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造成鲁迅和加缪思想契合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接受并汲取了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思想营养。尼采对“上帝死了”的预言及其在绝望中以强力而自由的个性执著的反抗，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几代人。加缪的公寓内始终悬挂着尼采的画像，在创作剧本《卡里古拉》时，他的床头一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克尔凯戈尔的《绝望论》，另一本就是尼采的《太有人性的人》。1954年去都灵时，他想到尼采就是在这个城市里发了疯，便倒在友人怀里痛哭流涕，可见尼采对他的精神和感情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加缪很欣赏尼采对基督教的无情批判、对旧的道德标准的攻击，尼采反对服从任何假想的神的意志，他用否定上帝来重新恢复人的自由等等观念都为加缪所接受，并在自己的哲学中加以发挥。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已经接触到尼采的学说，可以说尼采对他的影响是全面的，这体现在鲁迅的个性、精神气质、思维方式、艺术技巧等各个方面，其中最突出的是“尼采那种对固有的文化传统的全盘怀疑、猛烈抨击和整体扫荡的叛逆精神”，这就是要“重新估价一切价值”，从而实现“价值翻转”。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已有定论，此处笔者不再多说。
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给加缪和鲁迅以无穷的精神滋养，他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找到了许多共鸣之处，那就是虚无感、毁灭感、孤独感等世纪末情绪。加缪曾经说：“我20岁时就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20年以后，他的书带给我的震动仍在持续。
对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一位在尼采之前就能识辨出当代的虚无主义，为其作出定义，预见到其可怕的后果，并试图指出拯救的道路的作家。”他的办公室和公寓里都挂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画像。在《西绪福斯神话》的“哲学和小说”一章中，有一节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主人公基里洛夫的名字为标题。他还用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里玛佐夫兄弟》和《群魔》改编成戏剧，并搬上舞台。他后期的小说《堕落》被公认为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在这部作品中，克莱芒斯这位前巴黎著名律师，在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的一家破旧的酒吧里，以法官和忏悔者的双重身份，滔滔不绝地向着想像中的对话者讲述自己的经历。他一方面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深刻地剖析和严厉地批判，另一方面却以自我批判为借口对他人进行谴责。这种写作方式很明显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复调形式的影响。在鲁迅的作品，特别是那些以第一人称写就的小说中，也充满了审问者和犯人的双重音调。鲁迅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曾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来”，事实上这段话用来形容他自己的小说也同样适用。在《伤逝》中，涓生一面为自己辩解，认为自己说出了事实的真，一面悔恨自己的真促成了子君的死亡。小说对主人公这种自我审问、自我辩解、自我批判心理过程的详细记述使这部小说在当时的爱情小说中显得格外具有深度。还有《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和“我”、以及《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和“我”，都是用以拷问灵魂的思想的两个方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鲁迅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写作的手法和技巧上，那种对心灵的批判与对自我的批判更内化为他的人生观，渗透进他的生命意识。他曾说过：“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更留情面。”
五、鲁迅与加缪的哲学表现形态之差异
鲁迅和加缪面对绝望和荒诞，却主张义无反顾地反抗，从而都成为生活的强者，因为“绝望的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更勇猛，更悲壮”。但我们与当下论者不同的是，在鲁迅与加缪之间表现更多的是文化上的差异，从而导致他们的生命哲学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并最终走向了不同的思想归宿。
鲁迅和加缪都是以文学创作来表现其哲学思考的，即使是鲁迅的杂文，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反抗者》等探讨哲学问题的著作，也是用随笔这种极富文学性的体裁写就的。但是，尽管加缪极力反对建立所谓的哲学体系，更注重对生命存在进行具体而非抽象的把握，但在企图用自己的文学创作来表达哲学思考方面，加缪显然要比鲁迅走得更远，也更为自觉。记得萨特在评论《局外人》时曾经说过：“如果把它算作长篇小说，也只是《查第格》和《天真汉》相似的那种小说尽管有德国存在主义和美国小说家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说，它都是与伏尔泰的小说一脉相承的。”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开创了在明晰的形象里阐述对世人有益的深刻哲理的文学传统，加缪做为其精神苗裔也自觉地承担了这种传统。他认为“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文学）作品是一种常在不言中的哲学的结果，是它的说明和它的完成”，“伟大的小说家是一些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小说创作更是这种文学观念的自觉实践。
加缪还非常注意自己作品逻辑上的条理性和结构安排，他有意使自己的作品构成若干个系列。他往往是先确定一个主题，然后同时展开三种不同体裁的写作：一篇哲学评论、一部小说和一个剧本，这包括他已经完成的“荒诞系列”《西绪福斯神话》、《局外人》、《卡里古拉》，“反抗系列”《反抗者》、《鼠疫》、《正义者》，还有他计划但未来得及实施的第三系列——“复仇女神”。可以说，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代表了他生命哲学发展的某一阶段。在《局外人》中他揭示出人的荒诞感受，到《西绪福斯神话》这种感受就已经被发展为荒诞的概念。
从《西绪福斯神话》中个体意识中的反抗到《鼠疫》中集体的反抗行动又是他生命哲学向前的一次跳跃。《卡里古拉》为反抗的行动提供了一个反证，《反抗者》就试图用“地中海思想”使这种堕落的反抗回归其真正的本源。因此他的小说和剧本就不单单具有文学的意义，同时也成为他生命哲学大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鲁迅的思想却几乎全部散见于他的书信、杂文、散文诗《野草》中，更没有建立起什么思想的体系与系列，他对生命存在的思考较之加缪更为零碎，大都是他因时而发的感想。就连他自认为体现了他的哲学的《野草》也是如此：“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等等。他并不十分关心抽象的哲学命题，例如，虽然他和加缪一样反对逃避生存困境的自杀，但在加缪那里自杀是做为惟一的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而提出的，而鲁迅则是由秦理斋夫人和阮玲玉的自杀事件而引出的。他自己虽然并不赞成自杀，主张绝望的抗战，但是他仍然对这些在社会重压下的弱者持有深切的同情，其立意明显在于抨击那些对黑暗的社会势力不置一词，却对自杀者的死“义形于色”的所谓评论家们，认为他们乃是杀人者的帮凶。
这种哲学表现形态上的差异，与他们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联系。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注重思辨与体系，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哲学都以分析性、抽象性、逻辑性、体系性而见长，这种传统直到上个世纪才开始受到质疑。到加缪的时代，这种标准已经被打破了，但是千百年来文化心理的积淀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西方人的思维中完全消失。因此，虽然加缪不想建立什么哲学的体系，但他还是下意识地为自己的所有作品分门别类，和鲁迅相比又是很注重思想体系的。
六、鲁迅与加缪的哲学起点之差异
当下的论者几乎毫不犹豫地将鲁迅的“绝望”与加缪的“荒诞”相提并论，但是，如果详加考察，二者是不完全等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