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9年议会选举中，俄共虽保住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但由于人民爱国联盟的分裂，左翼力量严重受挫，其影响已让位于以“团结”党为主的中右翼势力。由于叶利钦的提前辞职，2000年总统大选提前到3月举行。此时，因发动二次车臣战争代总统普京在民众中的声望正如日中天，加上亲政府的“团结”运动等中右翼势力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普京在第一轮投票中就以较大优势轻松战胜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顺利当选俄罗斯新一届总统。这一选举结果表明，目前俄共已无力竞争总统职位，对现政权的威胁越来越小。
普京执政后，对俄共采取了“外松内紧”的策略。一方面，以“强国富民”的口号赢得俄共的合作，在议会中与俄共党团开展建设性对话，以期在一系列内外政策上寻求俄共等左派党团的支持。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手段打击俄共，如促成议会多数通过《俄罗斯政党法》，推动中右翼势力的联合，在议会中排挤俄共。
相比较而言，俄共领导人对普京政府的态度则可以用“爱恨交加”来形容。2000年总统选举结果刚一公布，普京即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将认真考虑投票支持自己竞争对手——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的近30％选民的意见，他认为：有如此之多的选民支持反对派领导人，表明俄罗斯社会领域存在很多问题。普京这番话中表露出的对俄共的尊重与叶利钦对俄共的极端排斥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令俄共领导人非常满意，并“满怀希望地”与普京政府积极合作。在议会中，俄共对普京执政之初提出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方案都给予了积极支持。2000年12月2～3日俄共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普京特意给俄共领导人发去了贺电。代表大会上，久加诺夫在其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第一次表达了俄共将成为现政权“负责任的反对党”的愿望。但是，俄共与普京政权的“合作关系”
并没有维持长久。俄共领导人很快就对普京政府的社会改革政策感到了失望，他们指责中右势力在议会中对俄共的挤压做法是普京政府“对左派的背弃”，声称要把俄共变成“强硬的反对党”，并组成“影子内阁”与政府较量。俄共内部在对待普京政权的态度上也发生了分歧。其中，以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为代表的“俄罗斯运动”积极主张与现政府合作，谢列兹尼奥夫本人曾多次公开表示支持总统的内外政策。2002年4月，议会中支持普京政权的中右派势力向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发动“政变”，要求剥夺由俄共控制的议会委员会主席职位。在左、右两大派别围绕重新分配议会各委员会主席名额的争斗中，谢列兹尼奥夫拒不执行俄共中央命令其“辞去国家杜马主席职务”的决议，这在俄共党内掀起轩然大波。2002年5月25日，俄共中央全会以76票对25票的表决结果，决定将拒不执行中央决议的国家杜马主席、俄共中央委员谢列兹尼奥夫等人开除出党。俄共党内矛盾进一步公开化，俄共的前途令人关注。
（第三节）俄共兴衰的原因
俄共从创建到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再到失去议会第一大党地位、被剥夺对议会大多数委员会的控制权，其间经历了一个由体制外政党向体制内政党的转变，以及复兴—极盛—势衰的发展过程。然而，即使处于自己的极盛时期，或者在其最有影响的时候，俄共都没能像某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那样取得执政党的地位。究其原因，其中既有其自身的缺陷，也有俄罗斯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
一、俄共兴衰的自身原因
第一，俄共没有认真总结苏共和苏联社会失败的教训，以致不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有别于传统、能够吸引社会大多数人的全新的社会发展方向。
脱胎于苏共的俄共并没有建成一个适应社会变化的全新政党，相反它的创建者拒绝任何社会变革。1993年恢复重建后，俄共意识形态上的这种保守性也没有完全消除。一方面，俄共新的领导人面对以社会民主为核心的主流意识，被迫放弃了部分马列主义信条，提出了利用合法手段“夺取政权”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又沉湎于对旧体制的怀念和对恢复苏联的热望。成为体制内政党后，俄共以对抗现政权为己任，扮演了“不妥协反对派”角色，以反对政府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为其议会工作的重心。俄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偏激，以及它的非建设性反对派立场，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俄共领导人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能够与时俱进、符合大多数民众利益的正确主张。