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外交宣告结束，历史进入俄罗斯外交时期。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外交一再发生重大调整，直至普京总统上台后才趋于稳定。因此这十年可以视为俄罗斯外交确立时期。
俄罗斯外交是在扬弃新思维外交的基础上起步的。1992年2月，即俄罗斯立国之初，叶利钦总统在会见各国驻俄外交使团团长时发表了带有为俄罗斯外交定调性质的讲话”。他说：“走向世界的俄罗斯将实行一种诚实的、开放的、合乎道德准则的政策，而不是一种受意识形态强制束缚的政策。我们优先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俄罗斯人民的利益”；今天“有了一个永远摆脱东西方对抗的现实机会”，“我们愿意同西方、东方、北方和南方进行广泛的合作，共同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发展模式，新的国家间关系”。叶利钦的讲话突出了两点：第一点，俄罗斯将以避免对抗、奉行和平外交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实际是继承了新思维外交的合理部分；第二点，俄罗斯外交将以俄罗斯利益为出发点，从而否定了新思维“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核心思想。
避免对抗、和平外交贯穿于俄罗斯十年外交的始终，并成为它的主旋律。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曾有着与外部世界普遍交恶、强硬对抗的惨痛教训，叶利钦这一代人记忆犹新；另一方面也是俄罗斯国力不断下降、忙于内部事务所使然。
以俄罗斯利益为政策出发点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抽象的口号不会自动实现，它仍有两方面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如何判定俄罗斯利益，这涉及对外政策的价值取向。苏联解体使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产生了一个重新整合的过程，迅即实行的“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使俄罗斯内部出现了尖锐的利益纷争，这些都影响到对外政策的价值取向，影响到对俄罗斯利益的判定；第二，利益的实现取决于目标与手段（实力）的平衡。利益有最大值到最小值的弹性幅度，实现利益的程度取决于自身实力。俄罗斯历史上就是一个大国强国，现在又继承了苏联超级大国的遗产，在传统大国意识影响下，俄国人仍有着很高的大国地位要求，而俄罗斯的衰败却使其难以实现过高的利益目标。
实践中，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问题集中表现为如何判定利益所在和目标与手段不平衡这两个方面，十年来其政策的战略性调整也都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并由此产生了科济列夫“亲西方外交”、普里马科夫“多极化外交”和普京“务实外交”的分野。（第一节）“亲西方外交”
一、以争取外援为目标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1992年新年伊始，俄罗斯政府开始推行“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的经济改革。叶利钦在4月初召开的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明确俄罗斯外交的任务是：“1、为使已开始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获得成功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2、克服全球对抗的后遗症，拆除全球对抗时代遗留下来的对抗性结构；3、同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建立稳定的伙伴关系，以保证俄罗斯联邦能够完全合法地、和谐地加入文明国家联合体。”争取外援、消除对抗、融入西方成为俄罗斯外交的三大“中心任务”。
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在随后对报界发表的谈话中对外交任务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俄罗斯外交有两大重点：一是争取与美国、日本、西欧各国结盟，“我们同这类国家完全不存在任何不可克服的分歧和利益冲突，却存在着同它们建立友好关系、将来建立联盟关系的各种可能性”；二是“同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关系，这还是美国、日本、西欧、东欧，当然还有独联体……这个邻国也会是南朝鲜”。他说：俄罗斯外交构想的实质，“就是要为俄罗斯的改造创造有利的条件”，为此“俄罗斯应当加入最积极发展的民主国家行列”；俄罗斯外交的任务是，把西方对俄罗斯的不信任“减少到最低程度”，为俄罗斯争取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有利于全面改革的广泛合作计划”。需要指出的是，科济列夫的讲话带有以所谓“民主国家”
划线的意味。在建立睦邻关系的周边国家中他漏掉了中国，联想到他3月份访华后谴责“中方的人权观念落后于时代”，这不可能是无意之举。科氏似乎想表明俄罗斯已站在西方“民主国家”一边，这不免带有讨好甚至主动投靠西方之嫌。
此举超越了叶利钦总统避免对抗、政策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主旨，因而被及时纠正。但是，科氏身为外长，其世界观必然会影响到俄罗斯政策的取向。实际上，在他的任期内，俄罗斯外交政策始终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
