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植正式叛归大宋的日期，史家历来众说纷纭，许多人采用的一种说法认为，马植此次就被童贯带回了汴梁。就是说，马植来投的日期，应该是在政和五年，也就是公元1115年。此时，完颜阿骨打举兵叛辽已经两年时间，并在一年前创立了金国政权。而辽国国事日非的衰颓景象业已日甚一日，无可挽回。当此时，马植所说的联金灭辽复燕之策方才顺理成章。如果这种判断成立，那么，四年前卢沟桥畔的会晤，很有可能只是达成了某种共识或者意向。当时，阿骨打还没有继承完颜部落首领的职位，局势并不明朗；另一方面，一国使团将被访问国家的叛臣夹带出境，也势必惹起两国关系上的轩然大波。于是，可能的情况是：童贯与马植约定，让他与宋辽边境上的宋朝雄州知州保持联系，以待时机。
从马植的嘴里，徽宗君臣肯定已经了解到了，这些年来，发生在辽国国内的各种问题。事实上，此时辽国的国政不修，和大宋的君昏臣奸一样，的确是已经称得上一塌糊涂。只不过大宋王朝君臣不自知，而且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于是，双方互换了由各自皇帝亲笔书写的国书，约定于次年，即公元1121年实施此项联合灭辽的计划。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宋、金“海上之盟”。
当年九月，盟约订立。此时，联金灭辽复燕的关键人物童贯，已受命担任征伐主帅，调兵遣将，准备出兵北上。然而，进入十月不久，方腊起义爆发了。宰相王黼试图向皇帝隐瞒消息。但是，这次起义的势头实在过于猛烈，一个多月时间，已经将东南江浙一带数百万人口席卷进去，举国为之震撼。万般无奈之下，朝廷只好将童贯本来预备北上的十几万大军，改派为南下，前去镇压方腊起义。
从时人记载中可以看出，导致方腊起义的原因，主要是花石纲浩劫和朝廷的横征暴敛，致使东南膏腴之地民不聊生，景况相当悲惨。童贯了解了个中缘由之后，十分果断地以皇帝的名义，下令罢废苏杭等地的应奉造作局及花石纲运送之类弊政，对起义军形成釜底抽薪之势。结果，第二年八月，就将声势浩大的大起义镇压下去。但是，此时，已经错过了与金国约定的夹攻辽国时间，造成大宋王朝第一次失约的事实，为金国后来的毁约败盟留下了借口与伏笔。
此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镇压方腊起义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王黼对皇帝说：方腊闹事是因为茶盐法造成的，和各地应奉局与花石纲没关系；童贯中了别人的奸计，把责任都推到陛下您的身上来了。徽宗听了，对童贯颇为不满。立即下令恢复各地应奉局和花石纲事务。童贯没有办法，于是放出风去，说是要劝皇帝更换宰相，请蔡京回来。王黼知道后，赶紧回过头来安抚童贯，表示愿意全力支持童太师收复燕云。童贯这才罢手。其实，王黼对于灭辽复燕如此热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辽国军队在金兵面前连吃败仗的鼓舞。
误国误身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徽宗遣童贯以宣抚制置使率兵15万，镇压方腊农民起义军，作战450余日，杀起义军7万多人。童贯因功封太师。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童贯因收复全燕之境，封广阳郡王，统率大军重镇边疆，驻扎太原。那时，金已灭辽，大举兴兵南侵。童贯见大势已去，由太原遁归汴梁，且不听钦宗令他留守汴京的命令，而随徽宗南巡。于是，大学士陈东等上书劾蔡京、童贯等六人为误国六贼。童贯的主要罪名是“结怨辽金，创开边隙”。其实辽金之怨非童贯所结，边隙亦非童贯所创。童贯握兵20年，在与夏、辽、金战斗中，有胜有负，但还算尽力，并无投敌误国。北宋之亡，根本在于朝廷腐败，经济崩毁。童贯为众矢之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出身宦官，加上童贯骄恣，上下结怨。徽宗禅位，钦宗登基，童贯失恃，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被一连三贬。七月贬吉阳军(今之海南崖县)，又诏数童贯十大罪，命监察御史张澄追而斩之。
童贯“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宋史·列传二百二十七》)。虽然童贯被贬谪，人们仍畏他诡诈，畏他勇力，所以，张澄奉诏追斩童贯，不敢轻意动手。张澄一路追到南雄州，先派人上门“拜谒”童贯，假称有圣旨赐给茶叶、药物，要童贯回京担任河北宣抚，明天中使即可到来传旨。童贯信以为真，拈须而笑：“还是少不了我！”并留下张澄派来的人。第二天上午，张澄来了，童贯欣然出迎，跪接圣旨。张澄当即宣诏，申童贯十大罪状。待童贯省悟过来为时已晚，被张澄派来的人—刀砍下头颅。
