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观点，这是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重大发展。基于对当代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刻理解与透彻把握，邓小平把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进一步提升到“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新境界，并赋予了解放生产力的新的内涵。他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在实践中，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改革的推动者。他认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
邓小平在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毛泽东忽视生产力决定作用的片面性。但是如果因为强调决定作用而忽视政治、文化方面的反作用，最终必然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成果，造成另一种片面性。改革开放以来，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地方、部门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作以经济建设为唯一任务，导致了物质文明一手硬，精神文明一手软的状况，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负面现象从反面证明了全面、科学地认识和运用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重要性。
（三）“三个代表”思想在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的贡献
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又一成果。因此，“三个代表”所表现出来的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认识和运用上，深深打上了时代烙印并体现了中国特色。
首先，“三个代表”思想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客观实际，是对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原理的运用、发展和丰富。将“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置于首位，并赋予中国先进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和时代要求，是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得出的必然结论。如前所述，在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能否突出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是现实条件下能否正确地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不仅牢牢把握了这一点，而且做出了四个方面的新贡献。
1.科学界定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质的规定性和先进生产力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江泽民提出的中国先进生产力具有现实性、动态性和丰富性的特点。一方面，中国先进的生产力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具有相对意义。生产力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动的过程，在一定条件下，新的生产力形态会不断出现，而旧的生产力形态也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所以，中国先进生产力不是一般的静止不动的生产力，而是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和趋势的生产力。从纵向上看，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中国现实的生产力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进一步向前发展的物质前提；从横向上看，在当今世界不同的国家也存在不同发展水平的生产力。我们既不能简单地以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来要求现实的中国，那样会脱离中国的实际，超越阶段；也不能无视当今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状况，那样会固步自封，迷失方向。更重要的，我们还必须正视中国现实中还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内涵十分丰富，不仅指某个地区、某个部门、某个行业的生产力发展要求，而且包括指导生产、协调经济发展的全局观点、战略眼光和社会效益以及如何防范发展的失衡、畸形与浪费的要求。江泽民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总体上还没有改变。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是我们长期的中心任务。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对于仍然存在的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既不能脱离实际地简单化地加以排斥，也不能采取安于现状、保护落后的态度，而要立足实际，创造条件加以改造、改进和提高，通过长期努力，逐步使它们向先进适用的生产方式转变。”因此，从江泽民的众多论述中，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中国先进生产力是指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着眼于赶超当今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力，对当代中国各个不同层次的生产力乃至整个社会发展都起巨大推动作用的决定性力量。
2.全面阐释了构成中国先进生产力的诸要素在其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科学地说明了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江泽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在生产力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辩证地说明了生产力自身向前运动的内在动因，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必须赋予时代的内涵。马克思比较注重客观物质力量本身在生产力中的作用，将其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工具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而依据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敏锐洞察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江泽民更注重生产力中的人的因素，注重生产力中的精神力量，特别强调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互动关系。江泽民说：关于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工具在生产力中是最重要的，但无论工具怎样复杂，都要有人来制造和运用。有人提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较快，似乎人的作用不大了。其实，这种发展还是靠掌握了先进科学技术、操纵先进设备的人来实现的。海湾战争以后有这样一种看法，好像武器的作用大的不得了。对此，我们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我在军队讲过，通过海湾战争，我们要更加看到科学技术和现代武器装备的重要，我们一定要重视科学技术，特别是重视电子技术的发展。现在，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尽可能地为他们发挥作用创造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同时重视对新的人才的培养。我们既要看到武器的作用，更要看到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仍然是人，而不是武器。”从江泽民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江泽民在关于生产力中实体性因素与渗透性因素的关系问题上，强调两者的交互作用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方面，渗透性因素在作用于实体性因素的过程中，会非常规地推动生产力实现跳跃式向前发展；另一方面，渗透性因素又会不断形成新的既定的客观物质力量，转化为实体性因素。江泽民对科学技术、现代管理、信息等现代生产力中的渗透性因素的作用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诸如“信息资源已成为与物质资源同等重要的资源，其作用与日俱增”；“高新技术与常规技术要相互渗透、相互结合”；“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努力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要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传统产业”；“对信息网络化问题，我们的基本方针是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等等。这样，江泽民不仅科学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系统的静态结构，而且更重要的是着眼于发挥其动态性的功能作用，为我们党更好地代表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指明了方向。
3.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系统所处的外部环境，提出了排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障碍因素、营造有利于先进生产力发展环境的新思路。江泽民认为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系统的外部环境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当今世界的大格局、大变化、大趋势。其中有机遇和有利的一面，也有许多阻碍和不利的一面。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各种优秀文化成果的不断传播；信息时代，各种便捷的交流手段、交流方式、交流途径的不断涌现为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跨越式的多种机会和更多的可能性。但是，当今世界依然存在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使世界局势处于复杂多变的不稳定状态；当代资本主义始终没有改变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这些因素处理不好都会严重干扰我们的中心工作，从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另一方面是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都还存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因此，江泽民强调：“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
4.强调研究世界和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不断解决生产力发展中的新课题。江泽民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生产力各要素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提出新要求。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和研究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制定科学的生产力发展战略，使生产力能按照最合理、最有效的方式组合起来。江泽民指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江泽民还特别提出面对新世纪、面对世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我们必须关注和研究世界科技和生产力的最新趋势，抓住机遇，瞄准目标，力求在可能的领域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以形成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新的有效的途径。在江泽民看来，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只有在不断解决生产力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的过程中才能发现。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认识规律、运用规律的过程。因此，江泽民把解决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作为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正好切中了问题的要害。
第二，“三个代表”思想适应时代的变化，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现实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特点作出了新的符合实际的阐述。特别是对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原理的运用与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对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曾做过科学的界定。他指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显然，马克思尽管十分重视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只是在从属意义上肯定阶级斗争的作用，即：阶级斗争的作用是由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规定并受其制约的。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的作用始终只是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有利的条件。换句话说，阶级斗争只是手段，发展生产力才是目的。如果离开了这一点讲阶级斗争的社会作用，将阶级斗争这个手段看成目的，就必然会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从而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会破坏生产力。这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是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思想的许多重要论述，继承了唯物史观对阶级斗争历史作用的科学估价，重新审视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的特点及其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江泽民全面分析了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和新特点。他既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存在着斗争的一面：“自从社会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在世界上出现，并且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同社会主义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尽管形式不断变换，但从未停止过。”特别是江泽民清醒地认识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与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仍然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同时，江泽民又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斗争中存在着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同一的一面。江泽民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同社会主义斗争中，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机制作了不少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的生产力，而且生产力还在发展，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显然，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也必然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另一方面，江泽民又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现阶段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的各种表现形式和处理方式。他指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社会上还存在一些带有迷信、愚昧、颓废、庸俗等色彩的落后文化，甚至还存在一些腐蚀人们精神世界、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腐朽文化。要通过完善政策和制度，加强教育和管理，移风易俗，努力改造落后的文化，努力防止和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和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对人们的侵蚀，逐步缩小和剔除它们借以滋生的土壤。”江泽民还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存在阶级斗争的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市场经济活动存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的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容易诱发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二是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过程中，国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乘虚而入。三是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包括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沉渣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