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上帝之爱不仅表现在“要爱人如己”甚至要爱自己的仇敌的真言圣训中，而且融化在耶稣为带走人类的罪恶而受到的种种磨难乃至为人类舍身的壮举中。基督教的博爱与平等虽然对于大多数的现代中国作家都有所影响，但是，与陈独秀、鲁迅和周作人等以传统世俗的眼光进行理性的选择和汲取不同，林语堂对博爱精神实质的把握，是来自童年的感性体验，是在亲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中长期熏陶的结果，尤其是与父亲的言传身教分不开。
林语堂曾说：“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身受者为最大。”林语堂1895年出生在福建厦门，家庭中弥漫着浓重的基督教氛围，父亲是一位简朴勤勉恪守其职的基督教牧师，母亲会用一种闽南语的拼音系统读圣经，兄弟姐妹之间互相爱护，从不吵嘴，他们一起快乐地学习、劳动和游戏。这虽然体现的是童年林语堂对上帝和上帝之爱的最初领悟，难免含着幼稚和浅薄，但无意中塑造了林语堂善意和平的个性，使他在长大成人后依然对生活中的一切满含着爱意和欣赏。
基督教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就是人是生而有罪的，只有在尘世中禁欲苦修，死后才能升入天国。但是，《圣经》却详细记载了耶稣及其最初的所有的门徒在犹太的生活，耶稣喜欢朋友，爱吃东西。他喝酒，甚至还造酒。他教导他的门徒说：“我来，是要让你们得到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从此可见，最初的基督教是肯定生命的，禁欲主义“进入了基督教，但并不是来自弥赛亚或犹太宗教文化，而是来自希腊化文化，那种文化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极端二元论”。
灵与肉对立冲突二元论的大肆渲染，最终导致了人成了上帝脚下卑微的臣民。这也注定了日后林语堂必定会对神学院的种种教条产生反感，从而越过宗教的迷雾，进入“犹太圣殿的至圣而发现其中的秘密了”。
在少年林语堂的眼睛里，父亲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牧师，“他最好的德性乃是他极爱他的教友，他之所以爱众人并不是以此做为对上帝应尽之责，他只是真心真情地爱他们，因为他自己也是由穷人家出身的。”正是这发自内心的、毫无矫情作伪的爱意，使林语堂的父亲“不特是讲坛上的宣教者，而是村民争执之中的排难解纷者，民刑讼事中的律师和村民家庭生活中大小事物之帮闲的人”。父亲这一爱的形象给了林语堂极其深刻的影响，爱首先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生活行为本身。林语堂的父亲正是通过在生活中真切具体地做到了爱人如己，完成了对上帝的爱。这使他完全不同于老舍的《二马》中带有明显的殖民地传教士的政治狭隘性的伊牧师，也不同于《柳屯的》中那些中国乡村里的借助基督教势力横行四方、无恶不作的所谓教友。林语堂通过父亲这一形象把握到了实行上帝之爱的正确途径，那就是在生活中做一个爱者，平等地爱一切人。
二姐是林语堂在回忆文章中常常提到的一个人，她非常疼爱林语堂这个比他小五岁的弟弟，经常教导他，鼓励他。他做错了事时，她也只是轻轻地说他的不是，并不嫌弃他。因为家境贫寒，二姐无法上她梦寐以求的大学，只好嫁人。临嫁前，二姐从嫁衣的口袋里拿出四角钱给林语堂，希望他“不要辜负自己的机会，下决心作个好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有名的人”。后来二姐死于瘟疫，二姐的话却时时响在林语堂的耳边。林语堂说：“我现在仍能想像出自己是那个在烂泥中打滚来报复姐姐的孩子，而我相信她因此而爱了我。耶稣最特别的地方，他的无与伦比之处，是让税吏、娼妓比当时那些饱学之士更亲近他。”对这种姐弟之间的爱，我们可以用亲情之爱加以概括，但在林语堂的眼里，二姐已具备了耶稣的人格和精神风范，如基督一样无论遭受怎样的不幸都永远不放弃爱与宽容。二姐以短暂的一生所体现的上帝之爱超凡脱俗，可以唤醒人的良知，净化人的灵魂，让林语堂难以忘怀，并融进了他的生命中，使他在生活中时时努力地做一个爱者。
爱有差等的儒家与基督教的博爱是有所不同的，林语堂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谈到儒家时曾说：“他们希望用道德之力量把社会结合起来，想教导统治阶级以仁爱，而被统治阶级以服从，使长者慈祥而幼者敬老，兄长友爱而弟执谦恭，代替社会平等意识。”这种认识也决定了林语堂在生活中不仅是一位爱者，而且也是自由平等思想的提倡者，从而使他能够与“五四”启蒙的主题保持一致。他在大学毕业来到北京之后，很快就融入了当时热情高涨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不留遗力的攻击，全面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要求中国人对自己的劣根性进行反省。他在《给玄同先生的信》提出了根治民族劣根性的六点主张，与执著于倡导个性而改造国民性的鲁迅保持了相当的一致。