第二天清晨，监察御史张澄一行数骑，由南雄州衙门出发，押着一只木匣，内装童贯血淋淋的头颅，越过梅关向汴京疾驰而去。九月初七日，张澄押回的童贯的人头已在汴京城头高高挂起，一时观者如堵，轰动京城内外。从此，这位长着胡须的“媪相”便消失在太监的方阵之中，同时也使北宋“六贼”从此少了一贼，也应了当时的那句民谣：
打了桶（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刘瑾：被千刀万剐的明朝酷宦
明朝的宦官以专权而著名，最贪婪专权的是号称“立皇帝”的刘瑾。他当权共五年，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最终落得个凌迟处死、千刀万剐的下场，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正应了那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你们尽管弹劾”
刘瑾原姓谈，因靠一个姓刘的宦官的引见得以入宫，此后便改姓为刘。
刘瑾在明孝宗在位时侍奉太子朱厚照，他对这个难得的机会很知道珍惜，因为他知道太子将来要继承大统，于是，便使出浑身解数笼络当时只有十多岁的太子。
在公元1505年，即弘治十八年，明孝宗因病去世，太子朱厚照顺利即位，这就是明武宗。正像刘瑾预想的那样，他时来运转了，他和马永成、高凤等七名太监得到了新皇帝的宠爱，被称为“八虎”，刘瑾则是“八虎”之王。在刘瑾的领导下，这些宦官想方设法地鼓动武宗游玩享乐，他们则专横跋扈，背着皇帝干坏事。刘瑾最受武宗的信任，在内宫任职，而且掌管着京城的精锐守卫部队。
第二年，为国忧虑的大臣们见武宗被宦官们搞得不理朝政，便纷纷劝谏。开始武宗听不进去，直到被告知天象有变，是上天在警示他，武宗这才有所表示，并打算将刘瑾先贬到南京。
但大臣们则坚决要求杀掉这个祸根。为了让皇帝下决心除掉刘瑾，大臣们联合了当时京城的主要官员，准备第二天一起劝谏。但吏部尚书焦芳当天晚上就跑到了刘瑾家。
焦芳见他这个样子转身就往外走，边走边说：“明天，我就不用来了，这里指不定是谁家了呢！”刘瑾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连忙说：“你说什么？回来！”
焦芳把大臣们明天一早的行动计划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刘瑾，刘瑾一听，大惊失色，连夜到武宗面前哭诉求情。
武宗看刘瑾哭得挺可怜的，又想到他以前对自己的忠心照顾，就说：“行了，别哭了，我知道了，明天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会听的！”
第二天，大臣们上殿弹劾刘瑾，武宗就说：“挨个说，想说什么说什么，你们尽管揭发！”大臣们开始还挺高兴的，以为这回刘瑾肯定完了，于是纷纷揭发刘瑾的罪行。等到大家揭发完了，就等着皇上下旨杀刘瑾呢，武宗却说：“好了，你们说得都挺累的，回去歇歇吧！”
大臣们的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
武宗不但继续宠信刘瑾等人，还将司礼监、东厂、西厂也让他们分别掌管。同时，将另一个正直的太监送南京充军，后又在半途截杀。糊涂的武宗由于不知好歹，给明朝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掌权后对言官一个也不放过
司礼监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内宫官署，有掌印太监一名，秉笔太监八九名。在明朝，百官向皇帝上书，要先送内阁，由内阁辅臣做出初步的处理意见，叫做“票拟”，再交给皇帝批阅。皇帝用朱笔（即红笔）在奏章上批示，叫做“批红”。
有的皇帝如果不勤于政事，便让司礼监宠信的太监代笔，这就给太监的胡作非为提供了条件。另外，司礼监的太监还有一个其他部门无法比拟的特权：传达皇帝旨意。有时由秉笔太监记录下皇帝说的话，然后让内阁起草，或者由太监口头传达给有关大臣。这种制度直接给宦官创造了篡改圣旨的机会。刘瑾就是司礼监的主管，这是他专横跋扈的重要资本。
对于曾经联合起来想置他于死地的大臣们，刘瑾当然是恨之入骨。在自己掌握大权之后，便向这些大臣开刀了。他用的方法很多，一是处罚，即罚米供应边境。因为罚的数目很大，有的竟达到几千石之多，使很多大臣被罚得倾家荡产。其次是身体处罚，最狠毒的是脱掉衣服进行廷杖。明朝原来的廷杖仅仅是对大臣的一种人格侮辱，并不是身体处罚，所以允许大臣用毡、毯以及棉衣垫在身上。但刘瑾却要大臣脱衣受刑。行刑期间又授意执行的锦衣卫加力责打，结果大臣们常被当场打死。还有，刘瑾造了一种大枷，有150斤重，被他迫害的大臣戴上这种枷后，没几天便被拖累致死。
