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外一个视觉来看，革命阶级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后，又使自己变成压迫剥削人民的反动阶级，然后又被新的革命阶级所推翻，这种周而复始的周期循环，又说明了什么呢？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可以抽象的概括为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所致。然而，透析生动真实的历史事实便会发现，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归根结蒂依然是公与私的矛盾斗争在人的头脑中谁胜谁负的问题。这是人类社会中的每个人每时每刻所必然面临的，事关个人成败得失和社会进退的主流问题。
近代史上，以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军，与清朝封建统治政权对峙十余年，占领全国十四个省，并建立了天京政权。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透过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的总体原因，不难发现失败的根本原因，归咎于革命阶级自身的私欲作祟。掌握了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暴露出争权夺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在怀有个人野心的韦昌辉挑拨下，于1856年9月1日晚发动内讧，几天之中，杀害了杨秀清及其部下二、三万人。随后，又无故怀疑召回天京扶政的，有着杰出军事、政治才能的石达开，使石达开在京难以立足，于1863年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1863年前后，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动摇分子不断发动叛变，而此时的洪秀全却已丧失了革命初期的进取精神，一味迷信靠天，毫无作为。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国并建立了天京政权持续十多年的太平天国起义运动，最终归于失败。其历史教训值得千古铭记。
沉痛的历史教训，从另外的视觉，同样印证了公与私的矛盾斗争及其发展到最高阶段的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主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革命阶级的起义、战争、政治运动等实践活动，一方面要进行反抗反动统治阶级以实现公平正义的你死我活的争斗；另外一方面要以同样的决心、勇气和力量，去战胜自身私欲的斗争。二者是相辅相称，处于对立统一的同一事物之中，无论忽视和放弃了哪一方面，最终都会被人类社会的主流所抛弃！违背了这一规律，即使在一定时期内掀起狂涛巨浪把众多人卷入激流，最终也必然被历史的主流所淘汰，所代替。
（三）民族文化承载的社会主流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美誉著称于世，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创造了博大精神、源渊流长的优秀民族文化。它承载着破私立公，实现天下大同的“天理”和“道义”，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流。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用心学习借鉴，是认识和把握社会主流的钥匙。
其中，儒家思想对公正无私的大同社会论述颇多，影响最大。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谈到社会理想时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说的是国家和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流问题是贫富分化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财富绝对值的大小问题。财富平均就无所谓贫穷，团结和睦就不怕人少，安定就不会倾覆。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追求“均”和“安”。对此，他在《论语·公冶长》中表述了自己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与其弟子颜渊、子路谈起各自的志向时，把安抚老年人，信任朋友，关怀年轻人当成自己的志向。这样的社会才能够实现公平正义。
孔子的大同思想不断为历史所承袭。到了距孔子所生年代（公元前551年）相距三百多年的秦汉时期，在《礼记·礼运》中，又出现了孔子关于公证无私的大同社会系统精深的论述。而学界多认为是秦汉时期学界托名孔子而把这种思想纳入儒家思想体系的。从中可明显看出较之《论语·季氏》中所论述的大同思想体系的完美和升华。原文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友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论述是托孔子之口，以“天下为公”作为大同社会之纲。认为大同社会是一个有全民选举和认可的德才兼备的人主持政事，讲究诚信和睦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有着平等友好的社会关系，财富为大家共同享有，人人都能自觉的为了公众的利益而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爱；有着良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养老送终，教养幼儿，抚恤矜寡孤独残疾者，都由社会承担；因此，权谋欺诈和盗窃横行不复存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安居乐业，个个健康成长，具有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这就叫做大同社会。
值得关注的是，《礼记·礼运》在叙述了大同社会的状况后，紧接着叙述了小康社会的状况，原文是：“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廓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时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如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不难看出，小康社会在本质上是与大同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几千年阶级压迫社会起始阶段的社会制度。其突出特点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人们从私利出发从事家户经济的生产劳动，劳动完全是为了自己；统治者实行世袭制度；以礼义和法制来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等人际关系，以及规范社会制度，土地疆界，贤能选拔，奖励惩罚等社会问题。于是，各种图谋随之而出现，兵乱战事从此而发生，这样的社会一旦失去圣明的君主，社会就会发生混乱。这就是小康社会的本来面貌。
《礼记·礼运》对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陈述对比，不是单纯地孤立的描述两种社会形态，其主旨是发自那个时代人民内心深处的感慨而做出的对比。对此，文章的开头一段，提纲契领，借孔子参加祭祀活动后，到大门楼游览发出唉声叹气的情感所引发，深情表达了人们对尧舜时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仰慕和向往，对当时所处的水深火热的阶级斗争社会的忧心和无奈。因此，从“大同”与“小康”的对比中，以三千文字的篇幅，强调了“礼”在当时治理国家中的根本指导意义：如“礼就是义理的实质”，“礼仪本身是人的最根本特征”，“礼是君主的最大根本，”等等。表达出在阶级社会中人民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其实，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社会背景下，要按照“礼”的要求去治理社会，尤其对压迫阶级来说，无异于对牛弹琴，但是它仍不失于代表民意的社会主流。