30年代白色恐怖加重，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林语堂小品序》中是这样描述林语堂的：打硬仗既没有这样的勇敢，实行逃避主义又心所不甘，讽刺未免露骨，说无意思的笑话会感到无聊，其结果就走向了“幽默”一途。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遂造成了“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的局面。在“炸药满空，河水满野之处”，人们求生尚且不暇，过分地提倡幽默，是有点不合时宜。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一种对民族前途焦灼困惑的忧患意识，一种意识到传统伦理道德的腐朽而又亲身体验其活力与淫威的荒诞感，一种在绝望中抗争不息的悲壮情怀，凝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特有的悲剧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林语堂企图以“闲适”的情绪去讲“幽默”，也有点显得轻巧，甚至“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可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幽默主义虽然缺少鲁迅等作家打硬仗、直面黑暗的现实、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但林语堂仍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国家和人类的爱。而且在《论语》每期封面内所登的“论语社”同仁戒条中，在“不附庸风雅，更不附庸权贵”，“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的宣言中，仍然可见林语堂要追求自由平等的思想。在3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个人的自由让位于社会和群体的利益和要求，显示了传统济世救民的思想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深层影响。与这些作家相比，林语堂始终给人一种自我与集体相脱节的感觉。他始终按照自己的方式探寻着救国救民的方法，走着文化救国的道路，主张中西文化的相互沟通。这也许是林语堂的悲哀，但从林语堂不随波逐流的个性中，我们又分明感觉到基督教精神中所蕴含的执著追求与锲而不舍的思想。
博爱和平等的基督教观念不仅是林语堂一生所身体力行的准则，而且也是他的小说创作中经常讴歌的一个主题。有人指出，林语堂的小说创作中潜藏着才子佳人的爱情模式，林语堂在请求郁达夫为他翻译《京华烟云》时也曾说：“弟客居海外，岂真有闲情谈论才子佳人故事，以消磨岁月？但欲使读者因爱佳人之才，必窥其究竟。”
林语堂欲使读者所明了的究竟，其中就包含着他在才子佳人故事中所蕴含的基督教思想。因此林语堂所描写的才子佳人的爱恋故事，不再像古代的一些文人在不受重用的情况下为排遣胸中郁闷而写下的“白日梦”，才子佳人已如伊甸园中的亚当夏娃，在相处相恋的过程中，体现着上帝之爱以及由上帝之爱所引发的平等观念。
在林语堂的小说中，《京华烟云》应该是读者最熟悉的。这部小说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也曾被改编为电视剧。在《京华烟云》中，曼妮曾被研究者视为儒家传统思想的牺牲品。曼妮原是小镇上的一位纯朴美丽的姑娘，受过完备的旧式女子教育，接受了儒家礼教给女性所规定的一切：妇德、妇容、妇功、妇言。在她的未婚夫平亚病重时，为了挽救平亚的生命，按照中国民间“冲喜”的方法，曼妮匆忙间就嫁了过来，随即平亚夭折，而曼妮却心甘情愿地过着漫长无期的形如槁枯的孀居生活。据此，过去的研究者认为曼妮的一生体现了儒家文化对人性的戕害，对人情的戕杀，是林语堂批判儒家，宣扬道家思想的文化宣言。但曼妮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此，在林语堂的笔下，曼妮是夏娃的化身，她以前是果园里的一个仙女，起凡心爱上一个青年园丁，于是遭受神的贬谪，注定要在尘世中受苦，一如梦中要通过黑暗无人的大厅，停满棺材的走廊和狭窄的独木桥，才能重见光明温暖的世界，这是林语堂在年青美貌的曼妮探视病中的平亚时给她的一个梦。对于任何熟悉《圣经》的人来说，都可以看出这个梦是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故事的复写，来源于天国又扎根于现实。曼妮在凡尘俗世中与平亚的相遇，就注定了她将为平亚付出一切后才能得到拯救，这种拯救将在她对平亚的受难般的爱中得到肯定和升华。于是在平亚与她结婚不久就撒手西去之后，她虽悲痛却并不怨恨命运的悲惨，因为她深切了解这是神给她安排的日子，她命定要那么生活。因此，她对平亚爱的付出是那么自然而然，没有前提条件，不需要任何理性的抽象的自我说服与教育。上帝的拯救之爱已融入她那有血有肉的灵魂之中，使曼妮能面对所有生活中不期而至的苦难痛楚和屈辱，因为她一直坚信有神在冥冥之中和她一起分担着所有的一切。
