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民主派”夺取政权所改变的仅仅是国家上层结构，这种政权更迭靠的是社会主流意识和民意变化的支持，而俄罗斯社会的基本结构并没有变：市场经济因素尚未生成，经济中国有成分仍一统天下；除一些大城市外，绝大多数地方政权仍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民主派”力量局限在知识界和某些“精英阶层”，且内部意见混乱，叶利钦没有可以依靠的能够自上而下贯彻其执政意图的全国性政治组织，政权的社会基础薄弱。与此同时，业已沸腾的社会政治生活及由此激发的民意，却对社会经济状况好转和俄罗斯迅速振兴的前景充满期望。在这种情况下，执政集团必须尽快行动起来，但选择余地却很小。正如俄罗斯学者皮斯科京所说：“到1991年底，总统和这个班子对经济政策方针的各种实际方案所能进行的选择已经是相当有限的了。无论如何他们已经不能选择，比如说不能选择中国的改革方案，不能采用施行渐进措施的那种办法了。正如盖达尔有一次正确指出的，要这样做，就需要有另一种更强有力的政权和调整好的国家领导经济的体制。而这样的政权和体制实际上在同联盟中央斗争的过程中已经被破坏了”。
激进的改革方案——“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方案应运而生了，这既是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所决定的，同时也与叶利钦的政治思维相吻合。在他看来，要巩固政权，实现民主对集权的彻底胜利，首先需要破除财产的公有制，因为公有制是“财产的国家垄断主义赖以生存的主要堡垒”；其次应当实现土地私有，“只有土地上出现了主人，国家才能丰衣足食”；第三，需要由市场来决定生产，“应取消对企业和劳动集体在经济、金融、经营管理方面自主性的所有限制”。向市场经济快速过渡的“休克疗法”经济改革被寄予无限遐想。
执政的“民主派”天真地以为：通过“休克疗法”可以在短时间（比如说“500天”）内摆脱苏联晚期形成的尖锐的经济危机；同时，这不仅可以使俄罗斯社会一夜间迈入梦寐以求的自由市场经济，而且还可以根本铲除苏维埃制度赖以生长的土壤——公有制，摧毁旧的社会结构，通过私有者阶层的发育与成长来构筑新政权的社会基础，最终取得对“共产主义势力”
的彻底胜利。
西方援助被认为是“休克疗法”经济改革的重要支柱。
为争取西方援助，叶利钦政府奉行“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
时任俄罗斯副总理的盖达尔说：“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对俄罗斯经济大规模的贷款和投资，我们就不能克服所面临的问题”；“俄罗斯政府将奉行亲西方政策，并深信，对于俄罗斯的现状来说这是惟一理智的政策”；为此“必须彻底消除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的一切对抗成分，并使这种关系真正成为完全盟友式的伙伴关系”。叶利钦也说：我们的心情充满忧虑，“惟一的指望就押在作出许诺，告诉人们不久就会得到‘七国集团’
的大宗财政援助”。俄罗斯政府要员一再呼吁西方对俄罗斯实行“新马歇尔计划”和扩大投资，声言如果俄罗斯改革中断，共产主义就会再占上风，那时国际社会将不得不付出远比现在援助俄罗斯高得多的代价。用叶利钦的话说，“西方今天省去几戈比，明天就会多花几百万”。为了消除与西方的对抗，俄罗斯在战略平衡、东欧撤军、波罗的海问题、世界热点地区、国际传统联系等方面均作出让步，对西方几乎到了凡事说“是”的地步。然而，西方的援助并没有如期而至，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俄国人不切实际的幻想。
总之，俄罗斯激进变革的初始动机有二：其一，新的经济因素或新制度的经济基础并没有在旧制度的母体中孕育生成，现在需要借助政权的力量和外界的帮助（西方援助）来强行植入，否则新经济制度便无从建立；其二，这种激进变革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还要通过它来达到巩固政权和融入西方“文明民主国家大家庭”的目的。
