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学过美学，《拯救与逍遥》原来也想写成“比较诗学”著作，那么，他该不会不知道，《说文解字》是用“善”解释“美”的，孔子也是善与美并举，要求“尽善尽美”。“善”成了“美”的本质，成了“美”的实质性内容。因此，尽管人们经常将“真、善、美”统一起来，但是实际上在中西美学和诗学中的侧重是非常不同的。中国的美学和诗学侧重于伦理的善，而西方的美学和诗学则侧重于认识的真。尽管柏拉图也对模仿艺术的伦理功能进行了抨击，但是柏拉图否定模仿艺术的终极根源却是因为模仿艺术是模仿的模仿而“和真理隔着三层”，而亚里士多德又因为模仿艺术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意味和真理而肯定了模仿艺术。中国诗学则很少强调艺术的认识功能和真理价值，而注重艺术的伦理教化，尤其重视对人情的疏导、对伦理的和合，所以中国推崇的是“诗礼人家”和“礼乐之国”。戏剧是综合性的艺术，从古代希腊戏剧开始，西方戏剧所表现的人的灾难与命运的残酷，就奠定了西方艺术“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基因；而中国的戏曲则是将伦理教化糅合进戏剧故事之中，结尾的大团圆也表现了中国人的善良愿望。在我们对比较传统的中国人对欣赏西方电影的了解中，他们之所以不愿意看西方电影，是因为他们看西方电影往往不知道哪是好人哪是坏人，也就是说，西方电影在展示人生的时候，很少进行价值判断。而在中国电影中，直到当代仍然喜欢进行道德价值的判断。
刘小枫也学过哲学，那么刘小枫应该知道，善在哲学中意味着一种肯定性，而恶在哲学中则意味着一种否定性。如果这种假定可以成立，那么，与刘小枫以基督教的善将中国文化整个都说成是恶的恰恰相反，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文化正是一种邪恶的文化，而中国文化却是一种善良的文化。源自希腊和希伯莱的西方文化，向来以否定性为特征。从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而尤爱真理”以及对柏拉图哲学的否定开始，西方的哲学是“急匆匆你方唱罢我登场”，因而西方文化是中世纪否定了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又否定中世纪而对希腊、罗马有所肯定。从文艺流派上看，浪漫主义以其非理性的浪漫感伤和情感的自然流露，否定了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和艺术规范，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则以其客观性原则否定了浪漫主义的主观性和情感性，现代主义又以其非理性、抽象性以及对主观心理的深层开掘，否定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客观性但是中国文化在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原则下，向来以肯定性为主潮。传述而不造作，肯定而不否定，成为中国文化的师法原则，所以孔子并没有什么著述，他只是向弟子传述在他之前产生的“六艺”以及诗、书、礼、易等方面的书籍。汉儒和宋儒差异很大，但是他们都自称是对儒学的真诚传授，只不过在传授的过程中根据时代的变化和文化的挑战有所变异而已。中国文化是造作语词最少的文化，因为其语词保持着极大的灵活性和稳定性，时代变更了，也并不需要造作新的语词，只需要根据新时代的精神对原来的语词进行重新解释就可以了。刘小枫甚为崇拜的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那么，中国的语言尤其是书写的文字，是最能表现中国文化这种肯定性特征的。中国的文字起源于象形字，从甲骨文、篆书、隶书，一直发展到今天可以输入电脑的简化汉字，仅仅是根据新时代的需要进行了改革，而并没有否定这种文字，所以即使在今天的一些简化汉字中也仍保存着其象形文字的雏形。汉字至今仍保持着极大的灵活性，譬如为了接受西方文化的挑战，汉字就从竖排变而为横排，但是西方的文字却只能横排，一旦竖排就成了谁也不懂的蟹形符号。
事实上，在中国的哲学概念中，似乎根本就不想容纳恶的概念。
西方哲学似乎必须找一个邪恶的对立面，所以有本体就要有现象，有理性就要有感性，在基督教中有神就要有恶魔，有灵魂就要有肉体。
而在中国，性恶论仅仅在先秦出现过，从没有占据中国哲学的主流，从孟子到宋明理学，人性本善才是中国哲学的主流。在中国文化中，恶从来没有上升为一个可以与善对抗的概念，譬如西方文化中的撒旦、梅菲斯托费勒斯、罗锡福之类的恶魔。不错，中国哲学中也有一些二元概念，如阴与阳、乾与坤、天与地、男与女、父与子、君与臣等等，但是阴、坤、地、女、子、臣并不就是恶的概念。由于中国哲学中没有恶的概念，所以与基督教文化强调上帝与撒旦、神与恶魔、理性与感性、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不同，中国哲学强调的是阴阳、乾坤、天地、男女、父子、君臣之间的二元中和。善在没有上帝的中国哲学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是刘小枫没有想到的吧？