《朱门》讲述了一个乱世中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柔安是豪门之女，却与有才能但贫穷的李飞相恋，她的爱情不但遭到了家庭的阻挠，而且被战乱和炮火所笼罩。在这样的环境中，爱成为一个梦，一种信仰，抚慰着柔安痛苦不安的心，成为一种灵魂的需要，并且爱还融化在她的生活中，使她的生活的一言一行都符合爱的范式。她默默承受着因爱而带来的所有痛楚、苦涩、屈辱和难堪，面对家庭的驱逐、他人的误解和嘲讽，她毫无怨言。她以拯救的心态投入生活，在拯救中完善了自己也感化了他人。家人终于走出自我利益的狭隘，重新为她敞开了回家的大门，别人最终被她的爱与真诚所感动，消除了对她的误解。在这一结果中，柔安的爱中所含的拯救意义也就自然呈现，而林语堂也在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中灌注进基督教爱的气息。
《京华烟云》、《朱门》、《风声鹤唳》被称为林语堂小说三部曲，其中《风声鹤唳》是最具基督教色彩的一部，它具有耶稣亲临人间拯救人类的特色。老彭就是耶稣的化身，虽然林语堂把他描写成一个佛教徒，但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着基督之爱。在小说中丹妮曾问他是不是佛教徒，老彭回答说：“可以说我是，也可以说我不是，我并不研究佛教哲理。我研究过世上的主要宗教，它们的目标全都相同——讲慈悲，解救人类的苦难，这也就是我的宗教。”老彭以拯救他人为己任的积极入世形象，主要体现了基督之爱，而不同于佛教要求人类对苦难的一味忍耐，道家的超然出世，否定世间一切繁华的态度。老彭在林语堂的笔下像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体现了基督之爱的全部精华：宽容、牺牲和博爱。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体现了对人世间的爱，并感化了尘世间堕落的人们，在他们的心灵中培植起了爱的苗圃。他不仅使曾沦落风尘的女子崔梅玲走向新生，而且在使她改名换姓为丹妮之后，成了灾民眼中的“观音姐姐”，一个爱的化身。他告诫丹妮说：“男女之间的爱情若非建立在爱人和助人的基础上，就是自私。”在彻悟了爱与牺牲中所蕴含的拯救意义后，丹妮和博雅都为战争而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博雅散尽了自己的家产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他虽死犹生，因为“为友舍命，人间大爱莫过于此”。他成为丹妮、老彭心中的永远的记忆，他不但拯救了别人而且拯救了自我，他在献出生命的同时走向了精神上的永生。
平等是林语堂在小说创作中所着力宣扬的另一种思想。如果说，林语堂的小说在才子佳人的表面结构下，隐藏着他对基督教爱的思想的阐释，在这种结构下同样也隐含了平等的思想。《风声鹤唳》
中丹妮之所以选择了博雅，是因为博雅给她了平等的待遇，把她做为一个人看待，不像她以前所经历过的那些男人，只是把她做为一个玩物，花瓶或私有品。《朱门》中的柔安与李飞的两情相悦，中间虽有门第的悬隔，作者并没有以李飞最终“高官得中”、“金榜题名”的结局，达到二者之间“门当户对”的平衡。相反，李飞在历经磨难归来后，依然是一介平民。这一结局使柔安对李飞的爱超越了传统的才子佳人具有了人格平等的意识。《京华烟云》中的木兰多次面对哥哥祖仁身为男子而洋洋得意飞扬跋扈的举动时，都发出了“我和你一样是人”的怒喊。而且，林语堂以木兰的聪慧完美，与祖仁的浪荡败家对比，对传统“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批判。
二、从基督教到人文主义
基督教信仰从近代以来就不断受到科学的挑战，再加上林语堂身处异国对中国的世俗文化的怀念，使他又成为人文主义的信徒。
他在1959年出版的《从异教徒到基督徒》一书中曾说：“30年来，我惟一的宗教是人文主义，即相信人有理性的指引就什么都不假外求，而只要知识进步，世界就会自动变得更好。”
早期的林语堂并不看重信仰与科学的矛盾冲突，而是注重二者的融合。林语堂早期对基督教的接受来源于家庭的熏陶和与传教士的交往，传教士不仅带来了基督教，而且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林语堂曾说：“有一个在我的生命中影响绝大、决定命运的人物——那就是外国传教士YongJallen。”这个中国名字叫林乐知的传教士，当时主编一个基督教刊物《通问报》，也就是后来名声很大的《万国公报》。
《万国公报》除了宣传基督教以外，还报道时事，介绍西学，也曾译介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上帝与科学的并行不悖几乎是同时出现在林语堂的认识世界里的，也可以说，正是通过基督教，林语堂主动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思想。林语堂在童年时代，即使是传教士留下来的一粒纽扣，也能唤起他“对于一切新东西和全世界之好奇心和诧异心情”。这当然首先唤起的是他对西方近代科学成就的无比崇拜。
林语堂不仅把基督教视为一种宗教信仰，而更根本的是把它同西方近代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正如他所说的：“被培养成一个基督教徒，就等于成为一个进步的，有西方心感的，对新学表示赞同的人。总之，它意味着接受西方，对西方的显微镜及西方的外科手术尤其赞赏。它意味着对赞成子女孩子受教育及对立妾制度及缠足，保持明显而坚决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