1992年初开始实行的“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很快便遭到失败，这固然与西方援助少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这种激进经济变革内在的不合理性。正如本书经济篇所分析的：这一改革既违反了国情，也违反了经济规律，它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全面放开价格，在生产下降的条件下实行财政货币紧缩政策，在缺少原始资本的情况下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在外汇枯竭的时候放开汇率，结果使经济立即陷于混乱。当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4.5％，通胀率高达2510％，卢布汇率狂跌，财政赤字巨大，外汇空前短缺，人民生活急剧恶化，有50％的居民生活猛然跌至贫困线以下，国民经济体系陷入崩溃。此后俄罗斯经济一路下滑，在叶利钦执政的8年里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了40％～50％。
受这一激进变革之害最深的是普通民众。叶利钦虽靠平民主义起家，但他现在的经济政策却把他推到了相反的方向。社会发生了分裂，贫困的居民转而支持以共产党人为主的左翼反对派，围绕权力归属问题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斗争的焦点在于：是遵照俄罗斯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实行议会制，还是按照叶利钦的要求，修改宪法，实行总统制。
叶利钦把经济政策的失败归咎于“红色议会”。他认为正是议会这个与总统并行的权力中心的存在，阻挠了政府政策的实施，使经济改革缺乏彻底性。1993年他与议会的斗争白热化，最终发生了十月流血事件，叶利钦通过暴力手段取得了对议会的胜利。此后他成功地修改了宪法，确立了大权独揽的总统制。从就事论事的角度说，确立总统制，结束“两个政权”
分立和政治纷争不已的局面，在当时条件下符合社会发展本身的要求。
在实行激进经济变革到确立总统制这一过程中，叶利钦完成了他执政生涯的第一次转变，这一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脱离了平民主义路线，把众多居民推入贫困境地，在他看来，彻底改变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与居民生活暂时下降相比更为重要；二是他开始脱离夺权时期“极端民主化”和“分权”思维，走向加强统治和收束权力的总统制。
叶利钦执政生涯的第二次转变发生在1996年总统大选前后，特点是他进一步转向“寡头政治”。
社会发展有其本身的规律，俄罗斯的形势并未因总统制的确立而有丝毫好转。1994年至1996年的情况是：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仍在持续下滑；各类思潮泛起，社会意识日趋混乱；地方分立、车臣战争加重了联邦危机；北约东扩使俄罗斯融入西方的努力遭到沉重打击。所有这一切加剧了政治斗争，“民主派”陷于分化，以俄共为核心的反对派力量日益壮大。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96年6月的总统大选悄然而至。
民意调查显示，1995年底叶利钦的支持率已低至3％，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会再度赢得大选。反对派扬言，将就苏联解体、人民贫困、国有资产流失、车臣战争等问题对叶利钦的罪行进行清算。换句话说，一旦叶利钦失去权力，他很可能被置于死地。面对严峻形势，叶利钦准备了两种方案：一是如期举行大选；二是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推迟大选。这一方面表明他对能否赢得大选缺乏信心，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准备不择手段地维护自己的权力。在亲信们的极力劝说下，他最后放弃了第二种方案。
叶利钦动员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迎战大选，包括国家行政系统、社会团体、舆论界、经济界、文化界的力量和西方援助，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他开始了与“金融寡头”势力的合作，“金融巨头们一个个来到我们的竞选班子。他们也‘投身其中’，分别从组织上、精神上或财力上给予支持”。正是靠金融巨头们的支持，叶利钦几乎掌握了所有舆论。“根据欧洲大众传媒研究所的监控资料，3个全俄电视频道系统尽是说叶利钦的好话，最后一段时间还讲了些列别德的好话，其余的总统候选人实际上根本不提及。这里有几个数字：第二轮投票前的两个星期内，正面提及叶利钦的有247次，批评性的论述一次也没有；批评久加诺夫的有241次，正面提及的一次也没有。”莫斯科报纸指出：“无条件支持叶利钦的传媒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它们对久加诺夫竞选的内容以及叶利钦健康情况等潜在的危机情况作了彻头彻尾的歪曲。”导致叶利钦在1996年大选中获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俄共未能提出引导社会前进的正确纲领，而是缅怀过去，力图恢复传统制度。这就使俄罗斯社会仅仅面临着建立新制度和恢复旧制度的两种选择，再加之上述等因素的作用，叶利钦经过两轮投票取得了对久加诺夫的险胜。