从俄共纲领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反思被一些概念性和表面性的词句所代替，而对俄罗斯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展望也没有超出传统社会主义的范畴。1996年总统选举时，正是俄共纲领上的这种保守性成了“民主派”攻击的靶子，俄共也因而失去了多数选民的信任，成为“守旧”、“倒退”与“恢复旧制度”的代名词。而俄共领导人一向用以对付叶利钦政府的所谓“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强国思想”等宣传口号，如今也被普京政府吸收过去，成为他治国理论的一部分。可以说，意识形态与行动纲领上的缺陷是俄共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第二，俄共不是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表，而只是社会贫困阶层的代言人。社会贫困阶层的存在既是俄共复兴的先决条件，也是导致俄共势衰的主要因素。
首先，社会贫困阶层固有的保守性对俄共的政治思维和行动纲领起着束缚作用。如前所述，俄共的复兴首先是社会激进变革引发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果。俄共重建后，因“民主派”推行的社会激进改革而出现的社会大量贫困阶层开始倾向左翼反对派，这为俄共的迅速崛起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依靠社会贫困阶层的支持，俄共取得了议会选举的胜利并成为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言人。
正是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决定了俄共的行动纲领必须以社会贫困阶层的意愿为出发点，即使这些意愿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
为了满足贫困阶层对现政权的普遍不满情绪，俄共不得不将自己置于现政权与现制度的对立面，以致常常被视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保守势力而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孤立。
其次，普京当选总统后表示政府将考虑那些支持俄共的选民的利益，他的这种平民主义治国思想赢得了部分贫困阶层的好感。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以及普京推行了一系列消除社会贫困的措施，曾占社会人口35％左右的贫困阶层正在出现分化，社会贫困人口的数量也在相对减少，这客观上造成了俄共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的萎缩。在这种情况下俄共的势衰也就变得不可避免。
应该说，俄共与社会贫困阶层的结合是双方寻求互利的结果，但这种联合并未给双方带来多少实际的利益。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和行动纲领上的缺陷俄共并没有能力为这一阶层指出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社会贫困阶层的落后性与保守性又割断了俄共与社会主流意识和其他具有先进思想的社会阶层的联系，限制了俄共的自我更新与自身发展。目前俄共在党的建设方面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党员队伍老化，新生力量严重不足。党员队伍与群众基础上的双重危机表明俄共正在逐渐丧失其作为群众性政党的天然优势，且在与现政权的抗衡中也难以组织起广泛的社会联盟。
第三，恢复重建后，凭借合法手段俄共实现了从体制外政党向体制内政党的转变，这一转变推动了俄共的迅速复兴，但同时也引起了俄共党内及其领导人之间的严重分化。这种分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源于思想分歧的党内派别之间的分化，这是俄共党内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长期斗争的结果。从积极方面来说，俄共领导人可以通过不同思想派别的交锋统一党内思想，消除党在行动上的不一致性，从而实现俄共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的自身嬗变。但从消极方面来看，这种思想分歧如果不能解决，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党内分化。事实的确如此，缘于思想分歧的党内分化极大地削弱了俄共的战斗力，而且从它的发展趋势看，这种分化正在演变为俄共的分裂。
目前俄共内部在思想意识与党的行动纲领上分歧很大，各派观点不一。其中有以科索拉波夫为代表的正统派，也有以久加诺夫为首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间派，还有以谢列兹尼奥夫为首的具有民主社会主义特点的温和派。随着谢列兹尼奥夫被开除出党，以他为首的俄共内部派别——“俄罗斯运动”
也很有可能因此与俄共彻底决裂，或寻求与其他政党的联合，其结果必将在组织上使俄共受到严重削弱。不久前，国家杜马“人民议员团”领袖已经建议谢列兹尼奥夫加入他们的议员团。俄罗斯劳动人民党主席之一麦德维杰夫也表示，如果“‘俄罗斯运动’成为政党的话，俄罗斯劳动人民党可以与之联合”。