刘瑾知道负责劝谏的言官们对他的威胁很大，在掌权后，对言官也不放过。除了借故进行罢免、廷杖以及诬陷定罪外，在平时还制裁威胁这些言官：命令他们在早晨寅时（三点到五点）入朝，一直到下午的酉时（五点到七点）才让走。一天办公时间竟达14个小时左右，刘瑾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不得休息，让他们没精力弹劾自己。
刘瑾打击异己时随心所欲，对于在平时只对他作揖而没有磕头行大礼的翰林院的官员，他也不放过。找了个借口一次就把20人赶到南京去任职，有的还削职为民。
在将异己的大臣们都清除后，刘瑾便随心所欲地专权了，他很会控制皇帝为他所用。先用打球跑马、带鹰抓兔等缠住爱玩的武宗，然后，专门在武宗玩得高兴的时候向他请示政事，武宗总是心烦地说：“怎么什么事都来找我，你们这些人都是吃闲饭的吗？”刘瑾装出灰溜溜的样子退下，心中美滋滋地专权误国去了。通过这一手，刘瑾很容易地将内阁的大权也握在手中了。
为了彻底掌握内阁，他还将原来向自己告密立功的焦芳安排在内阁任职，焦芳则什么事都看刘瑾的眼色行事，这就开了内阁辅臣听从太监指挥的恶例。
除了内阁，政权机关就是六部了，刘瑾又将自己的手下同党安排进了六部。有时，他仅在纸上写谁做什么官，六部便要照他的意思安排。那些地位很高的公侯们见了刘瑾也得跪拜，连头都不敢抬一下。
刘瑾的水平有限，为了批阅奏章，他就将大臣的奏章拿回家里，让在礼部做官的妹夫替他批阅，再拿到内阁让焦芳修改。所以，当时的人们都在暗地里叫他“立皇帝”。
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势，刘瑾还建立了另外的特务组织“内行厂”，权力在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上。通过特务来监督官吏和百姓，制造恐怖气氛，维持自己的专权。有了权势之后，刘瑾和很多贪官一样也开始敛财。他的手法也没有什么创新，索贿、受贿、贪污，都是一般的手法。只不过他的胆子比一般的贪官大了很多，因为并没有人对他进行制约。
有个叫刘宇的人，刚当上巡抚时，用万金向刘瑾行贿，使刘瑾喜不自禁。后来刘宇又先后给了刘瑾几万两银子，结果一直升迁到兵部尚书的位子上。其他的官员多数是害怕刘瑾对自己打击报复，进京朝拜述职时总是要向刘瑾行贿，叫做“拜见礼”。少则上千两，多则5000两。有一年，考察地方官时，竟有人贿赂两万两银子。如果升了官要立即使用重金“谢”刘瑾，叫做“谢礼”。送少了还不行，否则会马上撤职，但如果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官位基本上成了刘瑾手中卖钱的商品。
接受别人的贿赂之后，刘瑾还枉法行事，甚至制造冤狱。御史葛浩原来因为触犯了刘瑾，被杖责后贬为平民，刘瑾却收下了葛浩仇人的贿赂，找借口又将葛浩押进京城，处杖三十。
刘瑾的专权不但使朝政混乱不堪，他的索贿受贿也直接导致了地方矛盾的激化。官员们向他行贿后，必然要加重剥削百姓，逼得百姓走投无路，只好反抗。在刘瑾被处死后仅仅几个月，京城地区便发生了刘六、刘七起义。
想当皇帝
刘瑾的权势越来越大，最后竟还想当皇帝。他私自刻了印玺，暗造弓箭，企图寻机夺位。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刘瑾只顾自己作威作福，没想到其他的七虎正注视着他的一言一行。因为他们向刘瑾要权办事时，刘瑾总是不肯照顾，时间一长，矛盾逐渐激化。
公元1510年四月，武宗派都御史杨一清和七虎之一的太监张永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乱。叛乱平定之后，杨一清在向武宗报告战况时，同时揭发了刘瑾的17条大罪，其中包括谋反。
武宗对别的事情不在意，一听有人要谋反不禁大吃一惊，命令将刘瑾抓捕审问。第二天，武宗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结果发现了印玺、玉带等禁止百姓和官员私自拥有的禁物。在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中也发现了两把匕首，武宗大怒，终于相信了刘瑾谋反的事实。
当年八月，刘瑾被处以凌迟，也就是千刀万剐，共行刑三天。在封建社会，除非谋反、杀父母亲等属于“十恶”的大罪，一般的死刑犯要等到秋天的霜降以后，在冬至以前才能处死。这是顺应天时（季节变化），而春天万物生长的时候禁止行刑，也禁止捕杀幼小的鸟禽和走兽。但刘瑾属于谋反的第一重罪，所以不等到秋天的霜降到来就行刑了。
明朝的宦官专权使清朝政府充分总结了教训，所以在清朝对太监管束很严，没有出现过太监专权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