当然，由于中国文化中缺乏一种恶的否定性与批判性的力量，虽然使得中国文化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善于保存文化而很少使文化血脉中断，但是也带来了中国文化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缺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鲁迅推崇恶魔派诗歌，给过于推崇肯定性、和谐与善良的中国，输入了一个批判性和否定性的恶魔，但是刘小枫却以人格上的阴冷、阴毒，将鲁迅一棍子打死。事实上，仅就善与恶之间的关系而论，如果稍微注意一下逻辑常识，那么，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善恶对立不能同时予以否定；但是由于刘小枫发现这两者都不相信上帝，于是也就顾不得逻辑不逻辑，便以上帝的名义将二者都予以砍杀。
如果就中西文化进行总体的比较，那么可以看出，西方文化侧重于宗教和科学，而中国文化则侧重于伦理与审美。刘小枫以西方文化的宗教救赎与中国文化的审美逍遥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只有恶而没有善，在比较文化中犯了严重的以偏概全的错误。而且比较需要互为主观的客观性，但是刘小枫却以为基督教的价值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主义价值，将最为推崇伦理的善的中国文化主潮的儒家忽略不计，硬说中国只有恶，不知是何居心？即使我们放弃比较研究的相对的客观性，而从中西文化的价值选择的立场上看，那么中国也并不需要西方基督教的救赎，而是需要西方的科学技术。西方文化的当代困境就在于，构成西方文化特色的宗教与科学的发展严重失衡，伴随着科学飞速发展的是宗教的没落和上帝的死亡，所以一部分西方人有感于上帝的死亡而急不可耐地去抓伦理、抓审美做为自己救命的稻草，一部分西方人无可奈何花落去地企图复兴基督教，以使科学的发展减少对人类的危害。而刘小枫急急忙忙参与这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队伍，在并不需要生命精神的安顿却急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的中国，大谈什么基督教的救赎，岂不可笑？大谈也不要紧，如果是一种较为客观的态度，然而他对基督教的迷狂使他根本就无视中国文化的实际，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想把我们拉回西方的中世纪，岂不可悲？
（第四节）鲁迅是阴冷、阴毒的无赖吗
在《拯救与逍遥》中，刘小枫站在“上帝之善”的立场，将整个现世的中国文化斥为恶的文化。但是，如果说刘小枫将“恶之花”送给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误读”，那么送给鲁迅则是一种“正读”。我在拙著《走向21世纪的鲁迅》一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就从鲁迅与尼采的关系以及鲁迅的人格精神、文学观念、小说创作、散文诗创作乃至鲁迅的动物爱好与鬼魂爱好等各个层面，全面地论述了鲁迅做为“东方的文化恶魔”的现代意义。不过，上帝耶和华差遣来的大善人——几乎是第二个耶稣基督的刘小枫是容不得一点恶魔精神的，于是他在《拯救与逍遥》中就开始对鲁迅进行诋毁和漫骂，而这种诋毁和漫骂几乎也超过了一切王朔与葛红兵们。他甚至将鲁迅当成是遮蔽中国精神的“黑暗的闸门”，骂鲁迅是阴冷、阴毒的无赖！奇怪的是，当王朔、冯骥才、葛红兵等人非议鲁迅的论调刚刚发表的时候，就引来了一大片反驳的文章，而对于诋毁、漫骂鲁迅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刘小枫，学术界却保持了少有的沉默。“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今天笔者就算是在沉默中爆发吧，因为笔者既不惧怕刘小枫的大神耶和华，也不会为刘小枫玩弄的那套哲学概念所糊弄，而想秉持公心为鲁迅说几句在本人看来还算公道的话。
人们不是说鲁迅清醒深刻吗？但是在刘小枫看来清醒深刻又算什么：“觉醒的冷眼有什么了不起？难道清醒、理智地看透一切，就算是了不起的精神？”这话似乎在告诉人，迷迷糊糊在睡梦中是了不起的，因为相信上帝就不需要清醒，反而需要迷糊，个体的人即使面对着巨大的不公正和荒谬，也不要抗争，这样你在此世的受苦就会成就在来世的幸福。不过，清醒深刻毕竟还是有点褒义意味，要彻底否定鲁迅就应该连他的清醒深刻也一并否定：鲁迅觉醒的冷眼犀利吗？看到现实的严酷、历史的荒唐甚至中国的国民性，并不需要特别犀利的目光。鲁迅的“觉醒”深刻吗？看到历史的恶必然会嘲笑人的善良愿望，有何深刻所在！