孟子在《梁惠王上》中说：“上下交利，而国危矣，”说的是一个国家如果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在《尽心下》中又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在继承孔子的思想，面对战国时代“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社会现实与民众苦难，提出了“仁政”的社会理想，即不但要制民之产，更重要的是推行教化，以孝悌仁义提高人们的道德情操，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为后人建立理想的大同社会提供了历史参照。
南宋时期的朱熹，是个很渊博的学者，历史上著名的儒家代表。他对儒家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做了注解和阐释工作。在他的名著《朱子语类》中对破私立公，坚持人间正道有其至理名言：“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这在如何对待人的私欲问题，较之孔孟的“克己”、“寡欲”，无疑是个质的飞跃，较之现今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中的破私立公如出一辙。朱熹所说的天理，相当于先秦儒学中的“道”，即天地间的根本道理；人欲指的是私欲，如贪求钱财美色，损人利己，恃强凌弱等都属于私欲。朱熹认为，天理和人欲是格格不入的，人欲占了上风，天理就会被遮蔽而衰竭；弘扬天理，人欲必然遭到驱逐，所以朱熹大声疾呼：“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明朝的黄宗羲在他所著的《明史待访录》中，对封建的君主制度给予了无情的抨击。指出，封建君主将天下作为自己家的私产，把个人的意志当作天下的法律，这是导致社会衰败、文明隐退的根源。在《明朝待访录·原臣》中大声疾呼：“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旺，而在万民之忧乐。”“天下为主，君为客”并试图以尧舜时期的社会形态为范式，建立“公天下”的制度体系。
近代史上，孙中山是我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他领导了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他提出的“三民主义”继承发展了中国历史上破私立公，实现大同社会理想的社会主流。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多次解释民族主义以追求民族独立为核心，是走向大同社会的前提。“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民权主义主张废除君主****，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实现“民有、民享、民治“的理想。并因此解释道：“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兴办实业、发展教育。孙中山一方面强调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归宿，另一方面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中强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孙中山的最高社会理想，是实现精神高尚，物质富裕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他认为，“天下为公”与“大同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以，倾毕生精力而继承发扬。他《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指出：“幼者有所教，壮者有所用，老者有所养，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造成庄严壮丽之新中华民国，且将驾欧美而上之。”他力图克服古代民本思想的局限，以新的大同理想超越古代的盛世。因此，他强调，国家对于民众，不但要能保民，而且要能教民、养民。汉之“文景之治”，唐之“贞观之治”，其功业仅仅能够保民。今之新政府则要保、教、养并举。而且认为苏俄推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接近于此。称“谓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以教以养，责在国家。大同世界，所以异于小康者，俄国新政府之计划，庶几近之。”
孙中山先生满怀实现大同社会的理想，毕生为实现公平正义的大同社会历尽坎坷艰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中，指出了实现这一伟大理想的正确道路：“欲泯除国界而进入大同，其道非易，必须人人尚道德，明公理，庶可致之。今世界先觉之士，鼓吹大同主义者已不乏其人，我五大种族皆爱和平、重人道，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乎。”
综上所述，在中山先生的全部思想理论体系中，始终把“尚道德，明公理，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主要内容和根本途径，既继承发展了“天下为公”这一优秀文化传统，又对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起到了启蒙作用。所以，当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和华夏儿女从未忘记中山先生的革命功勋，被尊崇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
（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破解现实的呼唤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带来的问题异常凸现，正如胡****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大会上的讲话所说：“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世所罕见，前进中的困难和风险世所罕见。”是什么“矛盾和问题”，什么“困难和风险”使中央领导向全党全国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唤？
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腐败问题突出，在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据中央纪委向党的******报告所提供，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43759件，结案639098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429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584人。共查办商业贿赂案件81391件，涉嫌金额222.03亿元。并继陈希同、陈良玉之后，又查办了原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这样高层中央领导成员。
腐败分子层出不穷的演生，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腐败问题久治不愈，打乱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既有的民主、平等、互爱的同志式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以及政权机关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优良传统关系，致使社会“关系网”密布，潜规则横行，产生了官僚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贵族群体；而众多工人、农民和普通市民的利益诉求，“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入托难，上学难，看病难，农民工讨要工资难上加难。实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