其二是党内既得利益者与广大普通党员的背离。成为体制内政党后，俄共领导人把参加各级国家权力机关选举作为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的手段。凭借在选举中的胜利，大批俄共党员进入各级权力机关。据称，目前在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中，有近一半的地方行政长官职位被俄共党员或俄共的支持者所掌控。这一现象表明，目前很多俄共党员已经融入了现政权，并从现政权中获得了很多实际的利益，成为党内的既得利益者。根据俄罗斯宪法和有关法律，国家杜马代表享有政治豁免权及其他特殊权利，国家杜马代表的月工资与政府部长的月工资相等，而国家杜马主席的月薪相当于俄罗斯政府总理的月薪。联邦主体地方行政长官还握有许多宪法规定的管理地方事务的实权。近年来，随着这些党内既得利益者队伍的不断增大，以牺牲党的整体利益来保全自己个人利益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其中一个最典型的实例就是：1998年政府危机期间，国家杜马中俄共议会党团的大批成员为保住自己的议员地位，公开违抗俄共中央全会决议，投票赞成基里延科出任政府总理，以致俄共反对叶利钦政权的计划遭到破产。应该说，这些俄共党内的既得利益者对俄共势力的削弱负有直接的责任。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俄共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与它的体制内政党的地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又反映出俄共行为上的矛盾性，它们表现为：（1）体制内政党应起的建设性作用与“强硬的反对派政党”非建设性作用之间的矛盾；（2）俄共纲领的保守与俄共上层领导人的务实态度之间的矛盾。行为方式上的矛盾性在利益因素的作用下而更趋复杂化，进而引起俄共党内及俄共上层领导人之间的分化。谢列兹尼奥夫拒不执行俄共中央命令与他被开除出党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俄共兴衰的社会因素
第一，不愿意走回头路的社会主流意识对社会政治斗争的胜负有着决定性影响。俄共的兴衰有一定必然性，它与俄罗斯所处的社会转轨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形势有直接关系。俄共恢复重建后正值社会激烈变革引发剧烈社会动荡与社会分化时期，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与怀旧心理为俄共的迅速复兴创造了条件。但是，社会情绪的左转并不是社会要求倒退的标志，这点从多数民众在议会选举中支持俄共而在总统选举中支持叶利钦这一现象中可以得到说明。如上所述，投票率高（接近7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是叶利钦获胜的原因之一，这恰好证明了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政治倾向。在俄共与叶利钦的较量中，不愿意走回头路的社会主流意识起了关键性作用。
俄共对恢复传统苏维埃社会的企望，在大多数人看来就是要恢复过去的苏联模式极权主义统治，因而是不能接受的。纲领上的保守性与非建设性使俄共与社会主流意识相背离。
第二，俄罗斯民主制度的特殊性对俄共的兴衰有着直接影响。1993年“民主派”以武力取得了对旧议会的胜利，确立了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西方式制度。这一宪政制度的内容包含了诸如多党制、三权分立与自由选举等现代民主原则，同时又赋予总统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绝对权威。依据这一宪政制度，一方面，俄共重新取得了合法地位，成为体制内的政党；另一方面，总统的大权独揽又对俄共和其他反对派政治组织形成高压态势。尽管俄共在议会选举中连续占据第一大党的地位，但却无法直接参与政权管理。而执政集团却可以利用手中的国家机器、舆论工具丑化俄共，对它竭尽排挤、打压和分化之能事。相对于俄共，执政集团所拥有的国内国外政治资源要雄厚得多。而俄共除了得到社会贫困阶层的支持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社会政治资源，它在国内外实际上处于孤立无援境地，很难找到同盟者。俄共不得不孤身同有强大国际资本作后盾、且掌控着大权的执政集团相抗衡。
第三，与社会知识阶层相脱离是俄共不可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由于俄共所代表的社会贫困阶层固有的落后性与保守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与作为社会先进思想代表的知识阶层的联系。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在1996年大选中舆论界几乎全部站在了叶利钦一边，这一现象仅仅用“执政集团收买和操纵舆论”、“新闻工作者缺乏良知”是无法解释的，这实际上说明了知识阶层的主体与俄共的对立。俄共之所以在与现政权的政治斗争中难以提出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正确主张，与俄共党内缺少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有很大关系。就知识阶层而言，苏联模式极权主义长期统治的历史使他们对俄共抱有强烈抵触，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民主天性使他们本能地倾向于“民主派”，事实上早期的“民主派”几乎全部由知识分子组成，后来才陆续有其他社会成员（如官僚、私有者阶层成员）的加入。在居民文化水平很高的俄罗斯社会里，正是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派”的引导下形成了以反共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流意识，并对社会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说明在一个居民文化水平高的社会里，任何一个政党要想获得政权，离开了知识阶层的支持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