1992年叶利钦遍访西方主要大国。访问的目的有三：其一，减少西方对俄罗斯的不信任，如宣布核武器不瞄准对方，在削减俄罗斯占优势的陆基战略核武器方面作出重大让步，同意全部裁减和销毁对美国威胁最大的SS～18重型导弹等等；其二，建立伙伴关系，并用联合宣言、条约、宪章等形式从法律上加以确认，以此建立在重大问题上协商、协调的双边机制，并为俄罗斯加入西方“七国集团”铺路；其三，寻求经援和投资，如叶利钦请求西方国家首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俄罗斯问题上发挥积极影响，呼吁西方企业界向俄罗斯投资，去“占领俄罗斯广阔的市场”。“休克疗法”的实施很快便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俄罗斯政府慌了手脚，把希望寄托在西方援助上。叶利钦说：我们的心情充满忧虑，“惟一的指望就押在作出许诺，告诉人们不久就会得到‘七国集团’的大宗财政援助”。7月3日代总理盖达尔发表讲话说：“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对俄罗斯经济大规模的贷款和投资，我们就不能克服所面临的问题。”他明确地说：“俄罗斯政府将奉行亲西方政策，并深信对于俄罗斯的现状来说这是惟一理智的政策”；为吸引贷款和投资，“必须彻底消除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的一切对抗成分，并使这种关系真正成为完全盟友式的伙伴关系”。9月，在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的科济列夫再度呼吁西方对俄罗斯实施“新马歇尔计划”。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俄罗斯需要类似‘马歇尔计划’那样的文明世界与我们合作的计划，需要一项促使俄罗斯进入国际市场关系和进入文明民主国家大家庭的计划。”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俄国人一再打“共产主义威胁”牌。他们一方面向西方人表示，俄罗斯人推翻了共产主义，走上自由民主之路，为世界的稳定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如果俄罗斯改革中断，共产主义就会卷土重来，就会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那时国际社会将不得不付出比现在援助俄罗斯高得多的代价。用叶利钦的话说：“西方今天省去几戈比，明天就会多花几百万。”与此同时，在具体问题上，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消除对抗和取悦西方的举动。除就战略武器问题作出重大让步外，俄罗斯在国际热点问题上尾随西方的政策。它仿效西方，祭出“民主”、“人权”旗号，切断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与原苏联传统盟国的联系。在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的关系中，俄罗斯尽量按照不触怒西方的方式解决存在的争端。
这一阶段的俄罗斯外交以争取西方援助为重心，其政策具有向西方一边倒的性质。这种亲西方政策被概括为“大西洋主义”。尽管此后俄罗斯向西方一边倒的情况有所改变，但“大西洋主义”对外政策的亲西方实质没有变，并一直持续到1995年底科济列夫下台。
二、第一部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
尽管俄罗斯作出种种让步和尾随西方的举动，但它所乞求的西方援助的规模远不如人意，俄罗斯外交反倒背上了“乞丐外交”的骂名。从1992年下半年起，俄罗斯对外政策遭到国内各界人士日益广泛的批评。在总统与人民代表大会日渐激烈的权力争斗中，对外政策成为总统和政府方面的一道软肋，饱受所谓“民族主义”的攻击。
在这种背景下，叶利钦对政策作出调整。10月27日，他出席俄罗斯外交部部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中他列举了俄罗斯对外政策中“错误和失误”：1、对独联体国家的外交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新方向，但在这方面的外交缺乏连贯性，相互矛盾，对这一地区的局势缺乏预测；2、在发展与西方国家——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的关系时，没有坚持在东方——日本、中国、印度、蒙古开展工作；3、同共产党后国家的关系萎缩了，无视东欧国家已整整一年；4、同第三世界的关系减弱了，同新兴工业国家的关系进展缓慢；5、我们的成就取决于融合到世界共同体的程度，但只在接触的第一阶段有些成绩，即别国把俄罗斯当作谈判桌上的务实伙伴来认真对待，但令人担心的是，人家今后再也不会这样做了。他说，我们获得了对别国提出的所有议案——不管这些议案对我们是否有利——都说“是”的名声。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缩手缩脚，经常取守势，往往忍欺受辱；对其他大国不敢为的事对俄罗斯敢为，我们却对此容忍。要知道，俄罗斯不是那种可以被置于局外的国家，我们应在任何类似场合对伙伴，包括对美国说出我们的失望。叶利钦的讲话属于“纠偏”性质，尽管他强调在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还要发展与东方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关系，强调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要敢于说“不”，但与西方建立伙伴和盟友关系仍是俄罗斯政策的核心。正如20天前他在俄罗斯议会的讲话中所说：“俄罗斯没有别的选择，它必须与西方和东方的发达民主国家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甚至盟友关系。但是这种原则性选择不应使我们的政策失去自己的特征，即俄罗斯的特征。”融入西方，与西方国家结盟，这是原则性的，不能变的；所要变的，是不能仅扮演“小伙伴”
的角色，要有自己的政策特征。
