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2年5月美国总统访俄期间，布什再次表示了对俄伊军事合作特别是核能领域合作的担心。对此已有准备的普京回答说：俄伊在核能领域的合作属于经济方面的问题，没有破坏核不扩散进程。他同时指出：美国也承担了在朝鲜修建核电站的项目；台湾的导弹研发计划引起广泛的不安，其他一些国家也在积极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运载工具，并得到了西方公司的帮助，俄方愿向美方提供这方面的情报。在这一争端中美国人明显占了上风，他们在原本有求于俄国人联合反恐的情况下，在防止武器扩散、车臣人权、北约东扩等与俄罗斯有分歧的问题上维持了原有立场，保持了对后者的压力，同时也没有影响甚至可能还促进了俄国人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态度。通过争端美国人摸透了俄国人的战略意图和行为限度。10月25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说了一番带有总结意味的话：俄罗斯总统普京极力靠近西方并为美国反恐战争提供帮助是真心诚意的，“普京总统明白，俄罗斯的未来主要系于西方。西方是俄罗斯的鼓舞力量之源，科技之源，减免债务之源，也是安全之源”。俄罗斯“命系西方”这一基本判断，使美国人在处理对俄关系时游刃有余地继续贯彻其打压与利诱相结合的方针。尽管俄罗斯积极迎合了美国的战争需要，但它所得更多的是来自西方国家的赞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与西方关系的氛围，而在与西方有分歧的具体问题上，西方并没有减轻对它的压力。
（五）美军进驻中亚带来的问题
美军进驻独联体中亚国家是美国在反塔利班战争中的意外收获。进驻之初美国人保持低调，一再申明无意长期驻扎中亚，一旦战争结束将立即撤走。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调子逐渐发生了变化。10月中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全面表述了美国对这一问题的政策，她说：“关于美国在中亚国家的军事存在问题，我想强调一点：我们的政策不是针对俄罗斯的利益。我们没有酝酿旨在把俄罗斯从那里排挤出去的任何计划。我们知道，俄罗斯领导人对这个地区很感兴趣。在与俄罗斯对话时，美国总是持非常明确的立场：作为独立国家，中亚各共和国应当受到尊重。依我们看，保持合作关系的最佳方式是贸易、经济和政治合作，但绝不是恐吓和施压。”赖斯延续了过去的提法，表示美国无意与俄罗斯争夺中亚，但与过去不同的是，她没有提战争结束后美军立即撤出，而是强调应当尊重中亚国家的独立主权，反对恐吓和施压。这似乎预示着：美军是否撤离，将是中亚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习惯于干涉别国主权的美国人，将在中亚扮演主权卫道士的角色。12月22日，即在反塔利班战争取得胜利后，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提醒美国人：希望他们履行自己的承诺，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动结束后撤出中亚地区。28日美国驻俄大使弗什博对此做出回应，说美国没有长期呆在中亚地区的计划，但又说：
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结束后，美国“应该能够帮助中亚国家发展民主”，“如果美国在中亚的存在可以给中亚地区带来稳定和民主，就不应被视为是威胁”。这里弗什博又祭出“促进稳定”和“发展民主”的旗号。美国人是话说两面，给自己留有选择余地。
美军是走是留问题可能因下面两个因素而复杂化。一是中亚有关国家的态度。这些国家对美军的进驻基本持欢迎态度，这为它们搞好与美国的关系提供了机会，并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增强自身安全，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和政治束缚。从国际法的角度说，美军或走或留是美国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问题，与俄罗斯无涉，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早已退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已没有任何约束。美国可以双边关系为由留驻中亚。二是中亚地区的石油开发。美国人早就觊觎中亚丰富的石油储藏，由于巴以冲突和伊斯兰世界恐怖主义影响到美国中东利益的稳定，开发中亚石油很可能成为美国石油安全战略的新选择。上述因素特别是第二个因素，增大了美军长期留驻的可能性。
