界，超越了民族相互隔离的界限、个性和差异性，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大大增强。特别是跨国公司的超越国家的主权和边界的经营活动，一时间，国家主权“过时论”、“消失论”四处传播。实际上，民族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失去自我、失去其独立性，相反民族国家利益的主体性却日益突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却形成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局势的深刻原因。
（二）经济全球化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机遇
挑战与机遇本身是辩证统一的，没有挑战就没有机遇，挑战本身就意味着机遇；而机遇是在迎接挑战中显现的，机遇是以自己的实力、发展为基础，以正确应对为保障。经济全球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尽管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和冲击，但是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经济的全球化对于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既是挑战，同时也意味着机遇。
1.经济全球化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相一致。
机遇的形成具有客观性。经济的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机遇是与国际关系不断趋于缓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日趋起主导作用的大背景中获得的。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和普遍交往，增强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增加了国家间的相互了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使军事的、政治的对抗让位于经济、科技领域的相互合作和竞争，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一个稳定的国际外部环境。虽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矛盾，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出现了非制度性交融的新形式，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在市场、资源和技术等方面有越来越大的相互需求，完全改变过去以意识形态划分经济体系的状态，经济的互补性、关联性、依赖性和渗透性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整合给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带来更大的空间。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世界也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二者共同构成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离不开两极格局的终结及其向多极化方向的发展；同时，世界多极化又是经济全球化的多元化多维性的重要体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日益严重的诸如国际犯罪、核武器扩散、环境的恶化等问题，使得不同制度的国家必须携手合作，共同努力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