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意识形态和改革的大方向上彼此并无太大差别，然而由于策略和政策主张上的差异使得“亚博卢”集团与叶利钦总统和政府的关系一直不和，始终是一个被排斥在政府之外的孤独的自由派政党。亚夫林斯基公开声称：“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和确立维护人权和法制的民主价值观。我们不相信现制度能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是现政权的民主反对派，是日里诺夫斯基分子、民族爱国主义者和正统共产党人的不可调和的反对派。从民主力量方面来说，同现政权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对其造成的严重政治和经济失败进行严厉批判的基础上。”早在1993年10月“亚博卢”集团就转向“民主反对派”，亚夫林斯基不止一次地说到“我们将走另一条（自己的）路”。他认为，“不能把民主同叶利钦总统的政策和盖达尔的经济方针等同起来。直到不久前‘民主派’的称号一直为主张权力应集中在叶利钦手中，支持按正统的货币主义争取财政稳定的人所独占。”“亚博卢”集团“原则上处于现政权的反对派地位，因为我们认为，现政权执行的是不民主的政策。现制度很可能自己不会变成法西斯制度，但却会为法西斯开辟道路，就像当年德国魏玛政权一样”。日里诺夫斯基为首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以“自由、民主、公正、法制、爱国”为竞选口号，其突出特点是，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不加掩饰地鼓吹帝国思想和俄罗斯民族优越性。在该党的纲领中和日里诺夫斯基的各种言论、书籍中无处不渗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气味。该党主张建立完全废弃联邦体制的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即恢复沙俄时期的以省为单位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原苏联和沙俄疆土范围内重建俄罗斯，并叫嚣准备使用核恫吓，不排除使用武力解决与周边近邻国家的领土争端及其他问题。在国内政治问题上，虽然也声明维护民主和民主政治制度，但却强调应赋予执行权力机关以特权，实际上是主张建立强有力的独裁政权。在经济方面，主张包括私营形式在内的各种经济成分相结合，特别强调保护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主张实行市场经济，但国家必须严厉控制各种关键性部门；如果公民和国家利益需要，不排除重新审议私有化。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自称是“中派政党”，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具有帝国思想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该党的立场常常摇摆不定，然而，依附现政权又总是它的最“明智”的选择，这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对总统和政府的态度上。该党虽然对叶利钦和政府常有微辞，也曾与俄共等议会党团一起提出过弹劾总统和对政府不信任问题，但在最后时刻它总是“中途撤火”，在一系列问题上该党实际上是支持现政权的。由于该党及其领导人的各种“过激”言论和“不良”举止，尽管该党及其领导人不断表示愿意与现政权合作、愿意入阁“承担为国家服务的责任”，当权者终不愿贸然赋予其重任。
四、宽广的“中间地带”
在历届国家杜马中都存在着一个相对宽阔的“中间地带”。第一届国家杜马时处于这一地带的有俄罗斯妇女、俄罗斯民主党，一定程度上还包括俄罗斯统一和谐党和俄罗斯农业党。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尽管除“政权党”——“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外，中派倾向的政党似乎没有什么地位和影响，然而第二届国家杜马还是表现出了明显的“向中间靠拢”的趋势。此外，“农业”、“俄罗斯地区”等议员团以及相当一批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进入国家杜马的议员持有明显的中间派立场。国家杜马中的这种“中间地带”并不完全同于西方国家议会中的“沼泽派”，它的存在对于保持整个国家杜马的平衡和稳定有着重要作用。