美军撤离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条件是美国受到足够大的压力，如俄国人为此撕破脸，拒绝在国际安全（特别是防止武器扩散）问题上进行合作，或者美国在国际反恐中仍需要俄罗斯的大力帮助。
然而，不论美军是走是留，问题的性质都已发生转移：俄罗斯主动打开独联体中亚大门，以协助美国反恐，而最终美军的去留问题却成为美国人向俄国人讨价还价可资利用的手段。
这很有讽刺意味，俄国人的政策无异于“开门揖盗”。
美军进驻中亚在独联体其他一些国家已引起连锁反应。
2002年初美国以“联合反恐”为名向格鲁吉亚派出100多名军事人员，这成为美国和北约向原苏联外高加索地区渗透的第一步。2002年5月间乌克兰尝试提出加入北约的请求，为避免刺激俄国人，北约回避了这一请求，但决定进一步提升与乌克兰的安全和军事合作关系。这些均引起俄国人的严重不安和强烈反应。
如果美军得以长期留驻中亚等独联体国家，将对世界地缘政治格局造成重大影响。北约持续东扩，如再加上中亚等独联体地区势力范围失守，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将被进一步边缘化，其大国地位将再度严重受损。尽管俄国人采取了对应措施，如把有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六国参加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
改组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但不足以改变势力范围失守的现实。在维持对独联体控制的问题上俄罗斯缺少必要的手段。
（第三节）转变政策的决定因素
上述表明，俄罗斯只是在与北约建立合作机制问题上有所突破，而在其他各项问题上的讨价还价却所得甚少。“北约20”的建立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俄罗斯的战略处境也还是问题，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仍有可能把俄罗斯撇在一边而单独行动，北约东扩的步伐也未停止。中亚势力范围的失守及其在独联体引起的连锁反应，则构成了对俄罗斯新的严峻挑战。“9·11”事件后俄罗斯对西方外交的所得与所失相比，其所失无疑大于所得。这就产生了问题：普京为何“先予之，后取之”？这岂不是“与虎谋皮”？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俄罗斯得到了什么，它鲜有所得完全可以用失算来解释，而在于它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人用“战略收缩”解释俄罗斯的让步行为。但是，战略收缩并非始于普京时期，它贯穿于苏联晚期到俄罗斯十年的全过程，以此作为解释不仅很难让人看到俄罗斯政策变化的阶段性特点，而且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普京的这种战略收缩不在“9·11”之前而在之后进行？“9·11”事件后美国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对俄罗斯的压力不仅大大减轻，而且还形成在国际反恐问题上有求于俄罗斯的局面，俄国人明明可以“先取之，后予之”，坐收渔翁之利，但为什么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普京这样做，有其更为深刻的战略考虑。
1.抓住有利时机，一举改变与西方关系中的敌对性质。
普京上台前夕，正值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因科索沃战争和第二次车臣战争而高度紧张时期。他上台后，西方利用北约东扩、车臣人权、俄罗斯国内事务（主要是普京打击“寡头”
势力和控制舆论工具等）以及债务问题对俄罗斯施加了巨大压力。普京外交虽然在其他领域有所进展，但由于与西方关系的敌对性质没有改变，由西方构成的主要威胁并没有减轻，俄罗斯的外部环境远没有改善。由于国力极度衰败，普京急于摆脱与西方的对抗，亟想改善与西方的关系，但却苦苦不得其门。“9·11”事件被普京视为“天赐良机”，这一事件表明美国与俄罗斯一样同受恐怖主义之害，它们面临着共同敌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有“共同利益”。普京抓住这一历史契机，向西方“敞开心扉”，几乎尽最大可能向美国的反恐战争提供帮助，目的就是要向西方表明，俄罗斯不是它的敌人，而是战略伙伴。在普京看来，利用“9·11”事件占美国和西方的便宜是不明智的，因为“乘人之危”无助于改变双方关系的性质；摆脱对抗，进而一举扭转双方关系的敌对性质，才是最重要的，符合俄罗斯的长远利益。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普京宁可主动让步，也要积极迎合美国和西方的战争需要，他与后者的讨价还价实际都是在与改变双方关系敌对性质的有关问题上展开的，并且极力避免任何强加于人的做法。
2.急于实现重返欧洲的目标。