在《拯救与逍遥》中，刘小枫论鲁迅的部分是全书中最庞杂和缺乏逻辑的，你很难找到一个线索，或者说惟一的线索就是抓住鲁迅几句话就破口大骂。有时候他似乎是很真诚地说鲁迅几句好话，但是你读着读着就会发现，原来他这几句好话是为了更进一步地贬低和谩骂鲁迅。他开始说鲁迅清醒深刻，但是不一会他就认为鲁迅一点也不清醒深刻；他忽而说鲁迅伟大，目的是说鲁迅伟大得卑鄙、不值一文。为刘小枫辩护一句，他并不全然不通逻辑，他有时采取的仅仅是欲扬先抑的战略。不信，我就再引他一段原文：“鲁迅精神的伟大，也在于他的自知之明，懂得所有的良善都是虚假。”但是不一会，鲁迅的自知之明就随风飘走了，伟大也就没有了着落：“比起卡夫卡的自知之明，鲁迅是不是根本算不上有自知之明？鲁迅因批判国民性而成为国魂，这国魂是否就是他批判的国民性自身？”他一会儿说，“《野草》当然可以算作存在主义，但那是施蒂纳、萨特式的存在主义”；不一会儿又用装傻的方法来贬低鲁迅：“一直传说鲁迅那里有一种哲学”，但他对这个“传说”几乎没有论证，就下了断语：“鲁迅精神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而非哲学性的”“既然如此，人们称他为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思想富有政治性、战斗性就变得伟大了？政治性的思想难道就非得如此恶？传统的吃人以礼教为口实，如今，为了未来的幸福和光明地作人，也得吃人。鲁迅改变的只是吃人的口实，屈从的却是吃人的事实。”
据刘小枫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了鲁迅。但是在他笔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非常的善良伟大，鲁迅却是非常的卑鄙渺小，因为鲁迅并不能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而仅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塑造的恶魔式的人物。而且即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恶魔式人物如伊凡、伊鲍里特，鲁迅也还不配。不仅是因为鲁迅“没有达到伊凡和伊鲍里特的深刻和真诚”，更重要的是，“鲁迅的心灵从来不曾被缠绕伊凡和伊鲍里特的问题（没有上帝，现世恶的事实该怎么承受）纠缠过。鲁迅实际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斯塔夫罗金、韦尔霍文斯基甚至斯切潘诺维奇”。为什么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差距有如此之遥呢？说穿了，就是因为鲁迅不信上帝，而据刘小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绝望之际也笃信上帝。又据刘小枫说，鲁迅之所以不能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是命中注定的：“鲁迅置身其中的精神传统，从来就没有为他提供过对爱心、祈告寄予无限信赖的信念，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怀和气质似乎可以理解。但据说鲁迅通西学，事实上，他的确知道遭‘众犹太人磔之’的耶稣基督，知道西方精神在深渊中祷告的基督教信念，而且也晓得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问题在于，鲁迅并不相信认信基督教的信念，而是相信恶的事实力量。”
刘小枫终于把谜底道破了，原来一个艺术家伟大不伟大，仅仅是看他相信不相信上帝。刘小枫获得过文学学士学位，从他的大著经常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来看他仿佛也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他似乎没有读真正懂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知道弗洛伊德对《卡拉玛佐夫兄弟》的解读，更不知道巴赫金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理论”以及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评论。否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眼里也就变得不崇高不伟大了，即使还有点价值也比不上中世纪对上帝的颂歌。事实上，刘小枫的艺术准则绝对是反现代的：“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所表达的波希米亚式世界观鄙弃现存的道德原则，其理由是，接受任何非由自己创造的价值就是不诚实。自此之后，‘恶之花’成为现代诗的原则，着意破坏有意义的内容，希望通过表达破碎世界的形式来取得某种意义，抵抗生活中意义的毁灭。”但是，“如果生活世界的本相就是破碎、荒诞、无聊，而今诗人把诗变成破碎、荒诞、无聊的形式本身，怎么会成了对破碎世界的诗化反抗？
明明自己随同世界的沉沦一起坠落，却自己认为在反抗。”总而言之，“凡没有担当起在世界的黑夜中追问终极价值的诗人，都称不上贫困时代中真正的诗人。”刘小枫的前提如此，鲁迅又有什么资格称作诗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