在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前，由前任政府总理普里马科夫和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联手的中左联盟——“祖国—全俄罗斯”运动一度声势浩大，成为叶利钦总统的心腹之患。在叶利钦看来，普里马科夫是“旧时代”的人，无法领导俄罗斯走向未来，“‘卢日科夫的’资本主义模式没有言论自由、意识形态的自由和政治竞争的自由。这是分等级的、非常官僚的、专为自己人的资本主义”，而“俄罗斯实业界的精英们以及总统班子所追求的另外一个模式是民主市场的模式，其中没有国家和官员们的操纵”，这是“对新俄罗斯的两种认识，对通向新俄罗斯之路有不同见解的两派力量”。因此，叶利钦将普里马科夫、卢日科夫以及他们所领导的联盟视为主要打压对象，致使“祖国—全俄罗斯”运动在国家杜马选举中未能取得预期的成绩，而且在进入国家杜马后很快便发生了分裂，元气大伤，难以有所作为。尽管如此，并不说明中派，包括中左派、中右派就没有市场了。恰恰相反，“中间”、“务实”正是第三届国家杜马的主要特征，这不仅表现在进入国家杜马的多数党派的属性上，而且还特别反映在支持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权党”和各种“亲政府”的党派本身的主要政治经济纲领上。这种务实的“中间力量”将不仅在本届国家杜马中，而且还将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四节）形成中的政党体制
俄罗斯政党政治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变化，虽然与苏维埃时期相比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然而与经历了数百年政治发展历程的西方所谓“民主政治”相比，无论是从政党政治的动态发展角度，还是从法律上、制度上看，俄罗斯政党政治都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和问题。其中，形成健全的政党体制成为普京执政后多次谈到的重要问题之一。
1999年12月的国家杜马选举是为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所作的政治预演，这次选举中叶利钦总统和政府支持的新的“政权党”——“团结”联盟表现突出，取得了良好的战绩。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国家杜马“选举从根本上破灭了这样一种神话，说我国社会向左摆，逐渐变红，人们只支持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盟者。现在俄罗斯共产党已经丧失了左右国家杜马决策方向的能力；包括通过或否决法律，对预算施加影响，赞成或拒绝政府首脑人选等等。”然而，不成熟的政党体制也使俄罗斯长期陷入政治斗争的泥潭，影响了政治发展和宪政制度的巩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局的稳定和经济恢复。在叶利钦时期，在政党政治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政党的地位受到总统制政权体制的极大限制，政党以及由各主要党派组成的国家杜马对总统的决策缺乏应有的牵制和约束，不能对政府的形成和解散产生直接的影响。在政党发育方面，现行政治体制迫使负责任的政党成为议会型政党，绝大多数政党也都在朝这一方向发展，但许多政党无论是在组织系统上，还是在活动方式上都存在着重大缺陷。绝大多数政党实际上是所谓的“领袖党”，而不是群众性的政党，即党的活动甚至党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个别有影响的政治家发挥“明星”效应。在政党体制方面，尽管当权者也曾经试图人为地“制造”两党体制，但始终处于群雄逐鹿的混乱状况中。从总体上看，政党政治的发展受到政权的抑制而未能得到充分发育，政党斗争往往成为不同政党个别领导人、某些集团追逐显要地位和物质利益的游戏，而公众利益、国家利益有时被置于党派利益之后。“社团缺乏，组织发展层次低下，乃是政治混乱而动荡的社会的特点”，“腐败、分裂、动荡和易受外来影响，凡此皆属软弱政党体系的痼疾，而非强大政党体系的特征。这些东西正是软弱政治体制的通病，这样的政治体制缺乏稳定和有效的统治制度。”这的确可以用来概括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政党政治。对于政党政治方面的问题，普京是有清醒认识的。他在2000年7月8日对联邦会议所作的题为《俄罗斯国家：强国之路》的国情咨文中不无道理地指出，“俄罗斯所需要的是有广泛支持和稳定威望的政党，而不是一个接一个的、靠当局庇护但又想取代当局的官僚党”。显而易见，“在一个文明的社会，政党可以确保人民与当局之间的固定联系。借助选举，政党这种最重要的手段目前已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机会。没有党派就不可能推行大多数政策，也不可能保护少数人的立场”。“在其他国家多年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传统的反衬下，我们的政党体系存在的不足显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