1996年大选在叶利钦与“金融寡头”之间建立了一种利益交换关系，后者“投之以桃”，前者“报之以李”：大选结束后，波塔宁和别列佐夫斯基先后进入政府高层任职；金融巨头们以往发国难财的行为被既往不咎，现在他们以更大的胃口吞食着国有资产；叶利钦“家族”势力也因大选与“金融寡头”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叶利钦的纵容下，金融巨头们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力迅速增大。政治与金钱的密切结合，使叶利钦成为他们的庇护者，这同时标志着他向“寡头政治”的进一步转变。叶利钦离他的平民主义越来越远，离民众越来越远。
二、两次“抛弃”
叶利钦在执政期间曾抛弃过很多人，其中有两次抛弃最能说明他的政治思维，一次是抛弃切尔诺梅尔金，另一次是普里马科夫。他们两人合计任总理时间六年零一个月，覆盖了从1992年起叶利钦执政八年的大部分时间。
切尔诺梅尔金于1992年底出任政府总理，承接了盖达尔政府“休克疗法”留下的烂摊子。他上台后立即对经济政策做了调整，例如：把财政的“硬性紧缩”变为“适度紧缩”；对尚未放开的少数最重要的产品和服务价格保持国家调节；停止证券私有化，转为现金私有化；实行“外汇走廊”政策，以遏制通胀和稳定货币，等等。由于方法缓和，经济的动荡程度有所减轻，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趋于稳定。在任职期间，切尔诺梅尔金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并显示出对叶利钦的忠诚。但叶利钦却于1998年3月把这个为他立过汗马功劳的人解职了，其理由是：（1）“切尔诺梅尔金主要依靠的是所谓的‘厂长兵团’。他看不到、也不理解只有新的经理们，带着新的思维才能复苏陷入泥潭的经济”。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新的经理”呢？叶利钦举的恰恰是波塔宁——著名的“七寡头”之一，而切尔诺梅尔金曾要求解除波塔宁的职务。（2）切尔诺梅尔金实现的稳定，在叶利钦看来，“只是被固定了的危机”。（3）切尔诺梅尔金谨小慎微，步子慢，“没有能力解决国家大量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叶利钦喜欢的是“决定性的外科手术”式动作。普里马科夫也是临危受命，他于1998年9月出任政府首脑。1998年8月俄罗斯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经济再度崩溃，基里延科政府“一下子失去了支持”。普里马科夫上任后，在议会包括左派议会党团的支持下，大力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整顿市场秩序，努力恢复生产，使俄罗斯渡过了最艰难时刻，同时解救了叶利钦政权的危机。但是，危机刚过，1999年5月叶利钦也把他给解职了。叶利钦承认普里马科夫“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总理，一个大人物”。他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是：（1）普里马科夫执行的是“中左政治方针”。叶利钦认为普里马科夫“政府肯定会走其他道路。更何况政府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苏联计划学派的经济学家尤里·马斯柳科夫，他是军事—工业综合体和国家采购计划的坚定拥护者，盖达尔改革方案的坚决反对者。这样一来，叶利钦所有的方针政策都会被划上一个大叉”。（2）普里马科夫把“部分政治空间交给了反对派”，他的联合政府中吸收了反对派人士，从而使“议会多数派手里集中了相当大的执行权力”。（3）他对媒体的批评耿耿于怀，习惯于用“克格勃”手段——非民主方式工作。（4）令俄国商界精英们“为自己的前景担忧”。普里马科夫说过的一句话，即俄国实行大赦的目的“是为了腾出地方来给那些因经济犯罪而将要被我们关押的人”，让叶利钦心惊肉跳，他说：“这不是个过错，它简直就是普里马科夫的悲剧。他把自己以及我们所有人都逼进了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