时过不久，即11月下旬，俄罗斯投票支持联合国对伊拉克、利比亚、南斯拉夫三国的制裁。面对批评意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解释说：“如果不参加制裁，我们就得不到西方任何贷款，这大约是150亿美元；就不能延期支付俄罗斯的债务，仅延期支付这一项我们今年就为国库节省了180亿美元。”这说明在有求于人的情况下，要保持“自己的政策特征”是很难的。
根据叶利钦在外交部部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12月初科济列夫拿出了外交部起草的题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草案。
构想草案的第一部分对俄罗斯外交出发点、首要任务、为国内建设服务的性质和追求的目标作了规定：“构想的基本前提是，俄罗斯对外政策方针应该符合俄罗斯民族的根本利益。
其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加强国家的全面安全，把俄罗斯建设成为民主、自由的国家，保证为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建立把俄罗斯联邦纳入国际社会的相应的强国地位创造良好的条件。”
关于俄外交的具体方向，构想依次排列的顺序是：
——加强与独联体国家关系，“在俄罗斯周围建立睦邻地带”；——用政治手段保持全球和地区安全系统的稳定，军事建设遵行“足够防御原则”；——加强经济外交，以“动员国际上对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支持，包括以有竞争力的方式使国家经济纳入世界经济联系，减少军事开支，解决外债问题”；——与西方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和盟友关系。“在遵循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基础上同西方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和盟友关系”
具有下列重要意义：“一、使俄罗斯和谐地加入国际民主社会及世界经济联系；二、参与包括全球和地区稳定与安全问题在内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进程的调节系统；三、保证俄罗斯经济改革获得政治、财政、技术即专家支持”。
——发展与东欧国家关系，“战略任务是：防止将东欧变成把我们与西方隔离开来的缓冲地带，不允许西方大国将俄罗斯排挤出东欧地区”。
——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重点是亚太地区、南亚及西亚国家，以“体现我们的欧亚地位，实现在同西方的关系方面取得均衡的可能性”。
——加强与中东地区国家的联系，“重点是与具有巨大金融信贷能力的国家开展合作”。
——利用国际组织。“利用我们参与全球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的机会。吸收它们的财力和技术资源即专家预测潜力以解决我们的国内问题，扩大我国对外政策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手段，以及更广泛地参与包括保证安全与稳定在内的全球和地区的政治与经济调节进程”。这一构想草案的特点是：1、经济内容所占比重极大，说它是经济外交构想亦不为过，反映了俄国人对外援的迫切需求；2、与独联体国家关系被摆在第一位，说明改善周边环境的重要性；3、与西方国家建立伙伴和盟友关系是俄罗斯政策的核心，这既是争取国际援助所必需，也体现了“进入民主国家大家庭”是基本价值取向；4、虽然提及要发展与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但给人的印象仅仅是提法上的一种平衡，发展与这些国家关系毕竟远离争取外援的基本任务和融入西方的基本取向。
在经各方讨论后，1993年4月形成《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正式文本。与科济列夫的草案相比，正式文本增加了以下内容：1、强调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及其对冷战后的新国际关系体系建设负有责任；2、强调了俄罗斯所面临的各种威胁；3、突出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责任；4、在与美国的关系中，指出“俄罗斯的利益远不是始终都与美国的利益相吻合的”，“必须坚定地反对华盛顿政府中可能重新出现的帝国表现和把美国变成‘惟一超级大国’的企图”。除此之外，科济列夫草案中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取向没有变。
《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是俄罗斯立国后形成的第一部对外政策纲领性文件。这部构想反映了当时俄国人认识世界的水平和局限性。
三、科济列夫下台
《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出台后至1995年底，俄罗斯外交呈现下列特点。
1.努力以大国的声音说话，貌似强硬。
俄罗斯开始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显示自己独特立场，此后围绕这一问题俄罗斯与西方龃龉不断，言辞随事态发展时而激烈。在对利比亚、印度的军售问题上，以及在向伊朗出售核技术问题上，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也出现严重分歧。
但正像俄罗斯副总理伊格纳坚科所说：“在外交上，有时公开声明措辞会很强硬，但在实际解决问题时，则是另一种方式了。”在上述争执问题上，俄罗斯最终都采取了让西方满意或能接受的解决方式。
俄罗斯努力显示“自己的政策特征”，带有与西方讨价还价的性质，很像商场上的“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叶利钦后来也说：“有时我的声明乍听起来显得莫名其妙的强硬……但是，这些声明的发表与和八国首脑会议其他领导人进行具体协商、进行非常艰难的谈判有着内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